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低收人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众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两市三个层次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和分析,以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为研究和安置的对象,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模式;并分析了自助安置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在城市地域发生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理论发展假设.     

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城市发展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众多的农村人口的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两市三个层次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和分析，以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为研究和安置的对象，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自动安置模式；并分析了自助安置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在城市地域发生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理论发展假设。     

洞庭湖区移民安置模式案例研究——以汉寿县为例

汉寿县是国家、湖南省确定的移民安置重点地区和示范地区，以移民问卷调查作为研究基础，对移民安置模式及移民出向等特征进行分析评价。汉寿县基本移民安置模式为：（1）从退田还湖角度，为利于农业生产，实施单退和双退安置；（2）从移民建镇角度，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3）转垸建镇和筑台建镇等模式。目前移民安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耕地不足，人地矛盾突出，移民就业难，地方工业吸纳移民少等。认为移民安置要与展生态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和推动城镇化相互作用，切实做好移民生产、生计安置，综合考虑移民长远发展，并为洞庭湖区移民安置的长远规划提供战略参考。     

中国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比较分析

水库移民的安置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安置方式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目前中国水库移民安置的重点是农村移民,利用文献综述法和实证研究对中国各地典型的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各种方式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可能适用的时期、地区和人群。在此基础上,根据移民安置方式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速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为农村移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选择合理的安置方式提供参考。     

内蒙古东部农牧区生态移民中安置模式研究——以扎赉特旗为例

生态移民是新时期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新兴措施,能加快绿化进程、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社会、经济、环境及人口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而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的选择是生态移民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本文以兴安盟扎赉特旗的生态移民为例,分析研究区不同安置方式的生态移民实施前后效果,并提出适合扎赉特旗的生态移民安置模式。     

四川三峡经济区城市体系建设战略布局

配合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四川三峡经济区建设,分析移民和城市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四川三峡经济区城市体系规模等级、空间布局和职能结构方案,以及有关措施。     

水库移民中安置性移民与开发性移民的比较研究

建国以来, 中国水库移民安置经历了一个从安置性移民向开发性移民转变的过程。分析比较研究两类移民的本质差别, 有助于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性移民的基本规律性。遵循规律, 探讨问题, 促进开发性移民健康发展。     

三峡移民安置区土地生态安全风险评价 及其生态利用模式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针对三峡库区蓄水后移民安置区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 本文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在总 结归纳了巫山县移民安置区主要土地生态环境问题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 以6 个流域为研究单 元, 从生态系统风险、人文社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三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 个环境风险性因 子, 采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了巫山县移民安置区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有利于巫山县移民安置区土地可持续的生态利用模式。     

云南大型水电工程后靠移民区耕地利用存在问题及对策—以漫湾电站为例

国家拟在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干流上建多个大型水电站,届时云南省将因此产生水电工程移民约45万人.后靠移民是目前电站移民安置中采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漫湾电站后靠安置移民区的耕地结构、空间分布及坡度等条件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后靠安置移民区内耕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并建议在今后云南省大型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过程中注重耕地补偿的"保质保量"、移民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安置规划的"以移民为本".     

三峡移民安置区土地生态安全风险评价 及其生态利用模式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针对三峡库区蓄水后移民安置区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 本文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在总 结归纳了巫山县移民安置区主要土地生态环境问题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 以6 个流域为研究单 元， 从生态系统风险、人文社会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三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 个环境风险性因 子， 采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了巫山县移民安置区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有利于巫山县移民安置区土地可持续的生态利用模式。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环境协调演化特征

借鉴协调发展相关理论,构建综合评价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转型的指标体系,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算2000-2014年系统内各要素对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的作用,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以来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协调水平呈现波动式缓慢上升的走势,共出现四次较大幅度的波动,空间上差异性先减弱后加剧,协调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辽宁省南部,失调城市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边缘地区,无论是协调度水平变化或是空间分布上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②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从划分类型看,协调发展型城市在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作用力均衡较好,对社会服务设施完善等方面投入强于发展调和型城市和失调衰退型城市,钢铁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强于石油型城市和冶金型城市,森工型城市表现最弱。③ 第三产业发展、教育、技术、非国营经济、生产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协调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历史遗留问题、产业结构升级等仍待进一步解决,同时也对实践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高要求。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中国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时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引入时间的新维度,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城市尺度上刻画流动人才居留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与实际居留时长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南北差异。(2)流动人才的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差异明显,大量人才虽然在流入地短期居留,但多有长期居留意愿。(3)随着人才主观居留意愿和客观居留时长增加,舒适物对人才居留的影响在增加。(4)影响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和实际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更大程度上受人才自身特征影响,而实际长期居留更大程度上受流入地因素影响。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国沿海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的发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与挑战。重点论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以西北五省会城市为例

 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城市的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评价。首先,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建立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改进和使用模糊分级评价方法, 引入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和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的模型;再次,对中国西北五省会城市自2003-2009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最后得出,西北五个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城市经济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着差异,影响了城市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五城市中协调发展状况最好的是银川,其次为乌鲁木齐、西安、兰州,最差是西宁。应引起注意的是,西安、西宁和乌鲁木齐的社会系统处于衰退趋势。     

高质量发展下的生态城市评价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熵值-TOPSIS模型评价城市生态化水平的变化及差异,运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城市生态化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稳步提升,城市间生态化水平差异显著并呈扩大趋势;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城市生态化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成正比,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生态化水平要显著优于其他城市;城市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层面指标上的评价得分具有不平衡性,各城市优劣势有所差异,并且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生态化水平差异大于生态环境层面的差异;对大多数城市而言,经济层面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是主要障碍因子。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应立足城市自身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升城市生态化水平,建设高质量生态城市。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POVERTY SEGREGATION IN WEST GERMAN CITIES - THE "AMERICANIZATION" HYPOTHESIS AND ITS EMPIRICAL EVIDENCE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the segregation of the poor in German cities is increasing as a result of cumulative polarization processes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has led to the assumption that German citi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similar to American cities. The idea of an "Americanization" specifically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city "poverty ghettos" and their adverse implications for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Empirical findings based on analyses in five major German cities do not support these assumption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local businesses can function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in high-poverty neighborhoods, which counteracts development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American "poverty ghetto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poverty segregation is overestimated in the debate on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in Germany. Rather, a conceptualization of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to integrate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both population and local business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Key words: poverty, segregation, ghetto, local business,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