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系统与区域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模型和相应指标体系,同时,引入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度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以太湖跨界旅游区为例,对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进行测度和互动分析。研究显示,假定太湖旅游区为无障碍旅游区的理想情形下,各区域层级耦合协调度值多数处于0.802～0.861,太湖旅游区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极度协调,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考虑到目前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之后,发现从整体到省级、市级层面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其所在区域的耦合度数值均有所下降,处于0.082～0.549,这说明行政区经济对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发展阻滞作用较大。消除旅游经济边界屏蔽效应,促进要素流通,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跨界旅游区和谐健康发展。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基于交通网络视角的跨界旅游区合作的微观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旅游跨界合作扩大了旅游的场和域。武陵山区作为典型的跨界旅游区,其地域交通网络系统日益成为影响当地旅游合作格局的重要因素。在识别跨界旅游合作主体并分析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对当地政府、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三大主体进行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交通网络优化下的旅游合作模型,探讨交通网络对跨界旅游区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研究发现：① 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对旅游合作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行为有间接影响作用,且通过旅游合作条件和合作意识两条路径对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 基于各主体在旅游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不同及其关注点各异,跨界旅游合作机制也存在差异性。研究结论对武陵山区开展跨界旅游合作和旅游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试图为其他跨界旅游区开展纵深协作融合提供有效借鉴与指导,也可为其他区域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及边界效应测度——以大别山为例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是跨界旅游区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大别山跨界旅游区为例,通过测度不同交通方式影响下的景区可达性,结果显示高速铁路、普通铁路、高速公路、普适性交通等交通方式对大别山跨界旅游区整体和局部地区的影响力不同。通过测度边界效应发现,行政边界对低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的屏蔽效应强于高等级交通设施。以典型的跨界景区——天堂寨为案例,构建"时间可达性非直线系数"指标测度跨界景区的边界效应,发现行政边界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屏蔽效应存在于跨界景区之间,其作用效果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呈现显著的行政区域对称格局。运用可达性方法为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的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有效的方法。     

基于网络分析法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经济联系——以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为例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以跨界旅游区内主要旅游企业的人才就业、餐饮原料与用品、住宿用品、旅游商品等的供给为经济要素指标,以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确定各经济要素的供给地,以此为社会网络节点,构建跨界旅游区经济联系发生矩阵、邻接矩阵及其网络结构图,探寻各跨界网络特征、成因分析及其模型构建,结果表明：（1...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网络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旅游扶贫合作是强化旅游益贫效应的重要环节之一。运用基于产出导向的SBM模型测算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旅游扶贫效率,并借助社会网络方法探析区域旅游扶贫效率网络结构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不断优化,但区域差异有待进一步平衡;(2)各县域间旅游扶贫联系强度不断增大,网络密度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但上升态势显著,各县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3)武陵山片区县域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区间差值敛缩态势显著,而接近中心度区间差值渐趋扩大,受行政隶属关系的影响,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存在较为显著的行政派系结构,周边县市缺乏旅游扶贫合作与交流;(4) QAP分析表明片区协作机制、交通工具革新机制、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机制和旅游发展机制共同驱动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空间网络结构演化。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跨境并购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利用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本文通过构建1997—2017年的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分析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拓扑特征及结构演变,主要结论如下：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境并购波动发展,网络拓扑指标呈现阶段性,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跨境并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②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服从无标度分布;并购方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比被并购方更为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减弱。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式结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北美与西欧双核主导向“全球三极”主导模式演变,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第三大核心。④ 世界各国（地区）在全球跨境并购网络中表现不一,可划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以及核心国家（地区）、活跃国家（地区）和潜力国家（地区）。⑤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参与跨境并购的活跃度较低。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形成机制

跨境并购是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7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记录数据建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等方法,对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规模、密度、范围均有小幅度增长,并存有去中心化趋势。② 全球跨境并购方和标的方的空间分布重心出现由西（欧美）向东（亚太）转移的迹象,其首要推动者为中国,但中国跨境并购联系的出入口依赖于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区。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社团的空间组织范围总体与世界大区的范围保持吻合,其中全球最大的社团由英美主导但其凝聚范围出现收缩,中国主导的亚太社团凝聚范围得到扩大,德法主导的社团对欧洲进一步整合。④ 研究期内国家（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离岸金融中心等属性要素,以及国家（地区）间地理、语言以及历史的邻近性要素始终是驱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而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市场规模指标在2009—2017年对跨境并购联系的形成只产生了单向（接收或发出）影响,经济邻近性作用失效。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

利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西部上市公司总部–境外子公司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规模分析法探索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呈现出最大联系极化、联系广度分散化的特征,形成了以成都-香港、重庆-香港、成都-珀斯、西安-香港、成都-新加坡城市对为主要联系路径的层级网络结构。② 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呈现出多中心结构特征,出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技术创新指向、工业基础指向、资源指向和对外开放指向;入度网络中心性较强的城市有明显的门户指向、技术创新指向、金融中心指向和战略政策指向。③ 网络结构的演变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中首位城市的中心性逐渐增强,且出度网络和入度网络均经历了相对均衡–相对集中–集中的发展过程。④ 所有权优势是上市公司跨境投资的基本前提,结合区位优势共同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内部化优势起到巩固东道国与母国联系强度的作用,三大优势随时间的变化,影响了中国西部跨境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     

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探讨--以黑龙江中俄边境段为例

由于区位的影响，边境地区往往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基础，但又因主权界线的划分，边境区域完整的资源系统常处于双控或多控状态而无法实现完整开发。因此，采取国际合作模式对跨境旅游资源加以开发是充分发挥边境区域资源优势，带动边境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本文深入探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中俄界江黑龙江边境区域旅游资源的实际开发为例，对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模式予以简要论述。     

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福建土楼为例

文章运用利益主体理论（stakeholder）及协同共生理论（symbiosis）的分析方法,以“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为典型案例,探究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核心利益主体冲突格局、机理及其治理机制．研究表明：“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跨界冲突格局表现为横向层面的品牌共生体的冲突和纵向层面的利益共生体的冲突,其背后深层次的冲突机理主要在于行政分割运作、地方利益导向等因素导致跨县市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加上内部强弱势利益主体间利益分配失衡引起纵向层面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最后,针对利益主体的冲突博弈问题建立了多维度的跨界治理机制．     

中尼口岸贸易与跨境交通耦合协调研究

中尼口岸作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窗口,其贸易和交通发展是中国建设“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的重要支撑。论文探讨口岸贸易与跨境交通的耦合协调机理,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法和可达性模型分别评估中尼口岸的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跨境交通可达性,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0—2019年中尼口岸贸易可持续性与跨境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口岸贸易与跨境交通复合系统是一个具有交互耦合关系的有机整体,口岸贸易与跨境交通高水平同步发展是口岸贸易与跨境交通耦合协调的关键。② 中尼口岸贸易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偏低,贸易流量是中尼口岸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中尼口岸的跨境交通可达性提升缓慢,樟木口岸的跨境运输优势明显。③ 中尼口岸贸易与交通发展的耦合协调整体处于中度失调状态,贸易滞后于交通发展,交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有限。为了推进口岸贸易与跨境交通的耦合协调发展,应当充分发挥中尼口岸的货运职能,大力发展尼泊尔转口贸易,打通南亚大市场。加快建设吉隆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远期打造新通道以发挥樟木口岸大宗货物运输功能;利用直升机发展普兰(斜尔瓦)口岸的“神山圣湖”旅游经济,促进口岸贸易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