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申城老龄化问题日益逼近“上海人生得少”急坏专家

东方网记者唐漪薇7月11日报道:今天是第23个世界人口日,昨天下午,市人口计生委、杨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上海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会,聚焦上海转型发展中面临的人口问题,倡导"让家庭健康、和谐",探讨"城市、人口和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陈立、副市长赵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薛潮主持开幕式。上海户籍人口生育水平"长期过低"今年世界人口日中国的宣传活动主题为"让家庭健康、和谐"。会上东方网记者了解到,经专家研究,目前上海人口发展呈现出三大主要特征,"人口高增长,生育低水平"首当其冲。2000年"五普"时上海常住人口为1640.77万人,10年后增加了661.15万人,2011年达     

从科学发展观看上海人口发展

未来15～20年上海人口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上海不可能设置人口进城的壁垒。本基于科学发展观，从建设人口、产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统筹发展的和谐城市角度，对上海未来的人口发展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考。     

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长趋势研究院基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情景模拟

国内外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制定合适的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队列要素法,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作为重要变量对上海市人口规模进行情景模拟,依据结果对上海市未来常住人口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年龄人口对上海市未来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上海应该给予外来迁入人口更多的关注和肯定,而不是盲目地限制;同时,判定上海市2040年常住人口规模将增长到3000万～3870万之间。本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与上海具有相似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规模变化趋势的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对中小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模拟和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社区分类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广东省韶关市为例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生态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对广东省韶关市典型案例分析,对我国山区资源型大城市的社会区分类、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具有这种规模、功能和区位特征城市的社会区可划分为7类,其中5类社会区及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与北京、上海、广州等综合性特大中心城市具有相似之处;而另2类则反映出山区资源型城市的不同特征。影响这类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其中科技文化水平和建设时序两个因素与综合性特大中心城市相似;但就业结构对山区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比中心城市的影响要大得多,年龄结构、性别比结构、人口迁入迁出比重等人口和家庭特征因素在这类城市中具有突出的影响。     

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长趋势研究:基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情景模拟

国内外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制定合适的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队列要素法,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作为重要变量对上海市人口规模进行情景模拟,依据结果对上海市未来常住人口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年龄人口对上海市未来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上海应该给予外来迁入人口更多的关注和肯定,而不是盲目地限制;同时,判定上海市2040年常住人口规模将增长到3000万~3870万之间。本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与上海具有相似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规模变化趋势的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对中小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模拟和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老上海 大陆首座老龄化城市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上海市政府表示,预计2015年底,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逾430万人,户籍人口近3成是老人。上海是大陆第1个人口老龄化城市,未来将积极投入养老机构建设。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作上述表示。马伊里指出,上海是大陆首个步入老龄化的城市,老年人口比例高出全国,是大陆目前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城。截至2011年底,全市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347.76万,占总人口24.5%;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62.92万,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18.1%。到2015年,户籍60岁以上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

利用上海市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运用4种不同的方法划分上海市区,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0年的人口分布变动,模拟了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分布模型。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上海中心城人口大量减少,郊区人口增加,人口郊区化显著,上海人口分布变动趋于均衡;上海人口的郊迁扩散方式,主要与同心圆式的环形道路与放射形道路作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建设格局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受早已建成的内环线的影响;上海人口郊区化主要表现为近域推进, 1990~2000年的圈层人口密度变动曲线的相交点大约在5 km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主要在16 km之内;对人口分布模型的模拟则表明,上海人口分布虽然符合负指数函数模型,但不是最优模型,上海人口密度分布的最优模型是Cubic函数。     

长江三角洲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重心、人口密度及相对变化率、空间计量等方法，对长江三角洲人口分布格局演变、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8年人口重心迁移方向的变化，表征人口分布格局转变，而迁移速度趋缓表征了区域发展向稳态的转变；② 在人口密度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区域差异基础上，时空演变从2000—2012年上海、苏南显著的增加与苏中、苏北、安徽部分城市的下降，向2012—2018年部分欠发达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转变。③ 空间计量回归表明，在人口集聚的“马太效应”下，驱动因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趋强、政府影响的弱化，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也带来空间溢出效应的增强。     

珠江三角洲发展中人口问题探讨

该文阐述珠江三角洲人口迅速增长，原因在于人口基数大，城市规划的失控，“城市化”的急躁，农村人口政策难以落实。人口的激增导致资源的不足并造成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根据人口容量预测，应控制人口数量和落实人口发展目标。建议对策为：1)制订合理的人口政策，依法实施计划生育；2)正确引导城市化进程，合理布局城乡人口；3)搞好社会福利保障，确保社会安定和稳定发展；4)加强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     

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城市化曲线和产业结构演变都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理论上,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四个阶段大体对应。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提前了,而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没有跟上步伐,三个发展过程步调不尽一致。目前,中国人口转变处于第三阶段后期,即出生率逐步降低和低死亡率的阶段。但是城市化过程处于第二阶段,即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阶段;产业结构演变也处于第二阶段,即第二产业主导的快速工业化阶段。相对于城市过程和产业化过程,中国人口将会提前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会对我国城乡人口未来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城市老龄人口的基础设施问题,乡村老年人口的赡养问题等,都需要结合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具体特征提前考虑应对策略。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动的空间关系及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分类治理启示

人口流动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风险扩散。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和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2020年1月1日至3月5日136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武汉市人口流出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启示。研究表明：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疫情发生与隐性扩散、快速扩散与暴发、扩散遏制和扩散衰减4个阶段。2）研究时间段武汉市人口主要流向湖北省境内以及周边省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地理邻近性和倾向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入特征。受地理距离、时间成本、社会经济联系、境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分布的重点区域，一些重点出入境口岸城市的新冠疫情扩散风险较大。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出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等级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8种调控类型，近90%的城市具有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或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特征。其中，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以及中国重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其防控压力来自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而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其防控的难点在于提高防控对策的精准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疫情形势反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重，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常态。建议针对8种调控类型，从人口流动、交通和资源等引导与管控方面分类提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策略，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浅谈世界人口城市化的趋势

人口城市化从数量上去理解，是指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扩大的趋势。一般说来，城市人口增长有三个来源：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动和移民，二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三是城市区域的扩大而增加的人口。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人口城市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社会生产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生态崇明”进入全球视野

近日出版的全球名科学杂志《新科学家》，在其封面系列章中，大篇幅报道了崇明生态岛特别是即将开工的东滩生态城镇的建设规划。在该提要中写道：“上海一处乡村可望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绿色城市样本。”《新科学家》杂志关注崇明，主要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明年，全球的城市人口将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乡村，从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城市时代。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本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因子生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密集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工人干部比重，房屋住宅质量、家庭人口结构是形成广州社会区类型的五个主要因子；广州社会区的空间模式呈向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分配制度是影响这个空间模式形成的主导机制。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研究

以东北三省17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智联招聘、前程无忧、58同城招聘、携程、去哪儿、途牛、58同城租房网、赶集网、居安客、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12个网站的网络关注数据为样本，运用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构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吸引力度测算模型，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和核密度测量方法，测出东北三省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吸引力度的等级特征、类型特征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不同，城市规模越大，其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就越高；相似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总体呈现出正比例关系；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都表现出较高的城市首位特征和明显的长尾特征；②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极度耦合、高度耦合、中度耦合和低度耦合的城市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2.26%、7.91%、24.29%、65.54%；各省间人口流动倾向强度与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差异较小，差距不明显；人口流动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分别占东北城市总数的63.85%、17.51%和18.64%，省际差异明显；③ 东北城市人口流动倾向强度和城市吸引力度耦合协调空间特征表现出等级性、集聚性、洼地性特征，耦合协调性的区域分布特征，不仅与这些地区的区位有关，也与该地区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加拿大城市住户居住选址行为研究──以多伦多都市普查区和蒙特利尔都市普查区为例

本文以多伦多都市普查区和蒙特别尔都市普查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剖析城市地域内部五个圈层（CBD、内城区、成熟郊区、新郊区和远郊区）居住人口的分布现状，分析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住户居住选址的基本倾向，考察居住选址行为与住宅类型的空间分布和居住区位要素制约关系。分析表明：中等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较低和较高的青年单身、无子女夫妻住户和老年住户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城市内部的居住迁移主要迁往城市外围地区，外来居民（包括国内和国外）倾向集居在城市中心区。居住选址行为是受住宅空间分布差异和居住区位条件的交互制约。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住户是从各类住宅和居住区位的各种构成要素的优化配置中选择居住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