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

自然、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开发提供条件,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也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力量。运用线性加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研究发现：① 尽管云南87.50%的州市旅游资源与生态安全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两系统具有明显的耦合互动关系,但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趋于稳定,且呈现以昆明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需增强,空间分布格局有待完善。② 从局部演化特征来看,除滇中和滇东南旅游区,其余四大旅游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扩散效应”。③ 50%的州市旅游资源障碍度具有“组合度>品位度>类型>丰度”的特征,而生态安全障碍度层面,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不高,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生态安全响应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旅游业与地区发展及民生改善协调关系研究

以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域为实证分析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从时空角度对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探知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调关系和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旅游业、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综合评价值持续上升，前者增长较慢，后者相对较快，旅游业发展滞后于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二者耦合协调系数稳步增加，但整体水平不高；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梯级递减，南方优于北方的空间分异规律；旅游业系统对于地区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其中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旅游专业化程度和旅游院校学生数是影响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和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

实现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沙漠旅游主导型省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沙漠旅游主导型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以及ArcGIS空间可视化表达方法对2009—2018年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过程与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各市发展程度差异显著;耦合协调度指数由2009年的0.3121上升至2018年的0.5655,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断改善,趋向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程度由低水平失调的旅游经济滞后型发展为高水平协调的生态环境滞后型;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变化明显,且差异显著;剪刀差整体演化速率较为稳定,波动趋势极为平缓,表明两系统演化速率差异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而耦合度夹角在45°—90°波动变化,表明两系统正处于协调发展阶段。     

新疆旅游发展驱动因子

利用新疆2001-2012年的统计资料及相关社会经济数据,从社会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政策因素、生态环境、旅游资源赋存度、旅游服务能力等7个面构建新疆旅游发展驱动因子指标体系。运用Delphi法、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地诊断出新疆旅游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条件、旅游资源赋存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旅游服务能力是影响新疆旅游发展的5类主要动因,社会危机事件是制约新疆旅游发展最为关键的因子,这一研究为新疆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协调发展理论和耦合度模型,对长山群岛2006-2015年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提升阶段,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长山群岛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较差,协调度较低;长山群岛旅游产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阶段性发展.2010年之前,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小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11年之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明显大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定量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高于乡?城,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两类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两类人群间存在差异。② 流出地的户籍价值显著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流入地的户籍价值、经济方面的整合融入对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③ 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及流动距离分异。④ 产生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户籍身份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差异。     

中国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动力机制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带来旅游消费市场新需求的大背景下，研究旅游与交通的耦合发展关系对于促进二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协同发展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发展指数、重心模型及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重心耦合动态及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探究，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心总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迁移的态势，且二者重心迁移的空间重叠性显著升高，迁移方向也趋于一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耦合性特征；2)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渐趋提升，均衡化发展态势日益显著，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特征；3)耦合协调度空间发展差异的省际非均衡性较为明显，其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分散型斑块状”向“集聚型散面状”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三级阶梯状”分布态势；4)科技信息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及政策调控驱动力对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各因素与各种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推动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关于提升吉林省旅游业发展水平之思考

吉林省旅游业起步较晚，产业规模小，但发展速度快，“十五”期间全省旅游业总收入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达到17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省当年GDP的5％，基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要提升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就要涉及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协调发展，文章侧重于对吉林省旅游资源优势和旅游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对旅游市场定位、旅游产品定位和市场营销策划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了关于提升吉林省旅游业发展水平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路。     

辽宁省海洋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海洋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模型,分析了辽宁省海洋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1999-2010年期间,辽宁省海洋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逐年递增,而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值波动较大;1999-2003年,辽宁省海洋经济系统协调性处于失调状态,2004年之后大体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且协调等级逐步提升.     

天山北坡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

选取与区域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34个指标,分别建立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型协调度评价方法,构建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发展-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度及其整体发展水平作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天北各县市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生态环境条件不一致,各县市区域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也不尽相同.以协调度为分类标准,结合协调发展度与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将天山北坡各县市分为3种类型:[1]同步协调型,包括石河子、米泉、阜康、奎屯、昌吉和玛纳斯;[2]趋近协调型,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呼图壁、博乐、奇台、木垒;[3]生态主导型,包括温泉、精河、乌苏、沙湾、吉木萨尔.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状况,分析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关键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方法,使用旅游政务网、地理空间数据云、政府报告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2001—2017年间影响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含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政策、常驻人口、交通状况）、经济产业因素（三产占比、旅游收入、生产总值）和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结果表明：① 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② 相关政策、常住人口、交通状况、旅游收入、生产总值5个三级动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从2001—2017年间不断加强,而三产占比三级动态影响因素呈现波动下降,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3个三级静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变化较平稳;③ 从演化过程来看,2001—2017年间社会政治因素影响能力值逐年增加,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二级影响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第二的二级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最小的二级影响因素。结果可为合理评价和指导区域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旅游业发展,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和旅游产业升级提供科学依据。     

甘肃省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2008、2018年A级景点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景点时空分布集中性、移动性、可达性三方面对甘肃省旅游空间结构变化进行探究,并以“点—轴”理论为基础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甘肃省A级景点空间结构类型为聚集-随机型,景点分布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酒—嘉、兰州、天水等地,在旅游板块上呈现出“点强、面弱”的特点。(2)景点可达性时间成本变化明显,1 h等时圈增率为134%,2 h等时圈增率为41%,交通情况改善明显,路网“线分散”的特点趋于弱化。(3)以“点—轴”理论为基础,因地制宜,联系实际,提出三大旅游板块各自的增长级和发展轴线,以期推进甘肃省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转变。     

基于 POI 的住宿业时空格局演化及与 旅游景点的空间关联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住宿类 POI（2012 年、2018 年）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法探 究住宿设施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旅游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利用分形维数模型和相关数据 统计分析方法测度住宿设施与旅游吸引物的空间耦合情况，旨在为城市住宿和旅游空间优化提供 科学参考。结果显示：（1）主城区住宿设施总体沿河滩路、阿勒泰路等重要交通路线分布，数量明 显增长，米东新区等地有演变为外围集聚中心的趋势。（2）住宿设施总体向东北方向移动，轴向集 聚转为离散分布，2012 年各类型空间分布方向和范围差异较大，2018 年三星级和经济型空间离散 化趋势最为明显。（3）普通型住宿设施由孤立核模式演变为带状多核模式，呈现明显的中心集聚― 外围扩散趋势；经济型酒店由点状集聚转变为带状集聚。（4）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的空间耦合性较 高，在主要道路缓冲区内具备较强的空间协调性，旅游地域系统处于单中心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 分形结构有待优化。     

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001年中国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计量地理分析的中国A级旅游景点（区）空间结构研究

以2012年底中国2424个A级景区（点）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和计量地理方法（最近邻指数、样方分析、基尼系数和热点聚类等）,对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利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了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借助耗费分配方法划分了4A级及以上景点的服务范围。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A级景点的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点,人文类景点的聚集度高于自然类景点;4A级及以上景点的聚集度低于4A级以下景点;4A级及以上人文类景点的聚集度高于4A级以下人文类景点。A级旅游景点在中国八大地理分区中的分布也呈现集中分布状态,空间分布的均匀度较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4A级及以上景点的服务范围表现为西部>东部,北方>南方的特征。景点的一级热点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德庆-阿拉善左旗一线的东侧;二级热点区由11个区域组成;三级热点区则主要由京津-中原-长三角组成。     

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响应——基于2000~2015年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数据的分析

以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投资为研究变量,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投资演化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存在与旅游发展总体协调、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多样和部门差异明显的特征;省域旅游发展响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投资的“时间磨蚀效应”和“绩效累积效应”;在“空间牵引效应”作用下,中国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特征由离散型“核式极化”向连续型“域状扩散”转变。最后,提炼了旅游发展对旅游投资空间响应的实质：以投资为驱动,依据循环积累因果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增长。     

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

构建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测算了2006~2017年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化情况。研究表明：吉林省生态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旅游环境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旅游环境总体发展滞后于生态旅游发展; 2006~2017年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和初级协调型,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 ④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的协调度与生态文明呈现正向关系,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协调水平愈高,区域生态文明发达程度也较高。     

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研究

滇中城市群交通网络与旅游发展的协调动力机制是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内生互馈动力机制-交通网络演化对旅游发展的驱动效应、旅游发展对交通网络演化的反馈效应实现滇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发展内生耦合发展;同时,又通过外部激励驱动机制-自然地理环境“约束-吸引”机理、政府政策导向机制、社会经济发展聚集-扩散机制刺激滇中城市群交通与旅游发展耦合发展。实证研究表明滇中城市群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强度较高,交通优势度与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协调性较好,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并提出建立交通旅游相协调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构筑完善的旅游交通网络格局、完善与交通网络相协调的旅游集散中心体系建设等交通网络与旅游发展协同演化建议。     

Spatial evolution model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Anhui,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tourist destinations may be regarded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formed by multiple adaptive agent interactions and composed of an agent system, tourist attraction subsystem, tourist service facility subsyste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evolutionary progress of the Southern Anhui tourist area. The period 1979 to 1990 comprised the formation stage of spatial agglomerates, during which tourist attractions centering on Huangshan Scenic Area and Jiuhuashan Scenic Area were gradually exploited and formed scale agglomeration;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began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and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0.26 to 0.29, and from 0.33 to 0.35, respectively. From 1991 to 2008, the system experienced a growth stage in which Huangshan Scenic Area and Jiuhuashan Scenic Area were further developed with improved tourist service facilities. Rapid development of Xidi-Hongcun Scenic Area and establishment of Fantawild Tourist Area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more spatial agglomerates with larger scales;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presented fluctuating changes, reaching low points of 0.15 and 0.25 in 2000 and 0.12 and 0.22 in 2007, respectively. From 2009 to the present day, the system has remained in a blowout-development stage, during which non-linear interactions among agents are strengthened; various emerging development factors generate cultural tourism, vacation tourism, rural tourism and other new tourism products jointly with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factors. New tourism products form a large number of new spatial agglomerates that are interconnected, accelerating the spatial flow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and reducing the differenc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s within the region; Gini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declined steadily from 0.17 and 0.23 in 2009 to 0.12 and 0.15 in 2016.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