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     

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基于协同发展视角

基于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城市旅游核心与边缘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旅游产品价格、旅游交通服务价格与服务次数、城市居民居址到RBD与到城市旅游边缘区的距离、城市人口等因素对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指出上海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为:上海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资源的空间互补特性、上海城市旅游边缘区旅游产品价格竞争上的优势、上海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快速旅游交通网络的建设及上海城市旅游边缘区人口的增加等。     

城市居住人口空间分布的模拟研究——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为解决以行政区为单位的人口数据空间表示法无法准确反映人口实际分布的问题,文章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采用面向对象法对建筑进行提取和分类,并结合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对分类结果进行验证和修订.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地利用密度法估算研究区各街道居住建筑的人口密度,并采用格网法进一步构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型模拟城市居住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广州市天河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广园快速公路以南的带状区域内,中心商业区和工业密集区的人口密度最大,主干道附近区域的人口密度显著大于其他区域;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新塘、凤凰、长兴、龙洞等街道的人口密度整体偏低,模拟结果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相符.文章采用的数据可获得性强,操作方法简单,估算精确度高;研究提高了建筑解译和分类的效率,真实地反映了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建模方法和研究思路具有一定推广意义.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人口与经济是反映区域差异的两大主要指标,其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在产业转移加快的背景下,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二者空间演变协调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重心、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核心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边缘区经济增长加快,但人口向核心区集聚态势依然存在;基于不一致指数与不均衡指数的分析表明,与边缘区GDP快速增长导致区域GDP格局显著变化不同,边缘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且集中在部分城市;尽管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人口与经济增长不协调性增强推动了长三角人口与经济总体协调性的提高。本文尝试从市场、政府及人均GDP等因素对长三角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协调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基于GIS的城市犯罪行为空间分布特征及预警分析

本义利用中原某县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道路图、社区人口统计资料,以及10年的城区犯罪案例数据等,对该县城区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年份的犯罪数据进行了空间分析。对该县城区犯罪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该县城区的核心区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东关和西关较多,而边缘区案件数量相对较少;②就所有犯罪案件在城区的空间分布看,犯罪密度空间分布具明显的分区特征,其中水口路、十字街和袁山市场是犯罪密度最高的区域;东关、西关以及城北新区是犯罪密度较高的区域;城市边缘区的犯罪密度最低。研究表明城市犯罪与城市建成区的发展有关系;城市犯罪案件数与城市出行人数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通过建立城市犯罪空间分布模型,可以模拟与预测城市犯罪未来空间分布,从而使公安部门及时准确地作出防范措施。     

基于多尺度窗口分析的西安城市化空间格局及其特征

以西安城区2000,2005和2010年的土地利用图为基础,结合移动窗口法和迭代自组织聚类法,实现城市发展对其周边地区影响的多尺度分析与聚类并绘制成图,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将其分为:城市核心区、半城市化区、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地区。结果表明,在局地尺度(0.81 km)上,2010年城市核心区、半城市化区、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分别为96%,59%,38%和8%。城市核心区集中在碑林区、莲湖区和雁塔区,是西安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最高的地区,半城市化区多呈斑块状镶嵌在城市核心区周围,城市边缘区连片环绕城市核心区分布,乡村地区分布在区域最外围。在区域尺度(16.11 km)上,各类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逐年增加,西安城区整体的城市化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     

郑州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扩展与优化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城市的中心城区和边缘地带同时迅速扩展,城市边缘区成为变化最大、问题最多和最敏感的地带,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区域.近年来,郑州城市边缘区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郑州市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但其空间格局的不清晰和空间组织的混乱也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郑州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变的历史悠长而曲折,景观积累多样而繁杂.当前,郑州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扩展主要得益于郊区城镇化和乡村城镇化,扩展方式以轴向扩展与外向扩展为主.郑州城市边缘区的空间优化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遵循一定的科学准则,合理确定功能与产业定位,采用科学的空间组织方式,并接受高层次的规划制约.在此基础上,以产业园开发模式为主,实现边缘区空间格局的优化.     

泛长三角区域入境游客空间格局与意象研究

城市是游客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把握游客在城市间流动特征是探究区域城市旅游联系、明确旅游影响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与优化未来城市旅游发展布局及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借助聚类法、挖掘算法与网络分析法,以地理标记照片为研究对象,对泛长三角区域52个地级城市入境游客空间特征从分布、类型、流动、意象等视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依据入境游客聚集程度泛长三角区域可被划分为入境旅游核心区、次核心区与边缘区,其中,核心区与区域经济中心高度吻合,次核心区旅游资源特色突出,边缘区旅游发展潜力较高。同时,入境游客流动网络密度由中部核心区向外部边缘区逐渐降低,形成一个包含四等级的网络层级结构。且各省市区域内部入境游客分布与流动也呈现差异化特征,并与各地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服务接待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入境游客意象分析也在一定程度印证出目的地最本质的地方性特征对入境游客空间分布和流动特征的影响及作用。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及驱动机制

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     

高温影响下西安市人口脆弱性评估及其空间分异

高温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脆弱性后果愈发严重,如何科学量化与评估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高温适应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在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分析框架基础上,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影像、手机信令、POI、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从高温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高温影响下人口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和脆弱性测度模型,揭示高温人口脆弱性等级分布特征和空间异质性,识别人口脆弱性空间地域及其致脆因子类型。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高温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总体上均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即城市中心地区形成“高暴露、高敏感、高适应”,城市边缘表现为“低暴露、低敏感、低适应”。② 西安市人口脆弱性以低值和较低水平为主,脆弱性也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脆弱性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三环以内,形成断续的“岛状”分布形态,脆弱性低值和较低值地区分布在城市边缘。③ 不同致脆类型的面积占比依次为综合主导型（37.3%）>高温暴露主导型（33.3%）>适应能力不足主导型（23.6%）>人口敏感主导型（5.8%）;高温暴露主导型广泛分布在城市中心、北部和西部等地,人口敏感主导型相对集中在城市中心偏南地区,适应能力不足主导型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综合主导型主要集中在城市南部,北部也有大量分散式分布。本研究可在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评估方法,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的减缓与治理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探讨—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的规划建设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功能定位决定它的规划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文中对广州市边缘区增城市城市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背景契机、制约性和对策措施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Exploring the fringe belt concept in Auckland: An urban morphological idea and planning practice

The idea of urban fringe belts has been recognised as a powerful means of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form of urban areas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 outward growth and internal change. Surrounding Auckland's city core, an inner fringe belt can be recognised. Farther out there are middle and outer fringe belts. Fluctuations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doption of new transport modes, land reclamation and topography ar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these fringe belts. The examination of changes to fringe belts highlights important issue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which are pertinent to planning and design policies for urban landscape management.     

浅议上海城市边缘区的界定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共同作用的地域单元,如何划分城区,城市边缘区以及乡村地区是目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文章在遥感以及ＧＩＳ等技术支持下,对上海城市边缘区的界定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确定了现今上海城区与城市边缘区的大致分界线,并认为城市边缘区边界是动态变化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城乡互动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半城市化地区,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在充分认识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流县目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作为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的依据和基础。在充分把握双流县与成都市的互补关系与一体化趋向的基础上,贯彻功能区的思想,制定了推进双流县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对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2000–2015年京津走廊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监测研究（英文）

Rapid peri-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challenge for sustainabl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orldwide. To clarify how unprecedented urban sprawl at the metropolitan fringe impacts urban-rural landscape, this study took the Beijing-Tianjin corridor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one of the largest urban clusters in China, as a typical example. By using Landsat-based landscape metrics and a practical methodology, we investigated the landscape changes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reason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peri-urbanization of China. Specifically, multi-temporal land use maps derived from Landsat image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landscape metrics and analyze their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s. The practical methodology was used to monitor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change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ndscape patterns in the area had changed greatly from 2000 to 2015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land sprawl and arable land shrinkage. The intensity and scale of landscape changes varied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s. Sampled plots in urbanized areas and rural areas demonstrated distinguishable landscape pattern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rban areas had more heterogeneous and fragmented landscapes than rural areas. Peri-urban areas in general experienced higher levels of land diversification than rural area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ppeared to be more aggregated near Beijing and Tianjin cities. Besides, our findings also indicated that urban expansion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landscape patterns.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otentially provide strategical insights into landscape planning around mega cities and sustainabl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大都市区城市扩张过程及形态对比分析——以东京、纽约和上海为例

大都市区化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研究大都市区域城市扩张进程对理解其未来增长趋势、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区土地扩张及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以及都市区发育过程中城市扩张的一般化空间模式还未被深入理解。论文选取东京、纽约和上海3个大都市区,获取1990—2015年间3期Landsat影像数据,使用梯度和格网分析法,采用城市土地密度函数和城市扩张指数,从建设用地数量变化及其时空分布、城市形态变化等方面,多角度对比分析各城市不同阶段建设用地增长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① 大都市区边界仍在不断扩展,建设用地在研究期内持续增长;20多年间东京、纽约和上海的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3%、53%和233%;上海一直处于高强度扩张状态,而纽约的城市扩张在后期几近停滞。② 大都市区建设用地密度从中心向外呈圈层递减式分布,城市核心区和边缘区半径的增长最明显;城市形态均趋向于紧凑。③ 新增建设用地时空异质性明显。东京的远郊新城不断建设,纽约一些尚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次中心仍在扩张但速率逐渐放缓,上海的核心区外围增长剧烈并逐渐向远城区推进。④ 大都市区域扩张先后经历高速期—缓慢期—停滞期,扩张进程表现为核心区膨胀—次中心及新城建设—逐步形成稳定的多中心结构。     

基于POI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城市建成区提取

准确识别城市建成区边界,对科学实施城市规划和建设、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建成区概念出发,综合考虑建成区连片和公共设施配置,提出一种基于POI核密度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建成区边界提取方法。该方法以不透水表面指数和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POI核密度为主要数据源,通过构建城市建成区综合指数（POI&ISA指数）和最佳阈值选取等步骤可实现较为准确的城市建成区提取。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将该方法与基于POI方法的建成区提取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POI&ISA指数的方法提取精度较高。该方法可弥补单一POI数据源在城市尺度建成区提取中的不足,且通过对POI数据类型初选和带宽的适当选取提高对公共设施配置的表征能力,在局部地区可获得更好的建成区提取效果。     

基于UCMap的城市环境气候空间格局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使城市下垫面发生改变,自然景观的大幅减少与人工建筑的大规模增加,给城市气候与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城市环境气候图作为分析与调控城市环境气候、评估城市环境气候状况的工具与平台,拓展了城市气候信息在城市规划与发展中的应用。针对目前中国华南地区城市环境气候研究缺乏多要素图层、多技术方法综合分析的现状,充分考虑到不同要素对环境气候影响程度的差异,论文结合已有的城市环境气候图的编制方法,选择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的广州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多环境要素、多评估时段、多技术方法的复杂下垫面城市环境气候图系统,利用专业气象插值、遥感反演、GIS空间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广州市空气质量、热负荷与通风潜力进行分析评估。结果表明：广州空气质量和热负荷具有明显的季节和空间差异性,通风潜力的空间差异性明显而季节变化微弱。通过进一步叠加分析各环境要素,将广州环境气候划分为7种类型,其中最适宜类型主要分布于北部山区林地与城间耕地,最不适宜类型位于天河、越秀、荔湾的城市核心区以及白云、增城的工业密集区,形成“北优南劣”的环境气候空间格局。最后,以环境气候分析结果为基础,提出各气候类型所在区域的简要规划措施,为广州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建议与建设方向。     

“规土融合”的城乡结合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基于城市规划目标导向的方法创新与实践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用地争夺的焦点区域和城市扩张的前沿阵地,开展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促进其土地的集约利用对保障城市未来发展空间至关重要。但由于城乡结合部土地权属复杂、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开发建设活动频繁,城乡结合部成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的难点。通过分析传统的基于土地利用现状的集约利用评价方法在城乡结合部应用的弊端,提出城乡结合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重点在于考虑规划目标的土地利用潜力挖掘,进而构建"规土融合"的城乡结合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结合城市规划边界、规划管理单元和规划地块确定评价范围和评价单元,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提出包括人口、经济和生态承载力在内的评价体系。通过"规土融合"思想在城乡结合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过程的融入,达到以评价促规划、以规划管控土地集约利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