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城市标度律及标度因子时空特征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基于非期望产出和门槛回归模型的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

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5-2015年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的生态效率,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未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值总体被高估,说明经济活动的非期望产出确实降低了实际经济价值,考虑非期望产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②2005-2010年,生态效率类型整体呈现“进化”特征;2010-2015年,整体呈现暂时性“退化”特征;可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驱动力转换有关。③各地区生态效率各类型数量和分布特征存在省际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相同生态效率水平类型地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④科技水平、城市规模、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对地区生态效率均表现出双门槛特征,产业结构等对地区生态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提高科技吸收再创新能力、联防治污能力和人口素质,强化对外开放的“技术效应”,将增强各门槛变量对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信息化建设亦是提高该地区生态效率的重要举措。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城市标度律及应用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某一指标和人口规模的幂函数缩放关系,包括超线性（社会交互类指标）、次线性（基础设施类指标）和线性（个人需求类指标）3种标度关系。本文从城市标度律的验证、解释、应用和质疑4个方面总结梳理了2007—2020年间的研究进展,重点分析了城市标度律和城市时序发展的异速增长律的明显差异,单个城市时序发展不会遵循城市系统的截面标度律。城市规模修正指标为更加客观地评价城市表现提供了新思路。考虑城市规模效应后,2017年中国经济产出效率较高的城市主要位于东南沿海、长江中游和新疆,而东北和中原地区城市经济产出效率较低。城市标度律的机制解释、城市系统动态演化模型和城市内部标度律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中国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1)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2)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以2003~2014年28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作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中国各城市技术效率,并以互联网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各区域互联网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分区域检验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作用是有必要的;互联网规模对中国各区域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其提升作用依然较小;东部、中部、西部的城市均受到互联网规模的正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受到技术效率的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受到技术效率的负溢出效应;分区域检验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能为推动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提供有效参考。     

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溢出效应测度

基于省际水足迹和灰色水足迹等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带有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7-2011 年中国31 个省市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基于经济—空间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探讨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利用绝对β趋同模型验证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趋势存在绝对β趋同,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达到1/2 趋同程度的时间分别约为52.6 和5.6 年;运用空间Durbin 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 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都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 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分别为0.278 和0.507,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 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中国各省市的教育经费、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用水比重因素正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外商直接投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人均用水量、降水总量因素负向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4） 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下中国各省市的劳均GDP因素较大正向显著影响,而交通基础设施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因素变为不显著影响;（5） 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对中国水资源真实利用情况出现偏差估计及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考虑环境因素到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更为合理。     

中原城市群集聚效应与最优规模演进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建立城市群集聚效应模型并对中原城市群最优规模进行测算。中原城市群集聚效应的主要来源为中间投入品市场,产品多样性带来的规模弹性为0.192,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为2.700,规模外部性带来的规模弹性为0.440;通勤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并不显著影响城市总产出,中原城市群目前并未存在明显抑制集聚的拥挤效应。最优规模测算结果表明:1996—2006年,中原城市群的所有城市均低于城市最优规模,户籍制度造成了工人实际收入的下降,市场化促进了城市群内的每个城市自发地向最优规模演进,差距年均缩小2.6%;2006—2011年,政府规划新城加速了这一差距的缩小,但同时郑州和洛阳的城市规模出现了"过载"。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效应的分维测度

引用分形几何学的相关理论,通过研究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其周边城市的相对位置和大小等级,从分维的角度研究城市群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广东省城市空间分布以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广州为核心,呈现集聚分布形态;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扩大,城市的规模逐渐变小;在所选取的3个年份中,2008年的集聚程度最强,2000年的集聚程度较强,2004年的集聚程度较弱。从而说明了广东省城市空间分布是一种分形结构,珠三角城市群的集群化效应是广东省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2000年～2004年城市群的涓滴作用占主导地位,而2004年～2008年城市群的极化作用占主导地位。     

空港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一个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中国35个大中型城市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空港与城市经济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中型城市的空港客流增长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航空客流和物流均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空港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因素,会促进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他省会城市仅存在城市经济增长至空港客流长期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空港只对城市经济具有短期效应。空港的规模大小、是否为枢纽将决定是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去理解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意义,空港条件的差异将加剧城市经济的分异,航空网络的发展也将对城市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而城市经济增长对航空运输的长期增长效应并不普遍,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对空港的依赖性还较弱。综合考虑城市发展条件,合理规划空港并布局相关产业,或许航空城将是未来都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06—2015年湖北省城市相对收缩时空变化

城市收缩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流空间”效应导致城市相对收缩日益加剧。收缩型中小城市转型已上升至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决策视野。然而,目前对有关城市相对收缩的认识明显不足。论文选取中小城市密集的典型地区——湖北省为案例区,构建城市相对收缩识别框架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开展城市相对收缩格局动态及成因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6—2015年,湖北全省36个城市中有27个出现了相对收缩,其中,强相对收缩城市18个。相对收缩城市占比总体呈“东西高、中部低”的格局。“流空间”效应对湖北省中小城市收缩的影响显著。②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时期,除武汉市持续强相对扩张、襄阳市持续弱相对扩张外,相对收缩城市从21个增长到24个。③ 湖北省城市发展战略在推动鄂西地区城市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效果。但是,对于武汉城市圈及其外围150 km圈层区域而言,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效果不理想。④ 产业空间规模扩大及城市建设维护管理水平提升对于控制城市相对收缩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最后,从推动湖北省城市协调发展、加强中小城市收缩管控方面探讨了政策建议。     

中国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利用2007年和2017年创业投资事件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网络关系，分析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和成熟期4个投资阶段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4个阶段的创业投资城市网络均形成以三大城市群为核心联系区域的网络结构，并且均具有明显的高行政级别城市指向性；城市网络密度和中心化趋势均不断增强，且中后期阶段的紧密程度和协同化发展趋势领先于早期阶段；京沪深在4个阶段均演变为集聚力和辐射力前三甲城市；4个阶段的城市创业投资集聚力均呈现出向网络核心城市进一步集中的态势，而创业投资辐射力则呈现出显著的分异性；市场规模、创业企业发展基础和政府支持是影响创业投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     

“国际友城”的入境游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

近年来交叉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旅游研究的主流范式。入境旅游研究一直以来又是旅游交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国际友城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外交关系。探讨国际友城关系的入境游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有助于挖掘入境旅游的驱动力。基于此,论文将国际友城关系(城市外交)纳入城市入境旅游影响因素模型,以中国60个典型城市197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法实证检验了城市缔结国际友城、国际友城累计数对城市外国游客规模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否因城市的区位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城市缔结国际友城关系,显著增加了城市外国游客接待规模。平均而言,城市缔结国际友城比未缔结国际友城接待的外国游客多约150%~160%。② 城市缔结的国际友城累计数的增加对城市外国游客接待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达3.6%~3.9%,即城市缔结的国际友城累计数每增加1%,城市接待的外国游客规模平均将增加3.6~3.9个百分点。③ 缔结国际友城以及国际友城数量的增加对城市外国游客规模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西部城市的异质性强于东部和东北部城市,这主要源于不同区域城市开展国际友城关系的时间长短以及与国际友城外方城市间的交流合作密切程度等因素所致。④ 理论上城市缔结的国际友城累计超过50对时,再增加国际友城数量对城市外国游客规模的推动作用将不再明显。研究成果不仅拓宽了传统入境旅游的研究视角,更丰富了入境旅游驱动力理论,同时为中国城市借助国际友城关系推动外国游客规模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三角地区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变及其空间 溢出效应

消除市场分割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商品流通、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分割“一体两面”视角,综合运用相对价格法、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8—2017年35个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刻画长三角地区市场分割地理过程、格局,探究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近十年间,长三角地区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63%和48%。②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分割凸显多尺度空间分异特征。在省级尺度上,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保持总体下降趋势。各省的商品分割水平年际变化趋势较为一致,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则在2012年后出现较大差异。在市级尺度上,核心区城市的商品市场分割水平降幅较大,分割水平位序下移;非核心区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降幅较大,分割水平位序下移。③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两类市场分割均对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间溢出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体现,而间接抑制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

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链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1992-2013年全国283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① 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总体均值下降,差异在逐步缩小。② 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表明城市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且空间集聚性在逐渐增强,但空间集聚水平的变化逐年缩小。③ 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存在马太效应,低强度与高强度的城市在相邻年份转移过程中呈现维持初始状态的特征。第二,城市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不同区域背景下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即若与碳排放强度低的城市为邻,该城市的碳强度能够增加向上转移的概率,反之亦然。④ 面板分位数结果显示：在碳排放强度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适当的人口密度起到减排作用;外商投资强度与交通排放是使碳强度增大的主要因素。在碳排放强度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是重要的减排因素,技术进步暂时没起减排作用;工业排放、粗放式的资本投资以及城市土地蔓延则是碳强度上升的主要因素。     

City size and employment dynamic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ecruitment website data

This article explored China's urban employment dynamics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city size effect.Big data derived from the largest recruitment website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city size on employment demand by using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odels.W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ol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location fac-tors which have seldom been considered in literature.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new job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tock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 across cities,implying a path dependency mechanism of job creation and employment expansion.Mean-while,numerous job posts in inland central cities are probably a symptom of more even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in future China.Econometric models further verified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ity size and job creation.Moreover,industrial diversity,fixed asset in-vestment,and spatial location hav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employment demand in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These results can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ucial role of city size in urban employment growth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future trend of labor and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China.Policy implications are then proposed for job creation in cities of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