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游憩型绿道的使用者行为与体验满意度研究

以广州增城绿道莲塘春色段为研究对象,总结与分析了乡村游憩型绿道使用者的类型、行为特征及其体验满意度。研究发现:使用者包括休闲旅游者、周边居民和过路者三类,大都以休闲放松、运动健身、亲近自然为目的;自驾车出行的使用者占较大比重,骑自行车是绿道体验的基本方式,大多数使用者是与亲戚、朋友或同学结伴同行,停留时间大多为半天或一天;信息获取以人际渠道为主,消费行为以餐饮、交通和购买特产为主;对使用者总体满意度影响力最大的是绿道规划,其次是沿途环境和配套设施;使用者总体满意度较高,对绿道沿途生态环境、乡村风光和农业遗产评价较高,不满意之处集中在安全保障、游憩设施、卫生条件3个方面。     

肇庆星湖绿道使用状况调查及评价

运用使用状况评价(POE)研究方法,从使用者角度研究城市绿道休闲。通过调查绿道使用者各类休闲活动、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等形式,归纳总结肇庆星湖绿道的使用规律和基本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绿道休闲时间分布为夜间多于白天,节假日多于工作日;2)城市居民每周使用绿道休闲频度偏低;3)绿道休闲空间分布冷热点明显,毗邻商业区和老城区的绿道使用率较高;4)绿道休闲活动类型较多,休闲散步和体育健身所占比例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针对城市绿道休闲进行了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绿道建设对于珠三角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

通过实地调查和资料分析,并采用案例归纳研究方法,在借鉴绿道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区域绿道功能,分析了珠三角绿道网和从化流溪绿道案例。研究表明:绿道以生态为基底,集交通、人居、旅游、生态、设施等功能为一体,连接乡村、城区、河流、风景区及社区等空间,通过交通衔接、设施共享、生态融合、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和市场引导,可提升区域生态质量,优化共享环境,强化绿色导向发展,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实质性支撑。     

“绿道-邻里”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城市绿道使用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基于“绿道-邻里”视角,采集了广州典型城市绿道上的市民使用人数与类型等属性,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人口密度和土地类型混合度）与绿道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作为绿道使用的潜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影响着城市绿道使用效果,步行和骑行可达范围内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和绿道周边土地利用混合度均可作为绿道使用强度的解释因子,两者的增加均会带来绿道使用强度的提高;除此之外,周边居民区收入水平、年龄和时间等变量对城市绿道使用也会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绿道建设提供直接参考。     

绿道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开发对策 ——以珠三角绿道网为例

以国内最大的区域绿道建设工程珠三角绿道网为研究对象,基于对深圳、广州、东莞、惠州、中山五市的绿道和香港郊野公园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其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和建设中存在的重速度、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游道、轻配套,重形式、轻内涵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布局网络化、建设生态化、特色多样化、设施人性化、管理科学化和活动多元化的解决对策,以达到绿道旅游效益的最大化。     

基于自然实验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随着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绿色空间对于居民健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探讨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论文以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绿道——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东湖绿道周边52个居住小区的1020份跟踪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与混合效应双重差分模型,探索城市绿色空间干预对周边小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东湖绿道的建设显著促进了周边2 km范围小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中,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收入水平则呈负相关关系;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小区的社会凝聚力、小区周边500 m范围的建筑密度、居住用地比例和地铁站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公交站密度则呈负相关关系。建议通过完善以绿道为核心的城市绿色空间网络,提高绿道可达性与邻里社会凝聚力,以此提升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绿道与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与分布模式

绿道对城市群构建连续的生态开放空间网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现有区域绿道网络,采用拓扑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评估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揭示生态游憩空间联系的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区域绿道”拓扑网络的α、β、γ指数分别为0、0.386、0.129,说明网络中点和边较少,网络为树状形,环通性不高,总体连接度较低;绿道对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呈集群式分布,且处在边缘的凝聚子群连接度高于中心地区的子群;各集群之间的连接度呈现出东部-北部区域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空间分割性比较明显的格局;连接度分布模式的形成主要受绿道政策与布局、绿道建设机制、生态游憩空间规模集聚格局、地理阻隔与空间邻近性的影响。最后,论文提出了优化“生态游憩空间-绿道”分布模式、构建连接度更高的生态开放空间系统的路径,给中国城市群规划和发展提供参考。     

大连市口岸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探讨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大连市“外向索动，口岸经济，科教兴市，区域共同发展的大经济发展战略，界定大连口岸功能，探讨大连市口岸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限制性因素以及有关对策     

基于多源数据的乡村功能空间特征及其权衡协同关系度量

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兴趣点、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从乡镇尺度揭示了北京生态涵养区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生态服务、旅游休闲以及综合功能的空间特征,并运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权衡强度指数等定量探讨了多功能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权衡程度。结果表明：① 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格局相似;生态服务功能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农产品生产功能的空间格局基本相逆。② 经济发展与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功能为显著协同关系;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服务功能为显著权衡关系。③ 按照“‘权衡强度越小,功能间共生发展’‘权衡强度越大,最多发展一种功能’”的思路,以追求乡村功能组合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将生态涵养区划分为I（4种功能共生）、II（3种功能共生）、III（2种功能共生）和IV（单一功能发展）4种类型区。研究结果将为区域乡村振兴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为乡村功能协同发展路径设计提供技术支撑。     

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行为特征及其满意度研究

以湖南省长沙市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从公园使用者的角度,根据环境行为学理论、场所理论和环境心理学理论,研究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的状况和该公园满足使用者各种需求的程度,分析使用者的使用偏好、行为特征和其与公园环境的互动关系,评价该公园使用者的满意度,指出了该公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洋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男性与女性使用者在活动空间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使用者的活动空间范围更广;该公园的使用者以年龄为19～30岁的人居多;该公园使用者的行为以休闲类和观赏类行为为主;每天10∶00至11∶00和15∶00至17∶30,该公园使用者的人数较多;在8个调查日中,2021年2月21日(周日),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的人流量最多;至少有58%的公园使用者在半个月以内来公园1次;该公园的使用者主要乘坐公交车和私家车来到公园;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对该公园的整体美观性、公园面积和自然野趣性满意度很高,其对该公园的植物郁闭度、水文连通度、设施维护、健身娱乐设施、出入口和水环境质量很不满意;洋湖湿地公园在交通、种植的植物、活动空间和类型、基础设施方面存在问题。     

Access,Equity, and Urban Greenway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Recurring issu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oncer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parks and equity of access to them. Geographers have observed that access has perceptual as well as physical dimensions and that perceptions of difference can affect use of public spa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ature of greenways as public space and a set of issues related to equity of access to greenway trails in Indianapolis, Indiana. The study uses proximity as a measure of access and simple GIS analyses of census and other data to assess equality of access. Evidence is provided that suggests that minorities and the poor have disproportionate access to trails. It is also shown that populations adjacent to the trails differ and that the populations along particular trails are segregate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rail popul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historic land use patterns and population movements within the cit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of difference for use of the greenways system are explore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the greenways system—including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linking neighborhoods—are also discussed.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投影寻踪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安全综合评价

针对耕地安全高维评价体系指标权重难以赋值、客观性差的问题,构建了实码加速的遗传算法投影寻踪（RAGA-PP）模型,对快速城市化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安全进行综合评价。以广州城市发展的南拓与北优两个郊区——番禺区与从化市为例,建立4个子系统共32个指标的耕地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大城市郊区耕地的数量结构安全、质量安全、经济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RAGA-PP模型在多目标、多因素的耕地安全综合评价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2）广州市郊区耕地安全评价的影响因子权重在远郊区和近郊区存在较大差别,开展不同区域对比研究更适合采用总投影方向确定的权重值。（3）由于近郊区与远郊区发展定位与发展战略迥异,城市化进程速度不同,区域耕地安全等级差别较大,近郊的番禺区耕地综合安全水平低于远郊的从化市,其中番禺区仅耕地经济社会安全水平高于从化市,而耕地的质量安全、数量安全和生态安全方面均低于从化市。     

快速城市化地区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方法探讨——以台州市为例

遗产廊道是绿道基础上形成的概念,融休闲游憩、文化与生态保护于一体。本文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结合GIS技术尝试探讨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的新途径。主要的思路是:把遗产和生态休闲活动作为一种空间水平过程,基于土地利用属性和遗产廊道元素的不同阻力分布,模拟其空间扩张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确定适宜建立廊道的区域。依据公众偏好调查,和在此基础上的专业人员评价,来确定土地利用属性和遗产廊道元素的阻力系数。在有关探讨的基础上,针对一个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地区———浙江台州市案例,进行了较详细的呈示和讨论。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在3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噪”起来：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