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适配性评价——以江汉平原公安县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据以展开的设施及条件,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评价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立足江汉平原公安县乡村抽样调查和访谈数据,以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解析环境供给水平,以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解译农户需求意愿,以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解构供需差异,据此提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方向及路径。结果显示：2017年案例区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聚集分布最大值为44.75%,隶属“中类”,以就业空间与休闲空间可及性最为薄弱;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聚集分布最大值为0.467,隶属“中类”,其中农村自然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最低。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适配性在县域尺度和农户个体尺度均呈“中—中”类型适配模式,但在不同尺度的不同维度表现出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案例地区及相似地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和关键,明晰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乡村振兴基础内涵,构建了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评估其乡村振兴基础状况,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0.299,且各维度振兴基础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宜居基础最好,生活富裕基础最差,同时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差异较大;② 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在空间上呈“中低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振兴基础中等水平区占比最高,为44.62%,大致呈“川”字型分布,高水平区仅占12.30%,主要在徽成盆地东部集聚,不同维度振兴基础水平空间分异明显;③ 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主导着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的空间分异,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解释力最高,且与其他因子交互后显著增强了对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研究——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下,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乡村病”问题凸显,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亟需重视乡村振兴。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提出乡村振兴的方向与适宜路径,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探究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中心集聚性与成长性,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乡镇政府驻地与县城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强度;② 生产要素在城、镇、村间不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导致县城邻近地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偏远乡村地区的中心集聚性依次降低;③ 受区位、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县城邻近地区、区位较好的乡镇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更易于集聚生产要素,成为乡村成长性的高值区;④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减地增”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文章强调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城乡联系,提升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推进村镇化发展,开展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② 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③ 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④ 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平原农区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制——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耕地资源富集区县域贫困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以黑龙江省兰西县为例

以耕地资源较为富集的贫困县兰西为例,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县域贫困格局,剖析耕地利用对农村贫困格局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兰西县贫困发生率呈西北向东南梯度递减特征。② 贫困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对耕地的依赖性较强。③ 耕地利用的各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不同,且由于耕地资源差异形成了资源依赖机制和资源利用机制,进而影响贫困格局。④ 建议该类型区域加强土地整治,提高耕地的自然质量和生态价值;加大对农业投入强度,促进农业提档升级;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实现现代农业与贫困户的有机结合,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与贫困户增收、脱贫。     

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升抗风险与自我发展能力对连片特困区而言意义深远。经济韧性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应对冲击时抵抗、恢复、调整及转型能力的指标,能够有效评估连片特困区的抗冲击能力和返贫风险。基于中国12个连片特困区的地市级数据,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及核心评估变量对其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并运用多种回归模型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小于非连片特困区,二者虽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非连片特困区增速略快。进一步对指数分解后发现,连片特困区与非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的差距主要来自于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差异。② 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经济韧性均值最高,而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四省藏区最低,东西差异明显。③ 大部分片区经济韧性逐年递增,经济韧性越高的片区往往增速越快,但四省藏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经济韧性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吕梁山区下降最明显。在对不同片区经济韧性分解后发现,不同片区间适应与调整能力差异最大,创新与转型能力差异最小。④ 地理区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⑤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强片区经济韧性,经济韧性较低的片区对扶贫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其中,四省藏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对扶贫政策依赖最为严重。     

Global poverty dynamics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for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There is less than a decade left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ending global poverty by 203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global poverty dynamics and finds a shift in the world's poverty gravity center from South Asia to Africa in the period 1990–2015. Sub-Saharan Africa has becom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world.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local conflicts,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rural decline, and natural hazards as well as climate change which are jointly impacting the least developed areas and making the world's poverty reduction vulnerable to external shocks. The "STAR" scheme, including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promo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mplementing regular assessment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itiatives, and revitalizing rural and poverty-stricken areas, is proposed with specific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capac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world.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