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山区陆路交通网络可达性评价——以乌蒙山区为例

基于交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GIS技术,构建跨省山区空间阻隔可达性模型,并以跨滇川黔三省的乌蒙山区42个县(市、区)为研究个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区内可达性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递减的圈层空间格局特征;2区外可达性表现出显著的东西分异格局特征;3乌蒙山区综合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较低,中心城镇可达性水平相对较好,整体差异不大,可达性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低均衡性特征。综合交通可达性具体表现出"核心-外围"圈层分异结构特征和东部与西部分异结构特征。建议从跨省区域交通网络合作、快速交通网络大通道、区域交通网络联通率、全域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等方面重视跨省山区交通网络建设。     

开放条件下长江三角洲区域的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系统的开放性,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单方式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并以此为基础剖析了区域综合交通可达性格局:公路交通可达性大致呈环状格局,铁路交通大部分节点可达性较好,台州市域南部节点和舟山可达性差,水运形成了弧状条带分布格局,航空可达性大致呈南北对称分布;综合交通可达性以上海及周边节点为中心向外围呈不规则环状逐渐降低,可达性较好区域大致构成"Z"字形。通过可达性系数分析,公路交通可达性分布较为均衡,综合交通和航空次之,水运较差,铁路最不均衡。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区域交通可达性及其均衡性提高的针对性措施。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武汉城市公园系统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运用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公园系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武汉城市公园系统空间结构是分形的,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分布格局,自组织优化趋势明显;武汉城市公园系统空间结构较为复杂,具有向长江、龟山、蛇山等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集聚和沿武珞路、汉阳大道、琴台大道、新华路、建设大道等交通轴线分布的特征;武汉城市公园系统交通网络通达性好,空间相互作用性强,联系紧密。武汉城市公园系统空间结构主要受城市空间格局以及发展历史、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风景名胜区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潜力空间测度

基于旅游系统的区域开放性,从省内、省际两个角度出发,对国家级风景区的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和市场潜力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风景区离散或集聚的规律性分布,使整体可达性区域差异性明显,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由南北两侧向中间递增的分布格局。② 省内交通可达性优势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省际交通可达性优势区集中在中原地区,与省内交通可达性相比,省际交通区域差异性更加明显,与航空可达性相比,铁路可达性对省际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更大。③ 整体市场潜力呈现“带—团”状聚集式分布,基本形成了以东部沿海经济带为主的“带状”高市场潜力区,中部团状聚集式的较高市场潜力区,以及西部偏远低市场潜力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省内市场潜力相比,省际市场潜力区域差异性更大,不同区域、种类的风景区省内、省际市场潜力优势不同。④ 旅游实际市场与市场潜力发展核心区空间错位明显,实际市场核心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市场潜力核心区则相对靠北,集中在中原及京津冀地区。     

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为集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散点状与组团状"分布特征,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且主要沿公路、铁路等交通干道及城市周边分布;其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表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出"面状"分布特征,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荆门、孝感等鄂中地区和武汉,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鄂西地区和鄂东北地区。相关分析得出,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油气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估

俄罗斯地区油气资源储量十分丰富,未探明储量的地区也有巨大的资源应用前景。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北极通航变为可能,俄罗斯也寄希望于通过北极航道,大力发展其能源贸易。本文将俄罗斯交通网络作为连接资源和港口的重点,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刻化俄罗斯油气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栅格成本距离法、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区位优势潜力等方法量化各港口对油气资源的可达性,得出结论：① 油气资源集中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平原,俄罗斯全域的港口可达性呈“西部高,中部低”的特征;② 俄罗斯东北地区港口的资源可达性普遍较差,西北地区港口资源可达性较好。综合考虑油气资源、地理位置和项目合作等方面,可重点建设萨别塔、摩尔曼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3个港口;③ 附近交通网络的布设密集度影响港口的资源可达性。随着气候变暖,冻土融化,加上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逐步实施,未来远东地区港口的资源可达性可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

运用ArcGIS 9.2软件,结合ESDA方法对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在地域分布上呈以酒店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而且等级愈高的酒店可达性愈差。其中二、三星级酒店的空间可达性较好且较相似,而四、五星级酒店可达性也较相似但较差;基于乡镇街道为统计单元的二、三星级酒店可达性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低,而四、五星级酒店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高;可达性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而冷点区分布在南京市域边缘区域;最后将星级酒店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酒店分布、行政单元大小、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经济条件等,其中前3个为直接原因,后2个是间接原因。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基于2018年肯尼亚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数据，设定交通优势度指数及交通网络连接度指数和交通对外通达度指数2个分指数，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以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为主要交通节点的铁路沿线地区交通优势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②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交通网络连接度呈现出以内罗毕为核心，以铁路沿线为轴带呈圈层状向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而交通对外通达度呈现出北部和西北部较低而南部和东南部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等是形成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分布进行优化调整，积极引导经济空间合理布局，是推动肯尼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     

世界一流大学空间集聚对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以美国为例

以美国为例,运用矢量数据符号法、核密度估计,结合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空间集聚对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 美国一流大学和研发密集型企业高等级集聚区主要有东北沿海大都市带、硅谷地区、芝加哥都市区和洛杉矶都市区,两者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匹配性。② 美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偏向于选择与自身从事研发领域相关的一流学科空间集聚区进行布局。③ 美国一流大学和研发密集型企业的高值热点区集中在硅谷地区,呈半圆形辐射状,较高值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北沿海大都市带,呈带状辐射。④ 为寻求创新资源禀赋,获取知识溢出经济,共享创新基础设施,降低技术转移成本,获得创新集群优势,研发密集型企业优先选择一流大学集聚区进行空间布局。     

基于细分行业的安徽省创新型企业集聚研究

创新型企业作为塑造创新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区位选择的外部特征及内在机理亟须予以系统化研究。基于对安徽省创新型企业的细分行业与空间建库，采用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细分行业下的创新型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安徽省创新型企业类型以先进制造和自动化为主，并以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为辅；（2）创新型企业空间集聚的不均衡特征显著，呈现出“一核一带多节点”的集聚分布特征，且合肥、芜湖是两个重要集聚区；不同细分行业视角下创新型企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各异，可归纳为点-轴式、极核式、双核式及多核分散式等4种空间组织形态。（3）创新型因子对于创新型企业的空间集聚最为重要，但传统型和政策型因子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其中，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创新投入是最核心的因素，但各行业创新型企业的影响因素作用力则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武汉城市群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空间扩展关联分析

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空间扩展的关联分析是揭示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重要切入点。采用等时线叠置法和指标分区法,分析了武汉城市群交通可达性及交通优势度与城镇空间扩展的时空格局、关联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空间扩展具有内在联系,呈现出互动耦合、协同演进格局。从作用机理来看,交通运输体系通过直接效应、外部效应和乘数效应对城镇空间扩展起着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城镇空间扩展在“量”和“质”上对交通运输提出了新要求,刺激并保障了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两者相互反馈、相互依赖。从政策启示来看,交通运输体系的空间不均衡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制定差别化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完善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是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途径。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升级、协同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提出更高要求.论文基于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全部制造业总体格局相对稳定,高值区集聚于京...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基于企业大数据的京津冀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对产业集聚的机制解释往往由于没有很好的区分产业空间分布形态和产业集聚阶段而出现偏差。本文基于3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微观数据,利用DO指数方法计算了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形态,利用Hurdle模型定量解释了集聚形成和集聚提升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京津冀地区分别有124个、127个、129个三位数行业集聚,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强度较高,但整体集聚强度出现下降,从0.332下降至0.261。② 制造业集聚存在两阶段且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在集聚形成阶段,企业主要考虑基础条件,农业资源和交通运输有负向作用,劳动力池和外商投资有正向作用;在集聚提升阶段,企业更侧重于集聚经济和政策等因素,产业内部关联和产业外部关联有正向作用且前者作用更强,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和电力燃气水资源起负向作用。③ 影响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具有尺度效应,均随距离扩大呈现减弱趋势,但不同因素对距离的反应存在差异。     

基于局部空间统计的产业集群空间分析——以北京市制造业集群为例

将集群识别与空间分析相结合,通过全国集群模板识别产业集群,进而利用局部空间统计方法,探测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特征。利用2008年北京市和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从产业联系的角度识别了北京市制造业集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度了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分布现状与布局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制造业集群主要分布在近郊区并向远郊区延伸,资源条件、政策环境、交通区位、历史因素等多种区位因子均对集群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从总体分布来看,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存在分布比较分散、功能重叠或与区县功能定位不符等问题。未来在政策制定时,应进一步强化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空间集聚,发挥区域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并不断依托产业园区优化集群发展环境,引导符合区县功能定位的制造业集群发展。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基于地级及以上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选取1989~2015年地级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及主导产业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经历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完善阶段和升级阶段等4个阶段;空间格局演化体现出“点轴结构、T型结构、π型结构和网状结构”4种空间形态;空间扩散方式有“点-线-面”扩散、梯度扩散、等级扩散、邻近扩散、集聚扩散和升级扩散6种扩散模式;空间相关性整体呈波动起伏且逐渐上升态势,高-高集聚区从青岛-烟台逐渐演变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福建沿海。②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稳定,装备制造始终处于集聚态势,其余4个主导产业呈“分散-集聚”态势;三大类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演化态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整体呈“N型”变化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