基于栅格的区域人居自然和人文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人居自然要素指数（地形起伏度、气候指数、水文指数和植被指数）和人文要素指数（夜间灯光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交通通达指数）构建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HSCI）,分析了2010年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了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性。主要结论为：① 人居自然环境受距渤海距离和太行山脉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紧邻渤海的天津市和沧州市最好,太行山西侧的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② 人居人文环境在城市地区明显优于非城市地区,并表现出与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层级结构。同时由于南部空气质量较差,其人文环境整体劣于北部。其中,北京市人文环境最优,衡水市最差。③ 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既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规律,又表现出城市地区向非城市地区依次递减的圈层结构,以及高级别行政区优于低级别行政区的层级结构。其中,天津市和唐山市人居环境质量最优,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④ 京津冀地区人口并非在人居环境最好的地方分布最多,而是在人居环境中等的地方分布最多,二者呈正态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大于0.6的土地约占35%,却聚集了约40%的人口,说明该区充分利用了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人口与人居环境质量分布较为协调。     

基于栅格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基于自然与人文多重栅格数据,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分析2015年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协同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人居自然环境呈现出自东向西,由山地、高原向平原、谷地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地形影响最为明显,地形起伏度与人居自然环境呈负相关关系。(2)人居人文环境表现出平原低、山区高,城镇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城市行政层级影响显著。(3)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指数介于0.216~0.716之间,呈现出以关中平原、汾河谷地向外梯级递减的带状空间分布格局。(4)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显著一致,总体呈现出平原高于山地,城市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规律,人居环境质量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土地利用也越充分。     

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从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评价人居环境指数,运用描述统计和GIS制图方法,分析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沿海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内陆城市;在省级行政单元中,辽宁省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最高,天津最低。②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仅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并不能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但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则可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基于GIS的新疆和田地区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

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运用GIS和RS技术采用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模型,系统地归纳了国内外人居环境评价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利用DEM与[WTBX]NDVI[WTBZ]数据将多年平均气温、降水量、人口和GDP等要素的栅格数统一到1 km×1 km的栅格尺度,以此反映干旱区适宜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数字评价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和田地区的人居环境指数介于1.139～4.495之间;整体分布景观是从和田河流域、克里雅河流域等绿洲区向北部沙漠区和南部山脉区递减,大部分地区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人居环境中高级适宜区面积最少,占全研究区面积的1.04%,较适宜区占5.95%,中等适宜区占21.13%、难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占71.68%,表明自然环境基础很恶劣,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因此,开展和田地区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研究,对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县域经济分异特征、原因及对策探讨

在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评价基础上,分析了新疆县域经济分异的特征,探讨了经济分异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对策。新疆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异、民族分异在很大程度上叠加为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新疆县域经济分异与国家安全形势长期面临威胁时的经济建设投入差异、各民族就业人员比例差异、各民族人口的就业行业差异及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有关。应当增加对新疆特别是疆内落后县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并努力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增加基础教育投资,同时加大职业技术教育;鼓励实行少数民族人口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以减轻家庭负担,提高学生入学比例,才能大力迅速提升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好各民族、各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稳定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1)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2)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3)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基于GIS的怒江峡谷人居环境容量评价——以泸水县为例

本文选取坡度、坡向、海拔、土地利用、交通、水资源、土壤质量等作为评价指标,利用GIS的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空间分析技术对怒江峡谷区的泸水县人居环境适宜性进行了定量综合评价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泸水县人居环境适宜区主要以带状形式分布在河流周围,其他区域只有零星分布,与泸水县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相吻合。泸水县人居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人居环境评价值与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系数达到0.89,与各行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达到0.956。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泸水县各个乡镇的人居环境容量,表明泸水县已难以承载现有的人口。     

基于GIS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研究——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建立1 km×1 km栅格单元的人居环境基础数据库,构建了基于人居环境指数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采用GIS技术,定量评价了该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揭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适宜程度;关-天地区人口明显集中分布于人居环境适宜程度较高的地区.评价结果显示,关-天地区人居环境-般适宜区和比较适宜区面积最大,接近全区总面积的95.09%,相应人口最多,占全区总人口的96.19%.     

中国森林乡村的多尺度分异特征与分区优化

国家森林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森林乡村在不同尺度的分异特征及优化方向尚不明晰。本文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耦合度模型和Voronoi图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全国、区域和行政尺度分析了国家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数量规模和内部分异特征,并基于森林乡村与人口耦合关系及乡村可达类型识别,分析了全国森林乡村的分区格局及其优化方向。结果表明：全国森林乡村密度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森林乡村高密度集中分布最大的连片区。基于县域单元的省域森林乡村泰尔指数差异较大,东南区域森林乡村分布相对均衡,西南和东北区域内部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空间可达性呈现自东向西的梯度递减,森林乡村与人口密度的耦合类型分布具有较强的内部分异性。文章基于森林乡村可达类型与耦合分区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特色挖掘区、集聚提升区、适度引导区和功能转型区五类,明确了不同类型区森林乡村建设的重点方向,将为面向乡村振兴的全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分区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

以赣州1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南方丘陵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运用Arc GIS9.3对2013年赣州市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在5项一级指标中,社会文化环境所占权重最大,经济指标权重最小,说明在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文化是一项重要指标,经济是基础指标;(2)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呈现"单核突出,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的空间格局;(3)表征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指标在空间上显示出集中程度不同的空间分异特点。通过对案例区人居环境空间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以期为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并尝试为南方丘陵区同类型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依据,促进该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 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     

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乡村聚落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探讨地域乡村聚落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利用遥感解译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选择阿勒泰样区、天山北坡样区、吐鲁番样区和喀什样区进一步明晰不同自然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的主控因素。结果表明:新疆绿洲乡村聚落密度小、规模小,以集聚模式为主,邻近乡镇中心、道路、河流分布特征明显;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受到乡镇道路可达性、到县城道路可达性、坡度、到河流邻近距离、气温和高程等因素影响,而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四大样区乡村聚落分布的主控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应依据各样区村落发展基础与主控因素,探索不同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模式与发展振兴方向。     

基于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

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老年人口健康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城镇化的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论文选择中国1897个县级城市作为研究单元,基于CHRED-online碳排放公开数据库以及县、县级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人口、经济、土地多维度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级城市碳排放量非均衡性较高,碳排放总量高值地区数量少,但数值较大。② 碳排放总量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东高西低格局,高值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中部大城市周边和内蒙古中部、北部地区,呈“簇状”分布结构。人均碳排放强度和经济碳排放强度则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主要聚集于内蒙古中部、北部和新疆青海交界地区。③ 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对县级城市碳排放总量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明显。经济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各指标之间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影响最为剧烈,并呈现非线性增强作用。④ 在分地区差异性比较中,城镇化水平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影响作用最为剧烈。在同一指标的解释力和关键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方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结合高碳排放区域和城镇化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差异化控碳路径选择。     

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聚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以藏北那曲县为例

以青藏高原北部牧区那曲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时相高清遥感影像精确提取的2005、2010和2017年3期聚落斑块数据,综合运用GIS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那曲县聚落演化的总体特征和空间指向特性,并进一步探讨了聚落格局及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7年,那曲县聚落规模和密度均呈增大态势,由数量增长型扩张转变为规模增大型扩张;聚落形态演变表现出阶段性差异,由空间无序向规整有序转变;聚落以小型为主,面积小于1 hm ²的斑块数占比高达69%,在时间演化上小聚落向大、中型聚落晋级趋势明显;聚落规模空间相关性显著,大斑块集聚区以县城所在地为中心沿青藏公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小斑块集聚区长期围绕那曲镇外围呈“环形”分布。②特殊的自然本底塑造了那曲县聚落低山缓坡趋向和亲水近路特征,受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影响,聚落布局呈现避灾特性,聚落演化的优质草场指向性明显,随着高原乡镇经济职能的日益强化,聚落演化逐渐呈现出与内陆城镇化地区类似的乡镇中心地指向。③高海拔、破碎地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草场禀赋差异及水系纵横等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那曲县聚落大范围小规模沿河谷阶地零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政策、市场化与人口增长、区位条件、管理制度及文化观念等社会人文因素是推动聚落演化的主要动力。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1980-1998

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 prevailed in the prereform China. A new track of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has emerged since 1978. However, 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 has continued to be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es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since 1978 is distinguished by dual-track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ualtrack urbanization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reform period. Whether urbanization takes place in main cities or low-order settlements has been a lasting theme of the urbanization inquiry. This issue is assess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and deconcent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mong four groups of settlements: the primate city, cities with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counties. Contrary to previou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both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are driving a dispersed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