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格局研究

通过运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采用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差异格局加以研究,研究结果如下:第一,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特征。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较小的差异性,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表现出首位城市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城市圈内部的差异性较大的特征。第二,无论从常住人口看还是从户籍人口看,自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变小了,但是从各城市群分组的差异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显著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表明人口有由西部向东部单向集聚的趋势。第三,从LISA集聚图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在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类型区,在长江经济带的西部(西南部)形成了"低低"集聚类型区,同时2010年的集聚度要比2000年显著。     

湖南省长株谭城市群空间组织研究

从城市群空间组织的五大要素即节点、通道、流、等级和网络出发,系统分析了湖南长株谭城市群空间组织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城市群中首位城市是长沙,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区,次级城市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城市群陆路交通的分布是以长株潭为中心,向外围呈环状逐渐降低的格局.城市群空间要素成集聚形式,且要素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即向长株潭核心区集聚.城市群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规模等级体系.最后提出了城市群空间组织优化的基本思路.     

基于多源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动态比较

比较分析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演变,可为分区域优化我国城市群结构、促进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提供参考。采用DMSP-OLS和NPP-VIIRS数据构建夜间灯光总量集成序列,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位序-规模法则、等级钟、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对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规模差异及规模结构演变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内部绝对差异逐年扩大,相对差异和集聚度均逐年缩小;2)长三角城市群由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长江中游城市群由首位分布向分散均衡分布转变,成渝城市群由强首位分布向弱首位分布转变,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均衡性自东向西依次减弱,首位城市均有待进一步提升;3)三大城市群规模等级锁定现象明显,跨等级转移特征差异显著;4)三大城市群中位序城市波动明显,长三角城市群位序波动最小,长江中游城市群位序波动最大。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集聚的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理

探索新兴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新表现对于制定和优化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地理本性视角下资源集聚与演化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因素探测方法,对中国商业健身资源集聚的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开展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呈现出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以京广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骨干的“十”字型廊道的空间形态与演化趋势,区域中心城市在此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京广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则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二是中国城市群地区是商业健身资源空间集聚的主体区域,其中沿海地区城市群起着主导作用,尤其在山东半岛和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空间连片发展的态势。(2)中国商业健身资源冷热点格局呈显著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向西由热点区、次热点区逐步演替为次冷点区、冷点区,其中空间热点区域经历了由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向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扩张演化的过程,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次热点区具有跨越“胡焕庸线”并向西发展的态势,次冷点和冷点区域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局部变化主要表现为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地区由冷点区演变为次冷点区。(3)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集聚演化是三大地理本性要素交互耦合作用下的...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地统计分析及空间变差函数,以1988、2001及2012年为研究截面,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部地带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于西部地带形成环状集聚格局;(2)冷热点格局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片状热点集聚区,中部地带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区,而西部边缘地带冷点区集聚;(3)空间变差函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并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高值区域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且文章尝试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     

辽宁城市核心要素集聚与分化的空间差异

集聚与分化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和核心问题。利用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指数、变异系数对辽宁城市核心要素的集聚与分化进行动态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辽宁城市人口、经济、社会与交通要素呈现出由沈阳经济区向沿海经济带集聚的态势,仅通讯要素呈现出反向发展特征;综合型城市人口、经济、社会要素集聚趋势显著,重工业型城市出现整体分化,轻工业型城市交通、资源型城市通讯要素出现明显集聚;辽宁城市人口、经济、文化层面处于低首位分布状态,沈阳中心性不够明显,但在教育从业、医疗、客货运及邮电等方面垄断能力趋于增强;辽宁省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扩大趋势明显,人口扩大趋势较弱,各城市发展速度差距悬殊,相对差距较大。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分异及区域问题识别

运用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ESDA方法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时空格局,以GIS空间叠加方法对城市绿色TFP变动主要类型进行划分,识别不同类型城市存在的发展问题。研究结果显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TFP提升更明显,污染物减排效应反映出的技术进步对绿色TFP改善贡献突出;区域差异表现为上、中、下游城市绿色TFP增长率依次递减;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TFP变化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热点区域表现为上、中、下游“哑铃”型分布,并开始由下游地区逐步向上游地区转移。最后将长江经济带城市划分为绿色TFP增长严重滞后型、技术进步引发绿色TFP增长滞后型、综合效率引发TFP增长滞后型、技术进步滞后型、综合效率滞后型、绿色TFP增长稳定型等6种类型区域,并从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明确主体功能、强化城市群辐射功能、加快绿色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出长江经济带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支撑载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抓手。论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整体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呈“品字形”的分布格局;② 基于不同等级和不同功能类型划分的各类创新平台均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但集聚强度和集聚状态存在一定差异;③ 创新平台总体和不同类型创新平台的空间集聚存在尺度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空间集聚趋势先增强后减弱;④ 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实力、信息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交通可达性、城镇化水平、经济基础和创新氛围。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对比分析

“流空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城市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上海市为主核心,苏州、南京、杭州为次核心,通过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交通轴线组成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周边次中心城市与其省会交通联系紧密,但城市间跨省联系较弱,本省城市仅与另外两个省会城市存在突出的向心性联系;成渝城市群高等级联系网络大多指向成都、重庆主城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城市主轴线在强交通联系推动下发育成型,但川渝接壤地区的城际客运联系存在“断层”。②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在网络化演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群“等级-网络”的基本演化特征,其中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核心-边缘”的双核或三核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多核网络化发展趋势。③高速铁路作为新兴要素流,对公路、普通铁路等传统要素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增强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是驱动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新动力。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长江经济带景观格局动态演变及其景观生态环境效应

利用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景观格局指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定量探究长江经济带土地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的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与人造地表的分布存在空间错位,生态用地主要转为耕地和人造地表;② 景观层级上,斑块的聚合度降低、破碎化程度加剧、多样性程度有所增加,类型层级上,耕地的破碎化程度增加,人造地表在空间上的连接度加强,趋于规模发展;③ 2000—2020年,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恶化并存的特征弱化了整体生态质量的时间变异性,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低值区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分布存在空间布局相似性;④区域土地资源供给与发展水平的空间错位、土地利用主导功能转型下的生态变化、人口虹吸效应、产业结构等影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     

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比较研究——以14个城市群为例

互补性指基于区域间禀赋差异,借助“流”要素促进区域间优势互补,使得总体效益大于个体之和。从互补性概念出发,以中国14个城市群为案例研究区,借助SPSS对应分析及ArcGIS平台,结合能够反映互补性的统计量指标总惯量,对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差异较大,以长江经济带为轴,向北向南土地利用互补性增加;② 中国超大型城市群城市用地类型综合化特征显著,土地利用互补性低于全国重要地区城市群;③ 大多数城市群5年间互补性呈现下降趋势,城市间产业同构,缺乏特色。未来在合理的城市群规划基础上,加快相关民生政策跨行政区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协调区域间土地供求关系,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形成协调互补的城市发展格局。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