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省区间产业关联特征与服务产品流空间格局研究

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趋于融合,并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利用投入产出表,已有研究侧重探讨单一行政区域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互动,但省区间产业联系分析仍较薄弱。多省区城市群区域内部某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其他地区制造业产生的波及效应如何,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地区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供需关系有何差异,有待进一步厘清。京津冀协同发展自2014年2月上升为国家级战略以来,对区域经济体空间互动产生深刻影响。为定量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对区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省协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基于2012年、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及2013年、2018年经济普查数据,通过构建京津冀省区间投入产出表、优化区域间产业关联效应测算公式、完善区域间服务产品流测算方法,揭示京津冀地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省域间产业关联与投入产出关系及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省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推动作用大于拉动作用。拉动作用方面,北京信息服务业较为突出,但动态看北京商务服务业作用明显增强,天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下降明显。推动作用方面,三省较强的...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及其空间结构

基于北京1997年投入产出表、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区位商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典型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空间结构.研究表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明显呈现出以金融、商务和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格局;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三产业服务;服务业对金融、商务、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呈上升趋势;制造业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明显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既有较强的经济推动能力,又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较大;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总体呈现圈层特征.     

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京沪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和广东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3个代表性地区。利用2007年三地投入产出表,通过整理分析,计算三地的主要产业直接与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与感应度系数、生产诱发系数及最终依赖度系数等指标,分析三地的主要产业结构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北京市已呈服务型经济结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领先于全国,上海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与物流业有显著优势,广东省物流业占主导地位;上海与广东经济结构外向型特征明显。京沪粤三地应因地制宜,引导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促进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向内地及全国辐射。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 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②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 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 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以中国1997 年、2002 年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 运用投入产出法,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二产业服务, 对第三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不足; 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比重趋于下降, 而投入到第三产业的中间服务不断上升;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 输及仓储业这两个传统服务业, 制造业生产过程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偏低; 生产性服务业普遍具有“低附加值、高带动能力” 的产业特性, 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普遍大于各行业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 但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较弱, 对国民经济的乘数推动作用不强; 商务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前后向关联效应, 发展潜力巨大。     

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

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经典问题,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案例区,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构建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模型,纳入产业间要素流动,系统分析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整体优度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1)在能源约束情景与综合约束情景下,天津市和河北省的能源约束相对于环境约束和就业约束更加严格。(2)在就业约束情景方案中,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为高端服务业,天津市应主要发展现代工业,河北省则应聚焦于发展现代工业和传统服务业。(3)在环境约束情景方案中,三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应立足于降低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4)综合考虑以上约束条件的情景模拟,京津冀三地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优势,统筹目前各地的产业发展目标。北京应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转移不适宜本地发展的第一、第二产业;天津应坚持第二、第三产业并重,寻求自身优势产业;河北应改善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完善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     

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选取2004—2015年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协整分析对二者协同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二者部门间产业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虽然存在长期均衡和协同发展关系,但也呈现出非均衡性特点,表现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应通过促进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天津市技术服务类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并强化产业间关联,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均衡发展。     

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及其隐含碳排放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区域间经济往来密切,其中蕴含着产业链的分工和隐含碳排放的流动,从而影响区域的功能协同和碳排放责任明晰。论文采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借助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了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地区间产业联系及其隐含碳排放流动关系,并分析了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和地区,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存在有分工、缺协同、产业空间联系和隐含碳流动对重工业依赖性较强的特征。建筑领域产业链和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等重工业产业链是地区间产业联系的主要路径。(2)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环节薄弱。核心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产出占比始终高于中游,制造业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网络联系薄弱。(3)从隐含碳排放的空间格局看,北京和河北分别是京津冀地区流入和流出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省份,天津隐含碳排放流出量占地区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深化产业链空间融合、率先开展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基于闽台区域对比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附加值、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量的重要路径。本研究根据2012年福建省与台湾省投入产出表,利用消耗系数、波及效应等投入产出法对闽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程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台湾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明显高于福建,台湾省主要表现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融合,而福建省主要体现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     

京津冀地区工业CO2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6年数据对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技术分析能源结构、能耗强度、固定资产投资、轻重工业比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对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碳排放强度均为递减趋势。其中，河北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人均碳排放北京呈递减之势，天津和河北在波动中上升。②京津冀工业煤炭类CO₂排放占总排放量的主导地位是由河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的。③能源结构对京津冀、天津和河北的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轻重工业比值；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     

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

促进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协调发展成为推动制造业进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主要以2003-2008 年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等多种方法和指标,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及各市专门化率。分析结果表明: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全国的专业化优势也最明显;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都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 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竞合模式与转移路径研究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探讨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合作与转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发展水平、优势领域、目标差异、存在问题和空间布局5方面对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其次,构建了科研支撑基础上、政府主导与引导下的企业主体和行业协会协调的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竞合模式;最后,从环首都经济圈内的"同城"转移、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与承接路径。研究表明: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在现有优势领域和未来发展目标方面存在显著梯度差,且三方都已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合作意愿,从而使合作成为可能;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具有共性,因此近期产业布局仍将以本地为主,竞争大于合作;河北承接京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不均衡,近期主要以北京为主,天津幅度较小。     

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地位作用评估

从科技引领、产业支撑、经济带动3个维度构建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地位作用的指标评估系统,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测度2011~2014年京津冀13个国家级经开区的地位作用及演化趋势。研究表明,京津冀各经开区发展不断优化,逐步进入“深度调整、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各经开区发展各有千秋、各有短板,初步形成“差异化、非均衡化”的发展格局;各经开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初步呈现“全面崛起、协同并进”发展趋势;各经开区发展指数和位序将会不断调整,但总体发展格局不会太大改变。研究发现,京津冀经开区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资源集约利用不高,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企业创新动能不足,区域发展差距悬殊。为此,应激活企业创新活力,增强科技引领能力;促进产业集群集约发展,加快经开区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发挥区域带动作用。     

基于产业链空间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协同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缓解区域差异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京津冀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城市间功能协同存在的问题,据此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设计对改善城市间功能协同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有分工、缺协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产业链中游部门相对薄弱;②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强度和辐射范围不足;③ 产业链空间网络不均衡,空间融合程度低。产业链空间网络分析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京津冀城市间功能协同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向与对策,但在补强产业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强首都圈增长极作用和强化石家庄南部支点作用等方面,应加以完善。     

京津冀城市群虚拟水贸易的近远程分析

虚拟水贸易能重新分配区域间的水资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厘清京津冀城市群与外部的虚拟水贸易及城市群内部的虚拟水流动,有助于深入理解该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现状及问题,为制定虚拟水贸易相关策略、实现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保障区域水资源安全提供决策支持。本文基于2010年全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京津冀城市群各省（市）水足迹及与全国各省域单元的虚拟水贸易量。从近远程视角定量评估城市群地区对内、外部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并分析虚拟水贸易的距离特征。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各省（市）各部门用水系数显现出差异性,农业部门用水强度最高,直接用水与完全用水系数分别超过300 m ³/万元和400 m ³/万元;②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省（市）人均消费水足迹差异大,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水足迹分别为405 m ³、565 m ³、191 m ³;③ 京津冀城市群的消费水足迹遍布全国各省域单元,近程水足迹与远程水足迹分别为91.4亿m ³、198.5亿m ³,其中,近程水足迹主要来源于本省（市）,西部地区对远程水足迹的贡献最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虚拟水输入总体偏向来源于距离较近的省域单元,北京、天津、河北水足迹距离来源地的平均距离分别为1049 km、1297 km、688 km;⑤ 北京和天津为虚拟水贸易的净流入区,对外部水资源的依赖性强;河北为虚拟水贸易的净流出区,为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他地区供给水资源,虚拟水净流出进一步加剧了河北的水资源短缺。未来,受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京津冀城市群的水资源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提高用水效率、升级产业结构、提倡低水足迹消费模式、实行虚拟水战略是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与合作共建模式——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模式、市场合作驱动的类似于固安工业园的产业新城模式、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主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模式等。     

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从缩小京津冀三地间创新水平差距和推动跨地区、跨主体的创新协作两个视角构建了协同创新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测度结果为：2010-2014年期间,京津冀整体的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不同地区间、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综合创新水平来看,北京在创新的投入、产出和环境方面都遥遥领先,天津在创新投入和产业创新产出方面进步很快,河北在产业创新产出方面也有较快增长,但创新环境进步缓慢。从主体间协同创新水平来看,企业的主体地位较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创新产出丰富但产业化程度较低。从区域间的协同创新水平来看,北京技术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跳跃式”扩散特征,但对津冀主要产业的创新带动贡献不大。最后,提出了促进创新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的流动、构建官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