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 现象逐渐凸显。尽管城市地理学者逐步关注转型期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变化对居民通 勤行为的影响,然而深入探讨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于对北京城市520 户家庭、806 个通勤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 模型验证了居住区类型、家庭及住房状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等居民职住分离程度差异性 的影响,从而折射城市转型过程中宏观制度性及结构性因素(如土地市场化改革、住房政策、单 位制度改革、城市空间扩展等) 对个体日常生活经历差异性的影响。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成都市和兰州市为例

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类型区分析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多中心城市中山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

以低密度多中心城市——中山市为例,采取政府主导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40445 个调查样本,应用ArcGIS 等分析工具,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的个体属性与职住地点等信息,对居民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向进行可视化,分析中山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格局。结果表明：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圈层结构均不明显。全市职住空间分布整体较均匀,主城区职住基本平衡;周边镇区尤其是西北组团、东部组团职住比高,而主城区较低。全市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显著低于国内大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主城区和外围镇区间的通勤量及其比重小,全市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外围―中心“钟摆式”通勤,在通勤方向上更多表现为内―内通勤和外―外通勤。居民的职住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与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以及交通设施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低密度多中心的城市职住平衡程度高、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较短,而主城区与外围镇区通勤联系不紧密。     

市场转型背景下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机会与职住分离研究

基于北京市9个不同类型中低收入社区的600位就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住房机会（住房搬迁机会）以及就业机会（工作单位类型）等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中,国有企业单位及非国有企业单位就业者相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就业者,显著地承受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体现出单位制度残留的持续影响。由于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而搬迁的中低收入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而因个人原因发生居住搬迁的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则相对较近。拥有北京市户口的本地内生型中低收入者、非户主低收入者、男性低收入者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更大。最后,北京市中低收入者的月收入与其职住距离成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当考虑了住房搬迁机会变量后,部分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减弱并且变得不显著,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强且统计上显著。由此说明,对于转型期的城市中低收入者而言,计划经济下再分配制度的残留与路径依赖以及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对其职住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北京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尽管国内外学者关注土地利用方式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然而其研究方法均采用简单的单层模型,未能将数据的多层嵌套关系纳入模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s),以北京为例,同时分析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层级上的街道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情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个体所在的工作地土地利用方式也对其职住分离产生影响,而且工作地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居住地的影响更大;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情况等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交叉分类多层线性模型适用于解决存在复杂嵌套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职住关系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殊,检验不同阶层居民在职住地选择偏好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内部机制。利用广州市入户问卷调查、建成环境和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两步聚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对广州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对比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住决策时,体制外工薪阶层追求低生活成本,受职住地建成环境影响显著;体制内阶层习惯于传统单位制下社会关系密切的社区,受邻里环境影响显著,还受个人属性影响;无固定工作者决策自由和平衡程度高,受少量建成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制度性机制,为优化居民职住格局提供思路。     

基于居民个体的城市虚-实空间关联指标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一直是地理学关注的话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应用,地理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从空间转向网络用户。引入信息科学领域的“地理关联”概念,通过南京居民问卷调查获得973个样本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尝试从微观个体角度探索基于居民个体的虚-实空间的关联指标。结果发现：居民信息化程度、居民信息化认知、居民信息化习惯、居民流动性是微观层面虚-实空间关联的主要指标;居民流动性是空间关联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其次是居民信息化认知、居民信息化习惯、居民信息化程度;工作地是最能展示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紧密关联的场所类型。     

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

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快速转型的重要动力,并持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固有认识。当前,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与高速铁路的加快建设、城市区域化的加速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一起,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信息时代。由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义,全新时空观的出现,使得以空间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地理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在移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框架已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本文重点分析了移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空间与网络信息空间的变化,提出了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移动社会理论框架。进而对移动信息时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希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移动信息时代的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规划与管治。     

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ICT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就业迁移空间的影响——以北京5个城中村调查为例

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迅速,对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微信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利用多元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迁移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住房市场非正规化从信息源头切断了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住房信息的渠道,加上城中村居民选择新住所具有就业导向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聚集的特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的居住迁移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受“就业锚点”、“距离衰减定律”和非正规就业影响,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迁移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居民能通过招聘网站、社交网络等网络渠道获取就业信息,ICT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就业空间选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时空制约。本文加深了关于ICT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平等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在互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网上购物、团购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消费方式得到极大发展,网络消费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消费选择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居民社会阶层的差别及相应居住空间的分异,导致网络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且对实体空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南京居民网络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状况、交通方式以及移动网络使用等体现居民社会阶层状况的要素对居民网络消费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城市不同空间的网络消费构成和网络消费商品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空间网络消费对交通出行和实体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程度。     

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简

在互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网上购物、团购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消费方式得到极大发展,网络消费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消费选择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居民社会阶层的差别及相应居住空间的分异,导致网络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且对实体空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南京居民网络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状况、交通方式以及移动网络使用等体现居民社会阶层状况的要素对居民网络消费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城市不同空间的网络消费构成和网络消费商品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空间网络消费对交通出行和实体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程度。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上海市典型住宅区生活空间结构模式研究

随着上海市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日益明显,不同住宅区的复杂背景和多元属性塑造了多样化的生活空间,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论文选取253个典型住宅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主、问卷调查数据为辅的研究方法,探究上海市典型住宅区的生活空间的结构模式.分析得出典型住宅区生活性活动的范围和边界、主要集聚区和...     

基于日常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进展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撑下,形成了从居住空间出发的经典研究范式。而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居民活动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研究范式显得静态和片面,难以反映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问题的全貌,因此有必要从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出发探讨社会空间分异问题。国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该议题进行了探索,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将已有研究总结为基于活动空间的群体分异与交往、个体活动空间的时空分异、社会空间分异的动态变化三种类型;并以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从基于人的空间研究范式出发,构建“人群—活动空间—社会空间”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框架;尝试推进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理解城市空间和城市中的人。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