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教育部公布的581家全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为研究样本,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度指数、不均衡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联系率、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学旅行基地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地区,具有“环城”“沿路”“近景”分布特征;空间分布密度不均匀,高密度区位于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总体呈“东密西疏”空间格局;在全局空间上存在显著自相关性,热点区位于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政策制度环境、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禀赋及教育发展水平是影响研学旅行基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国家研学旅行基(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

为科学认识国家研学旅行基（营）地在不同地区间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本研究以教育部公布的国家级研学旅行基（营）地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冷热点分析、网格维模型等方法,分析“第一批”“第二批”和“两批”国家研学旅行基（营）地的空间异质性,包括区际差异、空间形态、分布特征和复杂程度等多维度的特征,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结果表明：第一,国家研学旅行基（营）地在空间上集聚分布,东多西少,由东南沿海地区向黄河、长江中游以及西北地区逐渐减少,沿海和中部省区数量分布较多;第二,高密度核心区位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辐射区主要分布于江浙皖沪地区,微型核心区则为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第三,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为热点区,中部以及东部沿海为次热点区,南部以及东北、华北地区为次冷点区,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为冷点区;第四,“第一批”“第二批”和“两批”在空间格局上都具有明显的无标度区间,分形结构复杂且比较显著。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以1994、2004年和2019年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技术系统探究其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旨在为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布局优化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大致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川渝交界和湘赣交界地区为核心的高密度分布地区,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2）国家森林公园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分形结构较为复杂。（3）国家森林公园省际间分布差异明显,三大地带间呈现东西少、中部多的“凸字形”分异规律,八大分区间呈现“由长江中下游、西南地区向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递减”。（4）国家森林公园热点区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其中黑龙江、江苏和浙江发展较为活跃,持续保持在热点区域,而新疆、西藏和四川等地基本上都处于冷点区域,森林公园发展较为缓慢。（5）地形、降水量、客源市场和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三元空间视角下长三角四省市旅游空间的耦合协调研究

以三元空间为研究视角,对旅游物理空间、旅游信息空间和旅游人本空间进行内涵解释并构建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四省市为研究区域,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等,测算2013—2018年旅游三元空间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各子指标对系统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四省市的三个旅游空间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上升态势,旅游物理空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旅游人本空间次之,旅游信息空间的发展程度最低。从综合评价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海市和安徽省均属于旅游信息空间发展优先型,江苏省和浙江省均属于旅游人本空间发展优先型（;2）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看,旅游空间呈现出不断协调发展的趋势,但整体耦合协调程度还处于中低水平,四省市的两两空间耦合度好于三元空间耦合结果（;3）从指标关联分析来看,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均对三元空间耦合协调度有较大影响,灰色关联度全部处于“强关联”或“较强关联”状态,但不同空间的二级指标影响力不同,对不同省份的影响程度也略有差别。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考察2005~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向高等级城市集聚明显。②空间重心迁移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呈现“迅速-平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空间关联格局由沿海向内陆呈现出热点区-过渡区-冷点区的梯度推移态势。③三大密集型上市公司专业化空间演变形态各异,劳动密集型呈现“单核”向“双核”模式演化;资本密集型呈“破碎化点状”极化分布态势;技术密集型呈“多核心串珠状”扩散态势。④OLS回归模型显示城市区位及规模、全球化水平、投资状况、科教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共同驱动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中国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物元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同时借助障碍度模型,对旅游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① 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波动增长的“W”型演化趋势。2013—2016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但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北部高、南部低;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变化;② 从全局来看,2013—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的特点,但集聚程度有逐渐下降的态势。从局部关联来看,各省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分布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和省域间的空间依赖性;③ 各省旅游生态安全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障碍度高于10%的障碍因子较多,主要的障碍因子有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烟尘排放、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等。因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需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和旅游生态安全提升能力;同时还要注意旅游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协调性。     

多尺度视角下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及联动模式

采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基于城市群、县（市）、地区等多尺度对长株潭城市群不同类型工业旅游的空间布局特征及联动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可划分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和工业区等3种类型,空间分布上均呈现为集聚态势,且总体集聚程度较强,具体表现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工业区。② 工业旅游形成“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空间布局,分布密度由城市群中部向周边递减,中心城市向县、县级市递减。③ 从多尺度视角来看,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在城市群尺度上呈“团状”,县市尺度上呈“孤岛状”,地区尺度呈“块斑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工业旅游的点?轴联动、集聚联动和一体化联动模式。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省155个旅游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整体上趋于均匀状态,在各个地市的数量分布上也相对均衡;② 福建省旅游小镇核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生态人居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大,特色产业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小;③ 福建省旅游小镇发展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为主,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差异明显;④ 经济基础、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客源市场是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1663个3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吸引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显著,表现出“整体分散,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单核、多中心、层级化”的格局特征显著,集聚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城区吸引物集聚程度高于乡村地区,省域间城乡吸引物分布各有侧重,根据景区丰度指数可将长三角41市划分为“城乡双高型”“城区集聚型”“乡村集聚型”和“城乡双低型”4类旅游地;③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分异特征主要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城乡吸引物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网络关系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时空分布特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搜集2013—2018年我国大陆居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游记,从网络关系视角出发,分析并刻画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时空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在年尺度上表现出固化性;（2）从区域和国家层面分析得出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呈现出稳中渐变特征,如区域层面来说,西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重灾区,而中亚是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各类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分布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     

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8年企业股权关联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马尔可夫链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从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各尺度的城际投资规模大幅提升,与关境外地区、关境内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联系分别呈现服务业驱动型、制造业驱动型和行业均衡型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投资网络呈现区域指向性和多中心演化特征,上海、杭州、南京等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发挥对外辐合全球和全国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内部辐射区域的作用。③ 与关境外、关境内和区域内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渐凸显,并分别呈现低水平区集中连片分布、改善空间先沿海后内陆扩张、中低水平区广域化扩张的突出特征。④ 城市投资联系水平整体呈现向邻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态势,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的难度随之增大,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理空间格局在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状态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⑤ 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城市行政级别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创新能力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时间距离对全球和全国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影响显著,经济全球化仅对全球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以500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其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总体呈现不均衡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东、中部地区密集,西部稀疏,且形成了包括江苏、海南、河南、湘赣鄂交汇地区和四川在内的五个高密度核心区。从省域空间分布来看,湖南、四川、河南和江苏4省分布数量最多,且各省份的规模度指数差异明显,存在包括海南、江苏和京津冀地区在内的的三个“高地”。进一步研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认为其分布主要受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业发展水平、交通条件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     

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尺度与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学合作网络是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当前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集中在“本地/全球”二元尺度讨论上,缺乏多尺度产学合作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IncoPat专利数据,本文从尺度和效应视角探讨了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①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空间格局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星芒状结构,核心城市占据的网络优势地位能够助力其在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并且高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特征进一步巩固了省会城市的优势地位,使得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格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②本省与长三角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尺度。从区域尺度客观看待高校在空间创新进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③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平均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工科院校产学合作的作用和极值点均要大于综合院校和其他院校。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应该加快推进以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为重点的产学合作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薄弱地区产学合作的多尺度耦合网络建设,着力提升薄弱地区的网络地位。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空间格局研究

在分析城市综合承载力内涵基础上,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函数模型计算2015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水平,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明显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从局域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结果来看,呈现出自东向西由热点逐步过渡为冷点的空间格局,H-H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热点区,H-L型城市以西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多,L-H型城市数量只有河源市,L-L型城市集中分布在冷点区。研究结果可为解决当前城镇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指导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