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矢量—栅格集成法的厦深高铁影响空间分布——以广东东部地区为例

提升区域可达性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可达性分析成为评估交通网络建设效益及制定决策的重要内容。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模型的不足,本文采用模拟精度更高的矢量—栅格集成法,以厦深高铁为例,分析高铁开通前后广东省东部区域可达性变化程度和空间分布,探讨高铁对研究区域不同尺度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厦深高铁显著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但不同站点间提升程度有所差异;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影响具有显著的隧道效应,可达性变化较高的空间分布方向与厦深高铁一致;厦深高铁对区域交通可达性的公平性和区域产业发展都将产生一定影响,高铁对中小站点地区发展的刺激作用将是长期的过程。     

跨省山区陆路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以乌蒙山区为例

基于交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GIS技术,构建跨省山区空间阻隔可达性模型,并以跨滇川黔三省的乌蒙山区42个县(市、区)为研究个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区内可达性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递减的圈层空间格局特征;2区外可达性表现出显著的东西分异格局特征;3乌蒙山区综合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较低,中心城镇可达性水平相对较好,整体差异不大,可达性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低均衡性特征。综合交通可达性具体表现出"核心-外围"圈层分异结构特征和东部与西部分异结构特征。建议从跨省区域交通网络合作、快速交通网络大通道、区域交通网络联通率、全域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等方面重视跨省山区交通网络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综合交通可达性的时空演化

以1986、1994、2005年为时间断面,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为指标,长三角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综合交通网络及其可达性的时空演化呈现如下特征:①综合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综合交通可达性的不断提升,且第二阶段(1994-2005)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第一阶段(1986-1994);三时间断面上海及环太湖地区均为可达性最优区域,1986及1994年可达性较优区域大致由沪宁沿线和沪杭沿线构成>形,而2005则大致由沪宁沿线(含沿江地区)、沪杭沿线及杭甬沿线构成Z形;②可达性提升中节点获益具有明显区域差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初始值越高的节点其值下降幅度越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变化率中部地区低于南北边缘地区,但变化值及变化率在不同阶段均呈现不同特征;③从分省市角度,上海可达性最优,江苏板块次之,浙江板块较差,但上海的优势地位逐步下降,浙江板块与江苏板块间的差距正不断缩小;④综合交通可达性系数标准方差逐步下降,表明长三角地区综合交通网络发育日益成熟,但不同交通方式具有不同发展特征。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商业环境特征与评价——以天津市为例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商业环境包括微观商业环境和宏观商业环境两个层次。通过构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商业环境的定量评价体系,并采用理想点法对天津地铁1号线的6个典型站点进行实证研究。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商业环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等级分异和职能分异,即位于城市中心区的轨道交通站点其周边商业环境优于位于城市外围地区的轨道交通站点,继而从空间选址、等级设置和功能提升3个方面提出城市外围地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商业环境的提升建议。     

基于GIS的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方法研究

交通网络的评价方法很多,其中可达性被认为是一项综合的、有效的评价指标,并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等多种领域。结合研究实例,总结了可达性的主要度量方法：距离法、累积机会法、潜力模型法、效用法和时空法,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GIS作为一门新兴技术,为可达性的计算提供了更为简便、精确和有效的工具。结合GIS的技术优势,提出了将GIS应用于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的一般方法,并给出了基于GIS的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的研究框架。     

山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中心镇交通可达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为例（英文）

交通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地形的影响,山区中心镇相互之间的经济作用很弱,故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它们的交通可达性。本文首先以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研究区,提出以研究区内中心镇到最邻近高等级城市的时间距离作为衡量各中心镇交通可达性的指标,并对哈尼梯田地区四县的各个中心镇可达性进行评价。其次,分析了各中心镇交通可达性与其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哈尼梯田地区各中心镇的交通可达性水平总体较低,70%以上的中心镇到其最邻近高等级城市的距离在1h以上;四个县中,元阳县的交通条件最好,绿春最差;空间分布上,研究区内北部和中部的交通条件要好于区内西部、西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小农乡村经济对交通网络的依赖性低,第二产业对交通网络状况的依赖性较高。未来,为了推动哈尼梯田地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各乡镇应根据其产业发展方向,适当改善交通状况,避免不顾生态环境影响,过度投资修建道路的行为,特别是在生态脆弱区,高等级公路应该禁止修建。     

全域规划视角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研究进展

采用文献梳理法对中国知网刊载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题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内研究集中在:(1)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慢行交通体系、出租车、私家车、大型机场等间的换乘组织与连接规划;(2)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内部的换乘与衔接,及轨道交通站点空间组织等领域研究;(3)国内研究聚焦在各式交通方式衔接规划及城市路网为主的硬件建设等,但较少关注各类群体出行行为模式及其对交通方式换乘规划影响等.最后展望了中国大城市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关注的轨道换乘研究方向.     

中国县域可达性区域划分及其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区为例

分析旅游合作效率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前提假设构建了交通网络结构下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评价模型,并运用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对湘西地区2004~2014年旅游合作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交通网的逐步完善,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不断上升,从2004年的0.07到2014年的0.75,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与地区交通网络密度以及交通网络优势度呈现协调增长的关系。同时,由于地区间交通质量差异、交通配套设施差异及交通通达度和连接度影响旅游合作效率,导致区域内各州市之间旅游合作效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基于社会需求与交通可达性的新疆通勤机场布局研究

从经济、人口、资源、交通以及社会公益性综合层面评价县域民航需求与交通可达性水平空间差异,采用断裂点模型对现有干、支线机场布局进行评价,确定新疆通勤机场布局与功能。结论：（1）影响新疆县域民航发展需求的各类因素中,经济因子客观权重高于社会与环境因子。（2）民航发展需求水平与交通可达性综合水平县域间差距较大,整体偏低。（3）民航发展需求指数与交通可达性综合指数组合为6类区域,且大部分为"低需求低可达性"。（4）机场吸引力有效断裂点为70个,集中分布在民航发展需求与综合交通可达性中低水平区域。（5）新疆民航机场布局可发展干-支-通勤三层轴-辐与南北疆环线布局模式。     

高速铁路与出行成本影响下的全国陆路可达性分析

基于GIS技术与网络分析模型,应用可达性指数与标准交通经济成本参数(GTC),测度2020年规划高铁通车前后全国陆路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与变化,探究高速铁路与出行成本影响下陆路可达性的特征。结果显示:从时间可达性看,高铁提高全国陆路可达性的整体水平与交通网络的客流运输效率,优化陆路交通网络,使跨区域中心城市之间联系日趋紧密,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沿线重要城市人口覆盖范围急剧增长。高铁沿线站点、重要城市化地区与部分边远地区城市可达性获益最多,高铁对城市间中远距离关系影响突出,短距离影响主要局限于高铁沿线地区。此外,地区之间交通公平性差距结论并不统一。从经济可达性看,高铁对不同收入群体陆路可达性影响效果不同,对中低收入群体经济可达性影响有限,而对于高收入群体,随着旅行时间价值提高,经济可达性空间格局将不断接近时间可达性空间格局。     

技术关联、交通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公路和铁路的研究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全域规划视角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研究进展

采用文献梳理法对中国知网刊载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题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内研究集中在：（1）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慢行交通体系、出租车、私家车、大型机场等间的换乘组织与连接规划;（2）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内部的换乘与衔接,及轨道交通站点空间组织等领域研究;（3）国内研究聚焦在各式交通方式衔接规划及城市路网为主的硬件建设等,但较少关注各类群体出行行为模式及其对交通方式换乘规划影响等。最后展望了中国大城市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关注的轨道换乘研究方向。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广佛都市区城市扩展的模拟与分析

可达性是连接土地利用与交通建设的关键环节,对城市扩展具有指向性。利用Auto-Logistic回归的CLUE-S模型,预测区域发展与交通规划两种情景下2020年广佛都市区的城市扩展,分析了1982~2020年交通可达性格局演变与城市扩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CLUE-S模型在城市扩展上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且加入可达性因子有助于提高模拟精度;1982~2020年广佛都市区空间和时间可达性格局由双核心圈层结构演变为单核心圈层结构,且时间可达性格局有明显的交通主干道指向性;城市扩展强度与扩展差异逐渐拉大,预测2020年扩展区域集中在白云与花都交界处、天河黄埔一带、顺德部分乡镇;都市区由无序扩张转变为交通指向性,随着可被开发的土地的减少,交通指向性的影响减弱;初期的城市用地规模越大,交通可达性提高越显著,但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先行建设的开展,城市规模对交通可达性的正向影响减弱。未来侧重于完善站点的公共配套设施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     

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网络发展过程及可达性演变特征

从中国近代交通发展之初到高速交通网络化时代,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发展一直占据全国领先地位,为探究其长期演化的特征,以百年时间尺度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网络发展过程,并以13个地市为中心,采用考虑跳跃式交通运输方式的时间距离计算模型探讨了其可达性演变过程。研究表明:(1)京津冀地区陆路交通网络发展经历了交通近代化起步时期(1881-1937年)—交通发展停滞时期(1937-1949年)—路网拓展时期(1949-1980年)—主干构筑时期(1980-1995年)—高速交通网络发展时期(1995-至今)五个阶段,以北京为中心的路网结构早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初就已形成;(2)京津冀地区区域可达性空间格局从沿交通廊道拓展向同心圆结构演变,中心城市交通圈层结构逐渐形成连片发展格局;(3)中心城市的交通圈层结构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北京一直具有最高的地位,而张家口的地位自新中国成立后明显下降。京津地区一直是短时交通圈最先形成的区域,而处于区域腹心的冀中地区交通区位优势一直不突出。     

个体出行情景下上海中心城区地铁可达性研究

地铁是城市内重要的公共交通方式,对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居民出行便捷度起到重要作用。个体通过地铁前往城市内不同地点的能力受个体前往地铁站的能力和地铁站间的通行能力影响。基于此,该文综合考虑个体可达性与地方可达性,提出评价个体到达区域内不同地点能力的指标——个体区域出行可达性,即从某点出发就近进入某类交通网络节点,通过该交通网络到达该网络所有节点的最短时间均值,可结合最短旅行时间及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计算得到,以尽可能精细地评价在节点分布足以代表区域的情形下个体到达整个区域的能力,并计算了上海中环以内城区地铁出行的个体区域出行可达性。结果表明:受线网结构和自然地物分布的影响,个体在上海中心城区通过地铁前往不同地点的能力由最中心地区向外波动下降,部分特殊地区和线网稀疏区个体出行能力较差,浦西地区的可达性情况明显好于浦东地区。     

新疆交通可达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采用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模型, 结合GIS 空间分析的方法, 分析了交通可达性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对投资绩效的影响, 以及定量模拟了交通可达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 果表明, 当交通可达性满足某一经济水平时, 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投资的规模, 但当交 通可达性小于与之对应的经济水平时, 它对投资绩效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同时在一定经济 发展阶段, 交通可达性的波动与经济的波动之间具有显著的同步响应关系。另外, 新疆的交 通可达性具有明显的局部分异特征, 总体水平较低, 通过万元GDP 增长所需交通耗费分析 进一步表明, 这种分异特征与经济分布特征相一致。因此, 分析交通可达性对研究区域经济 具有重要意义, 对稳定、谐调、平衡发展区域经济, 划分主体功能区提供有力的依据。     

基于可达性角度的区域发展机会公平性评价——以江西省为例

在对可达性评价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Arcgis的简易可达性评价方法,并结合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1997年和2007年江西省一、二、三级中心地进行区域可达性评价。结果表明:经过10a的发展,江西区域可达性得到明显改善;可达性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高等级的中心地提供更高等级的商品和服务,接近高等级中心地的区域可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交通建设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增加交通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有助于实现区域公平;可达性差的区域获得的发展机会较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江西赣中南、赣南、赣西北的可达性发展缓慢,影响到区域发展和区域公平。     

区域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优化及实证研究

以“绿色交通”为规划理念和区域发展为实践目标,探讨基于GIS的交通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系统。在对交通问题进行结构分类后,构建载流对比分析模型,对各交通类型进行评估,测算区域综合承载能力。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交通载流对比分析,评价单类交通类型的载流能力;根据区域的主导因素,将区域交通网络问题划分为3类问题域:经济过快型、建设不足型和分流不畅型,并针对性地提出3类网络结构优化方案:中心辐射、均匀分散和中转分流。借鉴双曲线交通结构,对核心问题域(郑洛焦济区)进行优化设计,为交通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新疆城镇发展与交通可达性相互影响

城镇发展与交通可达性密切相关,探讨二者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区域发展状况.本文根据新疆1979-2008年间城镇及交通发展数据,利用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建立回归模型,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镇发展与城镇交通可达性格局演变特征及二者相互作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发展区域差异明显,两极分化严重,其中北疆好于南疆,东部优于西部;城镇交通可达性在时间尺度上以1997年为分界点,前20年增长缓慢,后10年急剧提高;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以天山南北坡中段最高,向外围呈递减趋势.城镇发展与城镇交通可达性关系方面,城镇交通可达性水平对城镇发展制约严重,其变化对城镇发展边际影响递减;城镇发展对城镇交通可达性正向影响明显,城镇发展水平越高或城镇发展速度越快,城镇交通可达性改善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