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分辨率影像的山区耕地细碎化评价及其尺度效应

研究耕地细碎化的尺度效应对山区耕地细碎化遥感监测、耕地整治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选取贵州省坝区孙家村、丘陵区亚鱼村和山地区小坝村3个不同地貌背景的典型村为案例区,在构建细碎化测度模型基础上,量化分析0.1 m、1 m、2 m、5 m、10 m分辨率下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尺度效应。研究结论：① 随着影像分辨率下降,不同地貌背景下的耕作地块特征有明显的尺度效应。② 不同地貌背景下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存在差异,丘陵区的细碎化程度最高,坝区次之,山地区最低。不同影像分辨率下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3个典型村的耕地细碎化指数均呈现幂函数式下降;且不同地貌背景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尺度变化响应程度不同,坝区的耕地细碎化粒度响应最为强烈,丘陵区次之,山地区最弱。③ 以前1个尺度为参照计算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损失精度时,坝区和丘陵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在影像分辨率由2 m变为5 m时最敏感,山地区小坝村对尺度变化的敏感度从2 m处呈现升高趋势;以基础尺度为参照时,丘陵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尺度变化的敏感度最高,山地区次之,坝区最低。研究旨在为山区的耕地细碎化调查、评价以及治理提供借鉴。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河南省睢县为例

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分析是研究中国农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农户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其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本文以河南省睢县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区分不同劳动力从业类型和非农从业情况,用不同劳动力类型的非农从业机会对非农工资进行修正,以此估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不同劳动力机会成本水平下农户的耕地利用决策行为,揭示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区域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非农收入较高,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地转出行为:在种植结构决策中,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粮食作物,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单一化:在集约度上,表现为伴随机会成本上升,劳动集约度迅速下降,资本集约度中增产性投入有所减少,省工性投入增加,农户通过增大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力的现象明显;耕地利用中增产性投入的减少在粮食生产中的表现为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相对较低.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资料,在农户和地块两个微观尺度上分析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家庭户主年龄、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经营的耕地总面积、地块破碎化程度及耕地综合利用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1）户主年龄较大、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较小的农户,耕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一般高于其他农户,而资本投入较低。年轻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耕地利用的资本投入较大;（2）农户经营的地块越破碎,劳动投入越高,而资本投入越低;（3）在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上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都较高。说明劳动力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劳动力的机械替代、规模化经营及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均存在一定的潜力。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以湖北省“江夏区—咸安区—通山县”为例

农户是耕地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基于农户视角构建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合理。本文选取湖北省“江夏区—咸安区—通山县”作为研究区域,采用改进的TOPSIS法,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细碎化程度衡量指标的选取应基于耕地细碎化的属性特征,从农户微观视角,选取地块平均面积、地块数量、地块间的平均距离3个指标,衡量某一区域的耕地细碎化程度;②耕地细碎化在岗地平原地区与低山丘陵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岗地平原地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低于低山丘陵地区;③研究区域地形地貌呈现出“北部岗地平原—南部低山丘陵”的分布特征,耕地细碎化的综合程度基本上呈现出“北部低—南部高”的分布规律;④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耕地细碎化存在显著差异,在岗地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而在低山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低。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喀斯特槽谷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贵州省朗溪槽谷为例

研究耕地集约利用对于解决耕地高效利用问题意义重大。喀斯特槽谷区耕地稀缺、经济发展诉求强烈,从微观尺度以农户视角对地形复杂且经济欠发达的喀斯特地貌区开展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以贵州省郎溪槽谷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测度耕地利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集约度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岭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地貌部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价值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显著,不同地貌部位耕地利用集约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谷顶、谷底、谷坡。其中,劳动集约度空间分布特征与其一致,资本集约度谷底最大、谷坡最小,谷顶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平均值为71 739.85元·ha~(-1),谷底为66 751.78元·ha~(-1),谷坡为25 015.80元·ha~(-1)。(2)实物形态的肥料投入,谷坡最少;有机肥投入比例不断增加。(3)不同地貌部位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谷底主要是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总收入、二三产业收入、劳均耕地面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家庭机械拥有台数;谷坡为家庭总收入、劳均耕地面积、家庭机械拥有台数;而谷顶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和离集镇的距离。耕地总面积、农业政策补贴是共同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槽谷区土地利用格局、促进生态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中国省域耕地集约利用态势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理性小农”、超边际经济学等理论,建立了农户耕地集约利用解释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集约利用度指数 (CII) 和驱动力模型,分析了1996-2008年中国省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大幅度提高,但地域差异明显,初步形成了第一阶梯较高集约度、第二三阶梯较低集约度的空间格局;耕地集约利用的首要贡献来自于化肥、机械、农药等省工性劳动的大量使用,其次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经济收益和劳动力生产率,与耕地集约度呈正相关,而耕地非农化效益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呈负相关。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引申：加强政策引导,科学合理使用非可再生能源等省工性劳动;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综合生产力;提高耕地经营性经济补贴标准,激励农户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测度方法

针对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度混乱的状况,文章从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实物指标还是价值指标、综合测度 还是分项测度、单纯测度还是复合测度以及初级集约度还是次级集约度测度等五个方面,辨析了土地利用集约度 的概念,评价了各种测度方法的特点和应用范围。认为土地集约利用或粗放利用,本身不是土地利用的目标,是实 现土地合理利用的两种基本途径。其本质是资源的替代。把土地集约利用定义为用资本和劳动来替代土地资源的 现象,使集约度变化与用途转换这两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联系起来。提出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土地利 用集约度的基本测度指标应为单位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数量, 产出指标只可以作为代用指 标。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需求的角度,对土地集约度指标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基于能值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分析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采用能值形态从投入指标测度耕地的利用集约度, 系统分析了研究区2000-2009 年间耕地的劳动力集约度、机械化集约度、化肥集约度、农药集约度和地膜集约度的时序特征, 然后以这5 种投入能值为基准对研究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整体特征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10 年间,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呈指数增加, 其中农业机械集约度的比重最大, 达到了99.50%以上, 且逐年上升, 农业机械化成为研究区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② 耕地属于高度集约利用和低度集约利用的县(市) 最多, 属于精细利用和粗放利用的县(市) 最少;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划分为东部耕地精细利用区、中东部耕地低度集约利用区、中部耕地高度集约利用区、南部和北部耕地中度集约利用区5 个区;④ 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县(市) 逐年增加,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影响越来越明显。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基于农户利用效率的平原和山区耕地利用形态比较

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是引起土地利用系统变化与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因素,当前学者从多个视角对耕地利用形态展开了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从农户层面深入探讨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揭示农户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为切入点基于平原区寿光市和山区沂源县农户调研数据,从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变动与农业生产决策视角对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寿光市和沂源县耕地利用效率较低,并且存在地貌类型和农户类型上的差异,平原（寿光市）耕地利用效率要高于山区（沂源县）,老年农户耕地利用效率低于年轻农户。在影响路径方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生产要素投入和耕地产出直接影响耕地利用效率,而种植结构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对完善农地整理绩效评价和农地整理政策意义重大。依据湖北省3个县(市、区)的188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户流动资本投入意愿和固定资本投入意愿的关键因素,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越高,其流动资本投入意愿越弱,固定资本投入意愿越强;(2)农地整理的效果在不同土地规模、不同年龄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中有所差异,土地规模大、非老龄、纯农户以及第一类兼业农户的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更强。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farmland landscape patterns in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on sustainable rural land use and rural 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for farmland fragmentation with multiple aspects (dominance, integrity, aggregation, regularity, and connectivity) at the county scale. The goal was to identify the evolution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 of the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2000-2015 and investigate underlying drivers using panel data of 359 counties. Results showed an accelerating but fluctuating fragmentation pattern of the farmland landscape. The indexes of dominance, integrity, and aggregation of farmland decreased most sharply, while the index of connectivity increased. Furtherm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farmland fragmentation pattern showed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trajec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transition.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municipal districts also emerged earlier and was more severe than in county-level cities and counties. Factors influenced by advancing urbanization include the proportion of artificial land,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these factors drove the evolution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In contrast, the increase in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armland were the ke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in farmland connectivity.     

农用地集约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以新疆拜城县为例

农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直接关系到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科学量化评价农用地集约利用变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新疆拜城县1978-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农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利用多因素综合评分法对历年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然后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模型考察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拜城县的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高,农用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率和持续状况对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率呈现出各自的变化特征。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不是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随着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将不断加强。     

农地边际化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

本文对农地边际化与边际土地的概念与本质、农地边际化在区域土地利用中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农地边际化是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综合驱动作用的过程,一种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的过程。在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会有不同的行为响应,从而导致区域土地利用在“集约度、播种面积、用途转移与土地经营制度”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指标”、“集约度指标”与“播种面积指标”是诊断农地边际化的三大指标。一般而言,如果该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为负,且在随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度下降、播种面积缩小,甚至弃耕撂荒”等变化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该农地利用出现了边际化现象。但不同类型农地边际化,其诊断标准也有差异。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英文)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土地等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启了资本在乡村地域的循环,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之间按市场原则重新匹配。本文建构了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村级多源数据,实证了中国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及机理。在理论层面,研究揭示出不同类型资本流向不同农地用途,形成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并通过“资金实力”或“经济附加值”影响农地流转率;在实证层面,研究发现村级农地流转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控制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且存在空间差异。就资本类型而言,“城市工商资本”与“城乡混合资本”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对“城边村”的影响大于“远郊村”,后者反之,“乡村内生资本”的影响不显著。就农地用途而言,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平原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传统农业、休闲农业影响不显著。从资本循环模式来看,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在现代农业原有基础好的地区影响程度更高,而后两者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异较小。助力农地流转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应因地、因资本循环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