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人工鱼礁材料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的性能研究

牡蛎壳对重金属具有良好的吸附效果。为提高人工鱼礁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和功能性效应,本研究对比分析不同牡蛎壳配比的人工鱼礁材料对水体中Cu、Zn、Pb、Cd、Cr、As六种重金属的吸附性能,制备了一种新型功能性人工鱼礁材料,将废弃牡蛎壳作为重金属吸附材料用于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以期实现“以废治废”的目的。结果显示,牡蛎壳颗粒掺比为50%的混凝土试块对6种重金属离子的去除率均较高;新型人工鱼礁试块对6种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趋势几乎相似,在5 min内重金属去除率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之后上升趋势趋于平缓;新型人工鱼礁试块对重金属离子吸附能力的大小顺序是Zn>Cu>Pb>Cd>Cr>As。     

牡蛎壳人工礁对多毛纲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采用功能群及多元统计方法, 对山东荣成俚岛湾牡蛎壳人工增殖礁礁区与毗连非礁区底质中多毛纲动物群落结构进行对比研究, 评估了牡蛎壳人工礁对多毛纲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 人工礁区与非礁区共采集19科39种多毛纲动物, 按食性分为植食性、沉积食性和肉食性三大功能群。礁区肉食性多毛纲动物栖息密度高于非礁区, 可能与人工礁礁体底栖多毛纲动物引起的边缘效应有关。多维尺度分析MDS、相似度分析ANOSIM以及多因素方差分析(PERMANOVA)结果表明, 礁区同非礁区多毛纲动物群落结构差异不显著, 这可能与牡蛎壳人工礁单体体积较小, 对近底层水体及底质理化环境的影响较小有关。综上所述, 牡蛎壳人工礁在较小时间尺度内(1—2年)对底栖环境无显著影响。     

基于无人机SfM摄影测量的潮间带牡蛎礁地貌调查

牡蛎礁是一种重要的海岸地貌系统，礁体的空间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周围的水动力和沉积动力过程，进而反作用于牡蛎礁自身演化。江苏海门蛎蚜山牡蛎礁为中国海岸重要且稀有的生态系统，近年来，沉积物覆盖和人为捕捞导致牡蛎礁退化严重。本文利用无人机对蛎蚜山牡蛎礁进行地貌观测，基于运动恢复结构（SfM,Structure from Motion）摄影测量技术重建出航拍区域的高分辨率三维模型，包括正射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DEM），并对重建的模型进行目视解译和剖面分析。结果表明，位于航拍区域的牡蛎礁主要有三种形态：条带状、斑块状和环状。条带状牡蛎礁脊线整体上呈南北走向，可能由环状牡蛎礁退化或牡蛎的生物自组织过程形成。航拍区域的地貌面高差可达5 m以上，地势最高处高程为0.5 m(85高程，下同)，最低处高程为-4.7 m。礁区内的礁体仍处于退化状态，其演化过程主要为：礁体表面出现坑洼→坑洼进一步扩张、延伸→形成溶槽→礁体分隔、分解，同时伴有沉积物对礁体的掩埋。本研究表明，无人机SfM技术可以高效获取牡蛎礁的地貌信息，为研究牡蛎礁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支持。     

渤海湾西北岸滨海湖埋藏牡蛎礁硅藻及其记录的古环境

对位于渤海湾西北岸平原的滨海湖埋藏牡蛎礁中各层牡蛎壳的泥质充填物做硅藻分析,整个牡蛎礁中海水砂质潮间带指标种标志种的Auliscus caelatus含量较高,为19%～42%,表明滨海湖礁体形成于潮间带环境。根据主要硅藻含量的变化,结合14 C测年,自下而上将礁体发育期间的古环境分为3个带:I带为2 445～2 327cal.aBP,礁体在向上建礁的过程中,海水作用逐渐减弱,潮间带特征愈加明显,为受河流影响较强且较为开放的潟湖潮间带环境;II带咸水种硅藻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的比例急剧增加;外洋指标种的Coscinodiscus spp.和Actinocyclus spp.急剧下降,表明在约2 327cal.aBP,海岸带砂嘴闭合,形成较为封闭的潟湖内侧潮间带环境,且河流作用减弱导致潟湖的咸度明显增加;III带为2 327～2 287cal.aBP,由封闭的潟湖环境又转向较开放的潟湖潮间带环境。     

莱州湾芙蓉岛海域不同材质鱼礁生物附着效果的比较研究

为探究不同材质人工鱼礁的附着效果,本研究选用玄武岩纤维(BF)、普通硅酸盐水泥(PC)、40%贝壳粉硅酸盐水泥(PF)和80%贝壳粉硅酸盐水泥(PE)4种礁体材料进行了海上挂板试验。挂板117 d后,在礁体上共鉴定出附着生物35种,其中内刺盘管虫(Hydroides ezoensis)为绝对优势种。在附着的生物种类方面PFPEPCBF(分别为27、26、15和11种);在附着的总生物量方面PEPFPCBF。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D)表现为PEPFPCBF;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表现为PFPEPCBF;Pielou均匀度指数(J)表现为PFPCPEBF。添加贝壳粉的硅酸盐水泥挂板生物附着效果较好,优于普通硅酸盐水泥,适宜作为芙蓉岛海域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的礁体材料;而表面光滑的玄武岩纤维挂板生物附着效果较差,礁体表面制作工艺有待进一步研发。本研究中盘管虫属(Hydroides)与生物数量、附着厚度以及附着生物的物种数、多样性指数、总生物量都呈显著正相关(P0.05),盘管虫属生物的率先附着增加了鱼礁表面的空间异质性,这对于其他物种附着和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发挥了积极的生态作用。本研究结果为莱州湾海域附着生物多样性的分析和人工鱼礁适宜材料的筛选提供了参考。     

温度和盐度对壳黑长牡蛎幼虫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为了充实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人工苗种规模化繁育的基础生物学资料,本文研究了不同温度和盐度对长牡蛎壳黑品系幼虫生长和存活的影响。温度实验设置了4个梯度(20、25、29和33℃),研究表明,温度的升高能促进幼虫生长,但同时存活率显著降低;低温条件下幼虫存活率较高但生长缓慢。温度25℃组和29℃组生长和存活均无显著差异(P0.05),综合存活和生长两个指标,壳黑长牡蛎幼虫的最适人工培育温度为25~29℃。盐度实验设置了5个梯度(16、21、26、31、36),研究表明,随着盐度的增加,幼虫的生长速率和存活率均先上升再下降,低盐和高盐条件均不利于幼虫的生长和存活。盐度21组、26组、31组为最适生长和存活盐度,且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综合存活和生长两个指标,壳黑长牡蛎幼虫的最适人工培育盐度为21~31。研究结果表明,在壳黑长牡蛎大规模人工育苗中,水温控制在25~29℃之间,盐度控制在21~31之间较为适宜。     

近江牡蛎人工育苗试验报告

牡蛎肉含有蛋白质45—57%、脂肪7—1l%、肝醣19—38%和多种维生素、灰分及其他物质,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称。干品还可治疗高血压等疾病,壳粉是家禽、家畜的钙质饵料,壳是电石和烧灰的原料。由于牡蛎经济价值比较高,所以人工养殖已有悠久的历史。     

大亚湾珊瑚礁痕量金属的研究

作者采用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大亚湾珊瑚礁痕量金属铜、铅、镉的含量 ,并讨论了相关的影响因素。测定结果发现 :A组、B组珊瑚礁礁体中铜、铅、镉的含量从里到外有递增的趋势 ,这与近年来大亚湾水体中铜、铅、镉含量的变化是一致的。而 A组珊瑚礁变化明显 ;B组珊瑚礁礁体中铜、铅、镉含量呈现较复杂的变化。分析认为 ,这是因珊瑚礁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所致 :(1)海水组成对珊瑚礁化学成分的影响 ;(2 )海洋生物种类、数量及其矿物组成是制约元素分布的主要因素 ;(3)陆源碎屑组分对大亚湾珊瑚礁的化学组成有一定的影响。各因素在不同情况下所起的作用不同。     

长牡蛎贝壳损伤后的再固着能力初探

牡蛎是重要的养殖贝类,营固着生活,能聚集形成牡蛎礁,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成体长牡蛎为研究对象,将牡蛎从附着基上剥离下来,去掉其左壳腹缘端的表面鳞片并打磨平整,露出棱柱层,将其紧密粘合于水泥砖、橡胶片、磨砂玻璃三种固着基表面,背缘端用水泥固定,观察并记录牡蛎贝壳的修复及再固着情况。结果发现：左壳损伤后,在贝壳边缘会生长出新的透明壳膜,此时壳膜虽然会紧靠固着基表面生长,但却不能再次固着;将牡蛎从固着基上剥离下来,在三种固着基表面均未发现有“附着斑”形成。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左壳损伤后贝壳修复的分子机制以及不能再次固着的原因,对长牡蛎左壳损伤后的外套膜转录组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损伤后的第1 d、第5 d、第9 d、第13 d、第17 d和第21 d,左侧外套膜中差异上调表达的基因显著富集在TGF-β等信号通路,而下调表达的基因显著富集在对温度以及对非生物刺激反应相关通路。通过基因表达数据,还发现壳损伤后Cgfmp、CgTyr、EGF-P1等与黏附相关的基因呈下调表达,这可能是导致成体长牡蛎无法再次固着的原因。长牡蛎贝壳损伤后再固着能力的研究,为贝类生物矿化、附着等机制的研究...     

长牡蛎四种壳色选育系壳色性状的量化分析

壳色是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重要的可遗传经济性状,对壳色进行量化分析可为长牡蛎壳色判定提供有效方法。本研究运用国际照明委员会(CIE)L*a*b*颜色模型评估了黑壳、紫壳、白壳和金壳4个长牡蛎选育群体以及1个普通养殖群体的贝壳颜色参数(L*、a*和b*)。对比壳色参数,结果显示,L*、a*、b*值的方差均小于普通养殖群体,表明经过继代选育,纯化的壳色已经得到较稳定的遗传。通过主成分分析,从3个参数中提取了2个主成分(PC1和PC2),分别解释了53.09%和38.89%变异,PC1解释大部分变异且PC1中参数a*负荷值最大,表明影响壳色不同的主要因素是参数a*。通过逐步判别法分析黑壳、紫壳、白壳和金壳长牡蛎群体,建立了4个判别方程,4种壳色综合判别准确率为96.05%,说明该判别方程在实际应用时参考价值较大。     

天津大神堂海域人工鱼礁区砂壳纤毛虫群落的季节变化

于2015年夏季、秋季和2016年春季在天津大神堂海域人工鱼礁区进行砂壳纤毛虫群落的调查。3个季节共鉴定出砂壳纤毛虫10属31种,拟铃虫属（Tintinnopsis）种类最多,夏季砂壳纤毛虫种类最多。砂壳纤毛虫丰度、生物量和群落多样性指数存在明显的季节差异。砂壳纤毛虫丰度夏季最高[（379±355）个/L],秋季最低[（173±190）个/L];生物量夏季最高[（2.74±2.82）μg C/L],秋季最低[（0.23±0.21）μg C/L]。砂壳纤毛虫壳的平均口径夏季最大[（49.64±6.90）μm],秋季最小（26.76±4.55 μm）。砂壳纤毛虫群落Shannon多样性指数夏季最高（2.025±0.574）,春季最低（0.922±0.437）;Pielou均匀度指数秋季最高（0.682±0.276）,春季最低（0.448±0.266）。春季鱼礁区和对照区砂壳纤毛虫优势种存在差异,夏季和秋季鱼礁区和对照区砂壳纤毛虫优势种相同;3个季节鱼礁区第Ⅰ优势种的优势度均明显高于对照区。3个季节鱼礁区砂壳纤毛虫丰度和生物量均高于对照区,这可能是由于投礁后砂壳纤毛虫的适口饵料——nano-浮游植物丰度增加导致;3个季节鱼礁区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低于对照区,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是在投礁1~2 a后开展的,时间较短,鱼礁区砂壳纤毛虫群落尚不稳定,鱼礁区独特生态系统的变化尚需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跟踪监测。     

盐度对近江牡蛎幼虫生长及存活的影响

采用室内培育手段,研究了盐度对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laris)幼虫生长及存活的影响。将人工授精孵育的面盘幼虫分别置于盐度依次为16,25,30的砂滤海水中培育至眼点幼虫。每隔一天检测各盐度组幼虫的壳长、壳高和存活数量。结果表明,16盐度组的幼虫生长最快,25盐度组次之,30盐度组最慢。从受精后第14天开始,16盐度组幼虫的生长显著快于30盐度组(P<0.05)。在整个浮游幼虫阶段,高盐度组幼虫的存活率低于低盐度组,其中30盐度组的存活率最低。16和25盐度组在幼虫出现眼点之前均出现大量死亡现象,而30盐度组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亡现象。上述结果说明,近江牡蛎幼虫经过高盐驯化,对高盐环境的抗性具有一定的提高。     

单体牡蛎诱导变态的研究

为了得到壳型规则、大小均一的单体牡蛎,作者以葡萄牙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和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眼点幼虫为材料,从肾上腺素(EPI)浓度梯度、处理时间梯度和眼点幼虫密度梯度3个因素诱导产生不固着变态的单体牡蛎。结果表明,葡萄牙牡蛎用EPI处理24 h的最适浓度为5×10–4 mol/L,不固着变态率为72.8%,在该最适浓度下,最佳处理时间为12 h,不固着变态率为82.7%。长牡蛎用EPI处理6 h的最适浓度为5×10–5 mol/L,不固着变态率为53.2%,在该最适浓度下,最佳处理时间为8h,不固着变态率为56.8%,眼点幼虫密度在80个/m L以下EPI处理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对长牡蛎幼虫进行后续生长测定,结果显示EPI处理组幼虫的壳长、壳高和存活率要高于对照组,表明EPI可能促进牡蛎幼虫变态长出次生壳并提高其生存能力。     

香港巨牡蛎♀×太平洋牡蛎♂异源三倍体的初步研究

本文以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和太平洋牡蛎(C.gigas)为研究对象,进行牡蛎异源三倍体研究试验。在水温25℃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剥离卵子于海水中浸泡促熟1.5h后,与太平洋牡蛎精子受精,获得最高卵裂率为(24.40±3.79)%。受精后20min,采用盐度为10的低渗海水处理杂交受精卵25min,可获得68.65%的异源三倍体幼虫,孵化率为12.71%。异源三倍体幼虫的存活率和生长率均未表现出优势。受精后第9天,异源三倍体幼虫的存活率仅为(0.116±0.023)%,平均壳长为(103.50±0.85)(m;对照组的存活率和壳长分别为(42.17±2.74)%和(123.25±8.60)μm。幼虫在附着变态前死亡。     

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与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种间杂种遗传力评估

以平衡巢式设计(1长牡蛎♂:3香港牡蛎♀)构建的45个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种间杂交家系为材料,对其生长、存活及产量性状狭义遗传力进行了评估,并对其两两对应性状表型相关及遗传相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长性状的遗传力大小为0.6207—0.8785,以父系半同胞组内相关法估计的幼虫15日龄、稚贝180日龄、幼贝360日龄壳高遗传力分别为0.6355、0.4828、0.5787,其360日龄鲜重遗传力为0.7740;(2)存活性状的遗传力大小为0.2748—0.3957,以父系半同胞组内相关法估计的幼虫15日龄、稚贝180日龄、幼贝360日龄存活率遗传力分别为0.1900、0.2939、0.4064;(3)产量是生长与存活的共同作用结果,360日龄产量的遗传力及以父系半同胞组内相关法估计的遗传力分别为0.6706、0.5018。从其生长相关性上看,幼虫期与稚贝期出现了微弱负向相关;除了幼虫期与幼贝期的壳高及产量,及其稚贝期与幼贝产量间无相关性以外;其它的两两生长性状间均为显著正相关。从存活与产量的相关性上看,无论是表型性状,还是遗传性状均出现了积极的正相关,以遗传相关为主。本研究为建立远缘杂交育种方法和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青岛田横岛北岸柱状样沉积物组成与沉积环境分析

通过对青岛田横岛北岸THD柱状样的沉积层序、粒度参数和碎屑矿物系统分析,揭示了其形成与滨岸潮滩相沉积环境有关。该柱状样主要由细砂和粉砂质砂组成,可大致分为3层,上下2层主要为细砂和粉砂质砂,中间层是中、细砂。整个柱样表现出分选程度差、风化程度低、不稳定矿物含量高的特点,表明沉积物分选改造不明显,反映出物源为原地或近源沉积特征。     

多肽菌素在长牡蛎人工育苗生产中的应用

多肽菌素作为一类具有抗菌活性的生物短肽,是一种可以替代抗生素的生物肽。为了推广多肽菌素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本研究以长牡蛎(Crassostreagigas)人工育苗为基础,以添加2×10_(–6) mol/L青霉素钠为对照组,以添加5个不同浓度(2×10_(–6)、4×10_(–6)、6×10_(–6)、8×10_(–6)、10×10_(–6) mol/L)多肽菌素为实验组,研究多肽菌素在长牡蛎人工育苗生产中的应用。结果显示:(1)在长牡蛎种贝培育方面,培育前8天各组差异不显著(P 0.05),培育后期添加6×10_(–6) mol/L多肽菌素组存活率均最高,对照组最低,且培育至32天时该实验组均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2)在长牡蛎幼虫培育方面,幼虫壳高日增长量在添加6×10_(–6) mol/L多肽菌素组中最大,为11.57μm/d,而对照组仅为9.61μm/d;幼虫存活率方面对照组始终最低,而添加6×10_(–6) mol/L与8×10_(–6) mol/L多肽菌素组均保持较高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3)在长牡蛎幼虫附着变态方面,添加6×10_(–6) mol/L多肽菌素组附着率最高、附着时间最短,且均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4)在长牡蛎稚贝培育方面,稚贝壳长日增长量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且随添加浓度的上升,日增长量也随之增加;稚贝存活率在添加6×10_(–6) mol/L多肽菌素组达到最高,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果表明,使用多肽菌素与使用青霉素钠相比,多肽菌素显著提高了整个牡蛎培育过程中的存活率、生长速度、及附着变态率,这也为多肽菌素在贝类育苗生产中的推广提供了基础依据。     

刺参对人工礁体设计关键指标的选择性

采用平均聚集率(Mean Attractive Rate,MAR)作为统计分析指标,研究了仿刺参(Apostichopusjaponicas Selenka)对人工礁体结构设计关键指标(孔径、间隙、颜色、夹角)的选择性及其行为特性。结果表明:(1)随着实验时间延长,仿刺参在礁体模型上的聚集数量呈上升趋势;(2)礁体模型在自然光照条件下的聚参效果优于黑暗条件下的聚参效果(P<0.05);(3)孔径组各水平间聚参效果比较:2 cm>4 cm、16 cm>8 cm(P<0.05),4 cm与16 cm间差异不显著;间隙组各水平间聚参效果比较:2 cm>4 cm>6 cm>8 cm(P<0.05);颜色组各水平间聚参效果比较:黑色、蓝色、红色>绿色>白色>透明(P<0.05),黑色、蓝色、红色间差异不显著;夹角组各水平间聚参效果比较:15°>30°>45°、60°>90°、120°(P<0.05),45°与60°差异不显著,90°与120°差异不显著。说明仿刺参适应礁体模型需要一定时间,呈负趋光性。10 g至30 g的仿刺参,对设计指标为2 cm孔径、2 cm间距、深色、15°夹角的人工礁体,具有较好地选择性。     

长牡蛎转化生长因子受体基因多态性与生长性状和糖原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PCR-SSCP技术,对长牡蛎(Grassostrea gigas)转化生长因子受体基因(Cg-TGF-βRⅠ)编码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来自5个家系316个长牡蛎个体的生长性状(壳高、壳长、壳宽、总体量和软体部量)和糖原含量进行了关联分析。研究表明,在Cg-TGF-βRⅠ基因编码区扩增出的671bp基因片段中检测到4个SNP,其中3个SNP位点(T726C,A741G,A786G)与经济性状相关;A741G和A786G与生长性状和糖原含量均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T726C仅与壳长和软体部重有显著相关性(P0.05);3个SNP位点构建得到5个单倍型,H1(TAG)和H4(CAG)单倍型的个体在总体重和软体部重上均显著高于其它3种单倍型的个体。研究结果表明,Cg-TGF-βRⅠ基因多态性影响长牡蛎的生长性状和糖原含量,可用于以后的长牡蛎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遗传性状的改良。     

中国牡蛎的比较解剖学及系统分类和演化的研究

牡蛎是世界性广布类群,也是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的海水养殖对象,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但牡蛎的种类等许多与养殖、资源开发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限制了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在我国;由于社蛎种类比较混乱,甚至盲目引进了我国已有分布并开展养殖的种类,因此,尽快解决双壳类分类的难题之一——牡蛎的分类及系统演化等问题势在必行。 牡蛎的分类硏究开始较早,但直到林奈(Linnaeus,1758)时代才正式提出牡蛎属(Ostrea)的命名。以后许多学者如 Lamarck(1819), Sowerby(1870-1871),Lamy(1929)和Thomson(1954)等分别对牡蛎进行了较系统的分类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阶元。到70年代初,世界上记载的现存牡蛎已达100多种,然而牡蛎栖息的环境复杂,贝壳的形态变化极大,多数种类单纯依靠贝売的形态特征是很难区分的。根据推测(Harry,1985),这100多种牡蛎中大约有近2/3是同物异名。Stenzel(1971)总结了古贝类和现生贝类的分类成果,并结合原壳等特征将牡蛎亚目分为2个科、5个亚科(其中3个现生亚科)。后来 Torigoe(1981)又根据牡蛎繁殖方式的不同修正了Stenzel的分类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亚科——巨蛎亚科,并比较系统地报道了日本的22种现生牡蛎。Harry(1985)将现生牡蛎分为2个科、4个亚科、24属,共计36种,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特征。以上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牡蛎的内部结构特征在分类上,特别是在亚科阶元上的应用。但在种类鉴定中, Torigoe仍然过于强调贝壳的形态差异,因而导致了许多同物异名,而Harry则特别注重环境的影响,仅仅根据壳形差异的连续性又将一些种类不恰当地合为一种,如主要分布于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的小蛎属牡蛎,以往的记载大约有7种, Harry(1985)将其全部并为一种,而 Torigoe(1981)仅在日本海域就记述了5种。6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借助其他手段来解决牡蛎分类中的疑难问题。Ranson(1960)研究了34种牡蛎原壳的形态,为 Stenzel(1971)对古代和现代牡蛎的系统分类奠定了基础,但在他的报告中很难看出种间差别。目前,国内外牡蛎染色体组型研究的文章有近30篇,报道了21种牡蛎(当然有些是同物异名)的染色体组型,除复瓦牡蛎(Parahyotissa imbricata)外,其余20种的染色体都为10对中着丝点或近中着丝点染色体,组型差异甚微,很难作为分类依据。 Buroke et al,(1979a,b)和Torigoe (1978,1975)等利用蛋白质及同工酶电泳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牡蛎属间的遗传差异,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涉及的种类有限,种内的遗传差异程度还了解甚微,因此,很难阐明种间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外形相似牡蛎的分类研究方面还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 有关牡蛎解剖学的报道主要发表在30-60年代, Awati & Rai(1931), Leenhardt(1926)和Galtsoff(1964)分别对僧帽牡蛎( Saccostrea cucullata)、欧洲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和美洲牡蛎(Crassostrea virginica)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剖学研究;Nelson(1938)和Yonge(1926)对欧洲牡蛎、美洲牡蛎和食用牡蛎(Ostrea edulis)的消化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组织学、解剖学研究。由于当时贝类生理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更多地进行组织学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这些研究涉及的种类有限,在许多方面已不能代表牡蛎亚目的全貌。 到目前为止,还未见任何现生牡蛎系统演化方面的报道,对化石种类虽有一些研究、讨论,但尚无一致的结论。 50年代前,我国一些学者(张玺,1937;叶希珠等,1954)只是记述了牡蛎的个别种类,直到1956年张玺、楼子康才对牡蛎的分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研究已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李孝绪(1989)研究了中国常见牡蛎外套腔的形态,证实广东养殖的“红肉”、“白肉”牡蛎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种,但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种名问题。 Morris(1985)仅仅根据壳形记述了香港地区的6种牡蛎。 本文根据大量的资料,对我国的牡蛎(原20种)做了详细的解剖学研究,将其修正为15个种(含一新属、新种),并在强蛎亚科中发现了第三个心耳和第三条回心静脉。文章还讨论了一些主要系统的演化过程,初步论证了现生牡蛎属间的演化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依据,同时发现了一个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单行属种——爪蛎属,猫爪牡蛎。通过对外套腔的形态比较,作者将中国的牡蛎分为3种类型6个组,在原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基础上(李孝绪,1989),又增加了一个新类型。 根据 Harry(1985)的分类系统和作者的修正,中国的现生牡蛎应分别隶属于2科4亚科.10属,共计15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