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通过建立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微观层面,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生态发展影响巨大,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生态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中观层面,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生态发展路径相似,但是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联动,造成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在宏观层面,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水平直接关系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程度,国家对大城市群的定位不同,不同的战略定位影响其生态发展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巨大差异;无论城市群内部还是城市群之间均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尽快缩小各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努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生态发展能力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的综合层面和影响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的各个因素层面分别提出了缩减生态发展状况非均衡差异的政策建议。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     

基于模糊物元的中国城市群物流能力研究

通过构造基于面板数据的模糊物元模型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物流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整体物流能力总体呈上升态势,并经历了2次高速增长期;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十大城市群物流能力除在个别年份回落外,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发展基本同步;从空间上来看,中西部与东部城市群相比物流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区域差异明显,发展水平及速度均不及东部城市群。     

中国都市区和大城市群的界定——兼论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

根据2005—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4个市级区域面板数据,对城市群产业结构和区位竞争力进行了跨区域比较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十大城市群分为受竞争力限制地区、推动作用不明显地区和受竞争力显著推动地区三类,并从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具体偏离情况和产业变化情况等方面对三类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优劣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区域产业结构优劣和竞争力强弱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相关,三类地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各不相同。     

基于多源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动态比较

比较分析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为分区域优化我国城市群结构、促进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提供参考。采用DMSP-OLS和NPP-VIIRS数据构建夜间灯光总量集成序列,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位序-规模法则、等级钟、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对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规模差异及规模结构演变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内部绝对差异逐年扩大,相对差异和集聚度均逐年缩小;2)长三角城市群由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长江中游城市群由首位分布向分散均衡分布转变,成渝城市群由强首位分布向弱首位分布转变,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均衡性自东向西依次减弱,首位城市均有待进一步提升;3)三大城市群规模等级锁定现象明显,跨等级转移特征差异显著;4)三大城市群中位序城市波动明显,长三角城市群位序波动最小,长江中游城市群位序波动最大。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新格局及新趋向

通过对中国城市群识别标准与现状格局的基本判断,提出了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现状格局是由15个达到发育标准的城市群和8个未达到发育标准的城市群组成的"15+8"的空间格局,分析了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呈现出的高密度集聚、高速度成长、高强度运转的"三高"特点,认为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四低"问题(发育程度低,投入产出效率低,紧凑度低,资源环境保障程度低)、"四争"问题(不顾条件盲目跟风争相纳入国家战略、争建国家试验区,不顾红线争相扩权强势、引发大规模的变相圈地造城运动,不顾深度合作争相重复建设、出现徒有虚名的高度一体化,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争相提出高目标、滋生区域剥夺行为)、"四过"问题(过多的政府主导与行政干预、过高的发展前景估计、过密的集聚负效应和过大的发展差距)和"五缺失"问题(缺失统一的城市群识别标准、缺失规范的统计数据、缺失明确的归口管理机关、缺失公认的规划编制办法与执业制度、缺失权威的城市群规划法律地位);进而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战略与建设目标,认为未来中国城市群将形成由23大城市群、6大城市群集聚区和"π"字型城市群连绵带组成的国家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最后提出了城市群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与对策建议。建议组建国家级城市群协调发展管理委员会和地方级城市群协调发展管理委员会,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机制和公共财政储备制度;修订《城乡规划法》或出台《区域规划法》,增补城市群规划的内容,制定城市群合作公约,出台《城市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城市群规划实施管理条例》,建立城市群规划执业制度;出台城市群规划技术导则,引导城市群科学规划,加强城市群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依托快速国土轴,加快建设国家高速公路的7918网和以四纵四横为干线的国家高速铁路网,完善城市群快速交通系统;规范统计标准数据,编制并出版中国城市群统计年鉴。     

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对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明确要求,论文基于多元主体视角,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框架模型、结构、问题、机制以及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随着大城市边缘区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城乡空间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在治理结构上,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逐渐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型。治理问题上,多元主体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资源争夺造成物质空间混杂、社会空间分异以及空间权力不均衡3个方面问题。从机制角度分析,多元主体遵循各自的空间治理需求和逻辑对大城市边缘区实施相应的治理机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优化路径。最后,总结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治理问题—治理机制—路径优化”递进式研究框架,以完善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践分析研究。     

中国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人口密度作为量化标准,识别2012—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137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收缩情况,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对收缩城市“三生”功能及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2—2017年,三大城市群共40个收缩城市,占城市总量的29.20%,以轻度收缩为主,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核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和偏远欠发达城市三种类型。研究期间,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时空格局变化差异显著,京津冀收缩城市综合功能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明显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域差异显著。研究表明：不同城市群收缩城市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与功能变化显著指标较为相关,三大城市群城市收缩情况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联系密切。     

基于POI与NPP/VIIRS灯光数据的城市群边界定量识别

科学识别城市群边界是城市群精明紧凑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与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论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采用NPP/VIIRS(Suomi National Polar-orbiting Partnership / Visible Infrared Imaging Radiometer Suite)夜间灯光影像与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基于密度的曲线阈值法与分形网络演化算法,对3个城市群的实际物理边界和集聚空间范围进行精准识别与空间特征解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POI密度的曲线阈值法与NPP/VIIRS分形网络演化算法识别出城市群边界均小于国家城市群规划的行政边界,识别范围约占规划范围的20.90%~24.40%,识别结果显示3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发育最好,识别的城市群面积是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2倍左右;② 从POI与NPP/VIIRS灯光数据提取的城市群边界面积非常接近,其中POI数据提取的城市群面积偏大,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市群整体边界轮廓而非内部细节;NPP/VIIRS影像提取的城市群更细碎,能更好地识别城市群聚集中心与关键核心区域,2种方法可以相互比较和验证;③ POI与灯光数据识别的城市群边界叠置分析发现,3大城市群中除了关键核心地带(集聚区)以外,外围还有众多孤立的点状区域(中小城镇),外围的点状区域与城市群集聚中心区空间割裂,一定程度上很难快速有效地接受来自城市群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涓滴效应)。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大城市群的发展——评周牧之《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

“2 1世纪是大城市、大城市群的世纪。大城市是今天中国‘世界工厂’化的支点,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营建一个先进的市民社会,以制度的优势来确保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托起2 1世纪中国之大鼎”。这些观点是来自于2 0 0 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由长期旅居日本的周牧之博士撰写的《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的力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大城市、大城市群是支撑这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节点。一些国际性大城市不仅是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也是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信息中心和跨国公     

基于财富500强中国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空间联系特征

基于2015年世界财富500强中的102家中国企业数据,根据企业组织特征构建了反映企业—城市间关联的折衷网络模型,借助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分析了中国地级城市间和典型城市群之间的网络联系。研究发现：① 城市网络总体连通性较差、向心集中性强,发育不够完备;城市网络连接具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沿海指向和资源指向;网络节点城市对外经济依赖度高,网络结构扁平特征明显。城市群网络存在权力分散、地位分化和外部联系依赖特征。② 城市网络中省域、城市群和俱乐部边界效应明显,区域内外的中心城市规模和数量对省域行政区经济、城市群经济和俱乐部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③ 城市在多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明显,大城市和区域型中心城市比中小城市拥有更加完备和均衡的功能体系。沿海三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其他城市群的优势功能有待突出。④ 城市（群）跨尺度区域功能互动效应显著,城市（群）的自我经济集聚能力与城市（群）的对外辐射带动功能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研究为城市网络模型拓展及理解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特征提供了支撑。     

基于产业空间联系的“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机制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探讨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特征,研究了两大城市群空间经济差异,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野对"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②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越趋于均衡;③从产业空间联系来看,中心城市与其邻近的外围地区的产业联系强度弱化是造成"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关键因素。     

基于交通、人口和经济的中国城市群识别

城市群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较高阶段的自然产物,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新型地域单元。当前,研究人员对城市群的识别尚没有一个统一、快速的技术体系,国内外研究人员对于中国城市群的准确识别和区域界定也不统一。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首先厘清了城市群的基本概念;继而提出了一套以地球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综合了交通、人口和经济属性判断的城市群快速识别和区划的技术流程,即以空间通达性的定量测算为基础,初步识别出空间上集结的城市集群;然后以城市集群的经济和社会属性为判据开展进一步的遴选,得到城市群空间分布及其区划界线。作者使用基础地理数据、DEM数据、空间化的经济社会格网数据,应用ArcInfo Macro Language 编程技术对中国的城市群进行了识别,研究明确了2000 年中国9 大城市群的空间位置及其覆盖区域。与国内外既有认识的对比表明,本研究技术路线简单、清晰,所得的中国城市群区划成果准确,具有可参比性。     

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优化分析——基于位序规模模型

应用城市体系位序规模模型,采集1998—2012年面板数据对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显示: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属于双核首位分布型,成都和重庆双核与其他城市的规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体系出现断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实力偏弱,属于城市群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城市集聚发展时期,扩散效应不明显。提出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优化要以高位序城市为核心发展各种形态的城市群体,引导成渝整合构建成渝城市群;促进城市规模晋级,弥补特大城市缺口和大城市的薄弱环节;积极发展区域性中心城镇,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镇集中;建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等级完整合理的长江上游现代化城市体系,并构建一个更加繁荣、和谐的成渝城市群。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城市群”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等级、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成因和空间区位的城市群,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有机耦合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综合集群体。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综合分析,得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在形成,城市群间的等级职能正在参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进行重组,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由28个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目前尚处总体发育雏形阶段,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战略支撑点和增长极点,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发育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竞争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国际化、全球化与动态监测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群形成发育现状与建设重点

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区和率先发展区,是西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不仅影响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大局,更重要的是肩负着缩小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的历史重任。西部地区城市群由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共10个城市群组成,城市群基本上沿交通干线和大江大河流域发育,总体发育程度低,大部分处于快速发育阶段或发育雏形阶段;城市群紧凑度和空间结构稳定度低,大多数城市群处于低度紧凑和不紧凑状态;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偏低,且西北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高于西南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差异显著,与东部地区城市群相比的发展差距很大。国家相关区域政策对推动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后提出了西部地区城市群的总体发展目标和具体建设重点,对西部地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1～2012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研究北大核心CSCD

利用DEA模型测算了2001~2012年长三角、京津冀及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下降比例分别为6.06%、2.86%、24.34%,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的4倍和8.5倍,证实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下降的迅速性。2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高,冗余量相对较少,降速明显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处于持续降低的状态。3三大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规模报酬有效性的城市比例下降幅度分别为10.53%、10%、33.34%,珠三角下降幅度最大,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的3.17倍和3.33倍;4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外围＂现象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