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迁移机制,特征与走向

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活跃的人口迁移，其主要动因是改革开放中广东省与国内其它地区以及省内珠江三角洲与其它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广东省人口迁移在其显著特征，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业结构特征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发展等又影响着未来的人口迁移走向。     

广东“三普”至“四普”间人口城镇化状况分析

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前沿，在第３、第４两次普查间人口城镇化的特征是：发展速度快，人口流动性增强，呈强的面上扩展态势，地区差异明显。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广东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格局密切相关。未来２０年内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将大致保持现在的特点并持续地较快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对新疆实行移民实地政策，人口大量迁移到新疆。天山北麓东段是新疆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其人口迁移分为民户迁移、商户迁移、遣户迁移、兵眷迁移和安插户迁移等几种类型，以民户迁移为主。移民的来源地以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为主，人口迁移的方式以官府有组织的迁移为主、以民间自流的方式为辅。民户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乾隆四十五以后人口迁移规模变小，整个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的规模为16．4万人左右，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为中心的两个地区。     

迁移八律与中国人口迁移

中国人口迁移具有下列八个特征：１，提高生活质量是经济目的迁移的主要原因，非经济目的迁移违反经济规律时不能巩固；２，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迁往城市是主要迁移方向；３，整体男性迁移多，轻工劳务和婚姻迁移突出地区女性迁移多；４，独身青年迁移多；５，短距离迁移多，高素质人口迁移距离较长；６，迁移有圈层递补现象；７，强迁移方向必然带来较弱的迁移回流，当两地经济势能接近和递转时，回流加强；８，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迁入人口比重大，吸引迁移的范围广。可见，列文斯坦提出的人口迁移规律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中国人口迁移的实际又丰富了列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空气质量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群体构成和迁移模式的持续变化,空气质量等舒适性要素逐渐成为塑造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基于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总体特征、变动趋势和作用模式。研究发现,空气质量已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人口迁移格局的重要因素,且主要表现为推力作用。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人口迁出决策,污染严重的地区更难留住人;而在迁入地选择过程中,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则更为重要,但其影响近年来有所弱化,城市吸引力更加综合多元。此外,研究还验证了教育资源对人口迁移的导向性作用,并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发现了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地位在持续强化。     

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准确认识和把握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和影响因素,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借助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2000—2020年间人口迁移格局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网络溢出效应,大量人口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② 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不平衡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显现出南北分异趋势,东北地区人口迁出强度不断增强; ③ 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工资差异、科技教育投入占比、医疗水平）、社会网络因素、环境舒适度（PM_2.5浓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价格占比）共同影响人口迁移格局;④ 区域经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步弱化,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对工资收入、高质量公共服务、环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虑的决策过程,生活成本逐渐对人口迁移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因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人口迁移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迁移又分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是指人口跨国界并改变住所达到一定时间(通常为1年)的迁移活动。国内人口迁移是指在一国范围内,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移居的现象。国际上关于人口迁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基于Theil指数的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研究

运用Theil指数定量评价了1990-2009年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时空尺度上的市际、地带间和地带内差异变化状况,其结论如下:(1)在时间尺度上,广东入境旅游经济市际差异Tp、地带内差异Twr演变呈逐渐收敛趋同的阶梯状下降趋势;珠三角地带间及地带内差异也呈阶梯状下降,东翼、西翼、山区地带间及地带内演变趋势不明显.(2)在空间尺度上,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市际差异Tp主要来源于地带内差异Twr的贡献,尤其是珠三角地带内差异的贡献;珠三角与东翼、西翼、山区地带间差异较大,而东翼、西翼、山区地带间差异很小,地带间差异Tbr指数珠三角＞东翼＞山区＞西翼.引入区域分离Separation(缩写为SEP)指数来定量比较广东省四大地带入境旅游经济分离收敛的空间变化规律,并对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广东省PRED系统动态及其地域差异初探

从 Ｐ Ｒ Ｅ Ｄ 系统的四子系统对系统的贡献相当的角度入手, 选用人口质量、人口数量, 耕地数量、人均粮食产量, 三废处理量、三废排放量, 人均 Ｇ Ｄ Ｐ、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等指标, 以增长率为基础, 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个子系统的动态变化趋势; 用等权平均方法分析 Ｐ Ｒ Ｅ Ｄ 系统整体动态。以广东省及其所辖２１ 个市为例进行研究, 认为广东省在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年三个时段内 Ｐ Ｒ Ｅ Ｄ 系统在整体上均趋于优化, 其人口系统优化趋势尤为明显, 但资源系统退化趋势也很突出; 从区内差异角度分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年间粤北、粤西、粤东 Ｐ Ｒ Ｅ Ｄ 系统趋于优化, 珠江三角洲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但在近６ 年内, 其资源、环境系统, 尤其是资源系统严重退化, Ｐ Ｒ Ｅ Ｄ 系统整体呈弱相对退化趋势。这进一步证明了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在近几年仍然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生产     

20世纪以来广东基督教文化区的形成与演变

选取1920年和1990年两个历史断点,对广东基督教文化区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经过19世纪的广泛传播,至20世纪20年代,广东基督教文化区格局已基本形成。从信徒数量和教堂堂点分布的集中度来看,珠江三角洲及西部沿海地区、潮汕地区和东江―梅江流域是广东基督教文化三大核心区。及至20世纪90年代,全省基督教核心区已经向粤东潮汕地区和粤东北客家地区偏移,一些原处外缘的地域和珠三角经济区内的新兴城市基督教文化实力也有增强。在广东基督教文化区内部变迁的复杂过程中,除了宗教派别因自身发展演化而做出的空间选择外,行政区划、政治制度、经济类型、移民和交通方式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与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矩阵,透视2015年中国春节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动态过程、网络特征,并对各省人口流入、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论如下：①春节前后中国各省每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显著的规律性特征,2月13-17日和2月25日-3月1日为各省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期间人口净流入、流出峰值时段,可作为基于春运研究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重要依据;②识别了14个人口净流入省、17个人口净流出省,净流入位序前六省和后八省分别吸纳和提供了全国9成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人口主要流入省的沿海绵延和主要流出省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双纵格局;③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南方人口流出省的流出指向存在共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存在差异。④移动数据为发掘人口流动过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了平台,基于节后、节前净流入值差值的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差异、属性特征。通过与以往研究对比,证实了移动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的诸多结论相似性。     

广东省台风灾害经济损失风险评估

广东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频繁遭受台风侵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行区域台风灾害经济损失风险的定量评估在制定防灾减灾措施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通过1954-2008年间全国台风灾情数据与台风强度等级构建直接经济损失率曲线,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计算广东全省98个县域单元不同强度等级台风经济脆弱性,在计算不同强度等级台风登陆广东的频次基础上,确定不同强度等级台风发生可能性,最终采用风险评估模型,对不同强度等级台风造成的广东省经济损失风险进行定量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广东台风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风险在百亿元以上,微度、轻度、中度和重度分别达到104.67、144.29、77.53和135.91亿元.空间上表现为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市、东莞市、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风险最高,从珠江入海口地区向内地呈辐射状减弱,内陆远离海岸线的县市风险值最低,不足0.50亿元,随着台风强度由微度到中度增强,粤西风险高于粤东,当达到重度时,表现为粤东沿海高于粤西沿海的格局.     

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

文章分析珠江流域的潜在战略优势：一是区位；二是水资源；三是矿产、生物和旅游资源；四是沿江城市经济带、流域整体开发的总体功能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促进全流域的经济发展；第二是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南缘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三是促进大西南区域经济的发展。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变动趋势

本文分析了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化特征，认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广东省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指出今后庆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以产业结构的深入高速为动力，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劝，促进各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引入"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分析了广东省目前所形成的旅游区域结构,得出广东旅游发展存在着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珠三角作为旅游核心区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已久;相对而言,粤东西两翼与粤北山区就成了旅游边缘区.推进全省旅游全面深入发展,应协同好珠三角与两翼、山区之间的战略关系.提出了推动核心区与边缘区协同发展的几点战略措施.     

广东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广东备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困扰,珠江三角洲与粤东、粤西、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该文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将其分解为珠江三角洲内部经济差异、粤东内部经济差异、粤西内部经济差异、粤北山区内部经济差异以及四区域间经济差异;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广东省经济增长与区域内、区域间差异的关系,结果表明,珠三角内部及广东省四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扩大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

本文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区域差异发展变化的趋势及特点。在确定了研究的方法,采用的指标后,文章从三个方面,及全省区域差异的总体状况;省内各区之间的差异;省内各区内部的差异,分析了广东省1980—1990年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区域差异迅速扩大,且主要体现在珠江三角洲与全省其余各地差异的扩大;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三角洲内部的差异就比较明显,但1980年以来三角洲呈现出很强的均衡发展的特点;区域差异发展的特点与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最后,文章探讨了缩小广东省区域差异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