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区域政策、产业特性与中央企业空间布局演变

通过建立企业区位选择的“推力-拉力”模型, 本文考察了具有不同产业特性的央企在不同区域政策阶段的空间布局演化, 分析了区域政策、产业特性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过程。主要结论为:企业空间布局的动力来自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 前者由企业特征和产业特性组成, 后者由区域政策制度和区域条件组成。区域政策制度和产业特性是影响央企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央企空间布局总体变化与区域政策的演变趋同, 但产业间存在差异。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受区域政策和区域条件影响较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偏好政策优惠及交通便利区域;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央企对创新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因素依赖较大, 布局受区域政策影响较弱;组织结构为区域部型、公共服务业、特殊行业的央企布局受外部拉力影响较弱。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格局特征与集聚路径

研发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采用区域空间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行业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集聚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同时,区域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2)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发展差异性显著,新兴信息技术行业成为发展重点,不同的科技创新区形成差异化的优势行业,并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分工特征;(3)企业空间集聚是多条件组态效应的结果,不同条件在组态效应下形成多要素综合协同型、经济主导下政府服务与创新环境驱动型、政府引导下高校–经济–环境孵化型和人才引领下的创新生态优化型4条路径。因此,突出综合优势,营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挥经济引领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强化人才核心作用,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发展策略将有助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集聚。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与知识整合,进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以无偿献血率、信任度和社会组织密度指标测量区域社会资本,以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5个指标衡量区域创新能力,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我国各省区间的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但两者的空间分布状况具有相似性;（2）信任纬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规范纬度和网络纬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呈负相关关系;（3）人均GDP、R&D人员和研发机构数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呈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了提高社会资本、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生态转型与空间优化

借鉴生态学原理,视区域产业部门为种群,产业结构为群落,提出区域产业生态的概念体系;借鉴生态位方法,构建基于区域的市场生态位和基于区位的空间生态位,揭示区域不同产业种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分布;据此,对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生态演化与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区域产业生态演化经历了形成、强化、退化和调整4个阶段。"十一五"期间,钢铁、石油等传统重化型行业市场生态位偏大,汽车、光电子等先进制造业偏小;空间生态位总体较为平均,黄冈、孝感和咸宁等周边城市初步形成适宜多种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基础。建设区域创新环境、培育区域创新文化,有助于区域产业发展的生态转型;构建复合集群网络、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有利于区域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差异演变研究

研发产业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及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研发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以专利授权数来表征研发产业,采用变异系数、标准差及 ESDA 方法对1996-2009年江苏省研发产业的时空差异演变及成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1）江苏省研发产业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在2004年以前变化不大,其后二者都逐渐增大,尤其是在2006年以后更为显著;（2）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格局在1996-2009年没有太大变化,苏州和无锡一直是研发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苏北地区较为落后,在空间上低低集聚有向苏中蔓延的趋势;（3）江苏省研发产业具有向苏州、无锡和南通集聚的趋势,上海对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结构演变影响显著。（4）区域创新环境及开放程度对研发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打造区域创新环境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其次是市场需求因素。最后要注意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注重信息通讯设施等与研发产业相关的配套服务的建设,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区域创新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以日本创新集群为例

在分析创新集群的构成与创新机制的基础上,从外部环境、构成主体等4个方面讨论了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区别。以日本创新集群发展为例,分析创新集群的关键创新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区域化发展背景下,区域创新集群已成为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在创新集群发展中,领先企业的创新主导与示范作用突出,但又通过技术权力以技术锁定、标准控制等各种不同方式实施技术控制,影响中小型企业及其他研发机构发挥创新作用;在技术传播中,技术扩散、技术转移、技术溢出同时存在,在不同主体、不同阶段、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途径与作用效果不同,畅通的技术通道保证了创新的共创共享;社会网络以社会文化、制度基础保障了各成员主体间经济学意义上最经济的创新合作与交流;创新平台构建了多要素、多功能、多层次的创新系统,体现了创新集群的整体创新优势。此外,行业协会也是创新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差异演变研究

研发产业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及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研发产业的空 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本研究以专利授权数来表征研发产业,采用变异系数、标 准差及ESDA方法对1996-2009 年江苏省研发产业的时空差异演变及成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 现：（1 ）江苏省研发产业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在2004 年以前变化不大,其后二者都逐渐增大,尤 其是在2006 年以后更为显著;（2 ）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格局在1996-2009 年没有太大变化,苏州 和无锡一直是研发产业较为发达的区域,苏北地区较为落后,在空间上低低集聚有向苏中蔓延的 趋势;（3 ）江苏省研发产业具有向苏州、无锡和南通集聚的趋势,上海对江苏省研发产业空间结构 演变影响显著。（4 ）区域创新环境及开放程度对研发产业具有显著影响,在打造区域创新环境的过 程中,尤其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其次是市场需求因素。最后要注意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注重信 息通讯设施等与研发产业相关的配套服务的建设,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演化视角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分析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既得益于本土创新主体的驱动,也离不开区域外部创新资源的参与。在跨国公司大规模海外研发投资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互动关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基于研发全球化的背景,首先从演化视角出发,探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演化,分析不同演化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其次根据二者的互动意图和要素,研究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互动的形成机制;最后以微软为典型案例,剖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我国本土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     

中国航空枢纽城市的国际连通性研究

国际连通是航空枢纽城市内通外联的基本功能体现，利用构建的航空枢纽连通模型测算了我国所有国际通航城市2012年和2017年的国际连通性指数和国际中转指数，并与城市的枢纽定位比较分析。五年间我国航空枢纽城市的国际连通能力快速提升，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三大国际枢纽城市仍主导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的国际中转连通，但国际连通性指数所占份额在下降，次国际枢纽城市和部分区域枢纽国际连通功能快速提升。洲际长航线对各类枢纽城市国际连通能力的提升更具有网络扩张作用，中短途国际航线对次国际枢纽及区域枢纽的国际连通具有重要意义，基地航空公司对城市的国际枢纽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国际枢纽的空间分布从单一的“三点集聚”开始向“多点分化”演化，国际枢纽城市的空间演化契合了我国地区经济开放发展与国际航空运输需求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国际航线网络布局、机场设施发展是建设高质量国际中转枢纽的基础保障，部分新晋枢纽城市缺少有效国际连通与之匹配，“之路”与开放门户等枢纽发展战略仍任重而路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节点-场所模型及其应用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系统梳理了节点-场所模型及其应用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模型分析枢纽地区节点与场所发展特点、探究枢纽地区类型特点、预测枢纽地区发展潜力等方面。基于高速交通网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出未来节点-场所模型应用研究的重点方向：开展不同类型交通枢纽地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的协同作用研究,探索旅游地空间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的平衡发展路径,探究不同要素流网络中节点城市的节点和场所协同发展,揭示节点-场所模型视域下地域空间演化的特征与规律,构建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通过加强节点-场所模型的应用研究,有利于优化地域空间结构,提升地域空间功能,丰富地域空间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制定地域空间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启示。     

城际集装箱交流枢纽的识别及其物流特征——以中国铁路运输为例

集装箱流反映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枢纽城市在区域经济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主导着物流网络的运行。依据图论原理,构筑了枢纽城市的识别模型,融合了城市交流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对集装箱枢纽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形成了21 个集装箱枢纽,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主,枢纽牵引的集装箱交流体系显示“区域-门户”空间结构明显。然后分析了枢纽集装箱流的距离衰减规律,采用Pareto 和Newling 模型进行拟合,确定了主要衰减参数,Pareto 模型的衰减系数b 显示其数值越高,集装箱牵系的城市影响越限于近距离,Newling 模型的递增系数b1为正值说明枢纽附近存在影响塌陷区,最高影响不邻近枢纽。同时依据有向图的矢量属性揭示了枢纽集装箱流的集散规律,发现枢纽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呈明显的非均衡性,邻近地区形成影响塌陷区,一定距离范围内形成主影响区,各枢纽的本底决定了其主影响区明显不同,虽然各城市的辐射峰值和吸引峰值不同,但其集聚和扩散通道往往一致。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枢纽—网络结构

借助连锁网络模型和复杂网络理论,基于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地理分布情况,分析城市空间组织关系。研究发现,全国各地城市呈现一种枢纽—网络结构。全国范围来看,北京为全国性枢纽城市,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为地区性枢纽城市,且枢纽城市之间以北京与深圳的城际连接最为密切,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在网络中连接程度相对较低。基于行业的子网络进行比较发现,不同行业在网络规模、枢纽城市和网络密度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证实了城市空间组织的枢纽—网络结构具有多中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运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蓄意攻击实验发现,删除枢纽城市的腹地城市后其网络连通度基本不受影响,但删除其非腹地城市后网络联通度下降非常明显,说明空间距离对枢纽与节点连通的限制越来越弱,这与中心—腹地结构中的情形有着明显的区别。     

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研究

在全面把握有关高科技产业分工尤其是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关村企业调查问卷 ,验证了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禀赋要求的差异和区位选好 ,以及中关村部分高科技企业价值链各活动环节的空间配置 ,得出北京高科技产业在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上已经显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雏形这一结论。北京在高科技产业价值链活动中 ,具有总部、研究开发以及销售总部特化的特征 ,同时也承担部分生产制造职能。这种价值链分工雏形一方面反映出了北京在国家尺度上的要素禀赋情况 ,一方面也说明了北京的优势所在。论文还进一步总结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模式 ,并结合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基础、要素禀赋及内部差异 ,探讨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的未来走向。     

基于创新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

多部门创新企业的跨城布局能够增进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与创新联系,大量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构成的城市网络是理解国家创新格局的重要认知基础。本文运用1778家国家级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数据和“总部—分支机构”方法建立中国城市间有向关系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及空间交互模型方法,对创新企业建构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基于创新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覆盖广但极不均质,菱形联系格局在次级网络中逐步显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网络联系的核心枢纽。② 城市间创新企业流具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特征与省级边界效应,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对创新企业流具有较强吸引力,北京是网络联系最强核心,上海和深圳次之。③ 城市网络区域异质性突出,东部区域“内联外控”与中、西部区域“内弱外强”的联系格局呈现鲜明对比,东部区域内沿海三大城市群网络的联系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④ 城市的行政等级、经济水平和创新环境等属性指标,以及城市间地理、技术、制度的邻近性关系指标,都对城市吸收和输出创新企业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外资并不利于促进中国城际创新企业流和网络的形成。     

中国区域创新来源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经济普查数据,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区域创新来源因素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空间异质特征。结果发现当前中国区域创新主要来源是自主研发,国内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对区域创新有正向作用,外国技术引进、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存在一定负效应。不同的省域,创新来源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创新来源因素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大体呈现从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后发地区梯度递减特征。在东、中部地区,自主研发成为主要创新来源因素,正效应显著;西部地区的创新来源除自主研发,国内技术转移和吸收仍发挥重要作用,地理加权回归较好揭示了创新影响的空间异质特点。     

基于最多叶子生成树的中国航空网络轴辐结构构建

航空网络的轴辐 (Hub-Spoke) 结构是实现规模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运输网络结构,本文为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航空网络轴辐结构构建方法。该方法从图论和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引入地理距离约束,改进了传统的最多叶子生成树 (Maximum Leaf Spanning Tree) 算法,直接从现有的中国航空网络中抽取树形轴辐结构形成航空支线网络,然后选取支线网络中度前10的节点作为航空枢纽点,并将枢纽点之间在原图中的航线抽取为航空干线网络,最后将支线网络和干线网络合并形成中国航空网络的轴辐结构。在与相关研究的对比分析中,本文方法虽是从图论角度出发,但构建的中国航空轴辐结构符合实际地理环境,划分支线网络距离阈值的选择更加客观合理,所选的航空枢纽点地理意义更为明显,干支线网络的覆盖度更为全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