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及补偿效应分析

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实物技术货币一体化的区内经济补偿机制"和"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协商机制",并对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方式、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概念、类型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农户问卷调查,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1)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则是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根本途径.(2)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体系由区内经济补偿和区际经济补偿共同组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补偿标准是影响其补偿效应的重要因素.     

闽东南地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根据1997～2005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及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闽东南地区耕地资源动态变化趋势;利用SPSS软件对9个驱动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揭示研究区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10年来,闽东南地区的耕地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压力、比较经济利益驱动和城市建设是研究区耕地减少的4个驱动因子,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驱动因子与耕地变化的关系。其结果将为进一步研究闽东南地区耕地变化提供借鉴,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新疆耕地时空变化特征

以新疆1990年、2000年、2005年和2008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库及其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提取3期耕地动态变化数据。从现状分析、发展动态对新疆3期耕地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面积变化和类型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总面积持续增加,耕地年均净增和开垦速度呈先增后减的趋势,耕地年均流失速度持续递减;耕地开垦由绿洲地区向沙漠、戈壁延伸,而耕地流失则主要集中在绿洲地区,中东、西北和西南的边缘地区的耕地面积变化相对较大(Rid>1.02);耕地开发结构由草地和林地为主转向草地和未利用地为主,未利用地的开发结构由裸土地、盐碱地为主转向沙地、戈壁和盐碱地为主,耕地的利用结构以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为主;耕地与建设用地的相互转化始终是负转化,与草地间的转化是正转化。     

黄淮海平原耕地功能演变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从经济、社会及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耕地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黄淮海平原耕地功能演化的时空特征,利用耦合动态度模型探讨了耕地功能间耦合关系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耕地功能演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10年间,冀中南及豫东地区部分欠发达县市耕地经济功能明显增强,发达的城市群及其腹地受工业化及城镇化影响较大,耕地经济功能持续下降;60.29%的县域单元耕地的社会功能下降,增强区主要集聚于郑州北部、德州及沧州西部、烟台、威海等区域;生态功能变化在空间格局上基本形成了以豫北、山东中部山地丘陵区为核心的增长区以及以环京津、环济南地区为核心的持续下降区。② 黄淮海平原耕地经济、社会及生态功能的耦合度及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且退耦化现象日渐突出;经济发达地区耕地的社会及生态功能演化速率普遍滞后于经济功能。③ 黄淮海平原耕地的功能演化是区域本底因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产业的转型对耕地经济、社会及生态功能演化的强度及方向起决定性作用。并指出：黄淮海平原应激活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动力,促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充分考虑耕地功能演化的区域分异特征,实行由发达城市地区到欠发达传统农区的差异化、多元化的耕地多功能利用与管理模式。     

中国耕地利用变化驱动下的粮食生产:安全格局分析(英文)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耕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直接导致粮食生产的变动。本文利用来自政府部门的农业统计数据,分析了1978-2004年间中国耕地利用水平的时空动态格局,并通过构建"粮耕弹性系数"来反映耕地利用变化与粮食生产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耕地投入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1978年以来我国耕地资源严重流失给粮食生产安全带来的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利用水平呈现由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普遍性提升局面,并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由东南沿海向内陆递减,耕地利用水平的提升速率也呈现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梯级递减态势。然而,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不断提升,并不一定会带来粮食产量的持续稳定增长。耕地集约利用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中国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已逐步由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转向了耕地面积的保护,由此导致耕地资源的数量成为了左右粮食生产安全的关键,这也为当今中国制定严格的耕地保护目标和战略提供了现实的科学依据。     

湖北大冶市耕地变化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综合考察

综合利用RS数据、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结果,研究了湖北省大冶市1991-2000年耕地变化的特征,并从自然环境条件的基础作用机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决策机制三维视角.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大冶市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在自然环境条件方面,矿农交错界面、湖陆交错界面和林农交错界面是该市自然环境中主要的孕灾基础;(2)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农业由以种植业为主转为农、牧、渔业综合发展,以乡镇工业发展为主的工业发展格局及人口的"虚假"城市化是其基本特征.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导向;(3)在社会群体和个体决策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加速了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使大冶市耕地非农化并不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步,政府的退耕还林、还湖政策和农户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决策则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耕地保护机制建设研究进展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评述了中国耕地保护机制建设研究进展,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耕地保护机制建设重点研究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和共同责任机制。对经济补偿模式与整体框架设计、经济补偿标准厘定、经济补偿资金管理与运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耕地保护关系、耕地保护多主体共同责任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基于分析得出机制建设是耕地保护的治本之策,农户行为与意愿研究、耕地非市场价值研究、中央政府激励机制设计将是下一步研究主要方向的结论。     

近60a三工河流域耕地利用动态变化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近60a耕地利用相关数据,从耕地规模、结构和效益分析三工河流域耕地利用动态变化,并利用回归模型和灰色关联方法对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三工河流域耕地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则趋于下降;种植业结构变化趋势与全疆吻合,由以粮食为主向粮食、经济作物并重转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趋于上升,单位面积...     

中国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

描绘了1996-2006年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及其占用耕地的时空特征,探讨了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头占地”,这是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主要根源;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扩张都以占用耕地为主,对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贡献超过一半;而城市和镇的扩张速度更慢、土地来源更为多元。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差异性对城乡建设及其耕地占用的时空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有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省级开发区则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政策应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乡同时占地的问题,发挥城镇化的节地效应,并强化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和针对性。     

中国土地整理的区域差异及对策

土地整理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和增加土地效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分析了土地整理的内涵和目标 ,结合我国的国家目标 ,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差异 ,阐明了目前我国土地整理的区域差异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对于经济发达、土地利用率高和人地矛盾尖锐的东部地区 ,结合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时机 ,大力推进农地整理 ,提高耕地质量和耕地经营规模水平 ,努力提高耕地的经济效益 ;同时 ,逐步推进非农用地整理 ,减轻非农建设用地对农地的压力。 2对于土地利用率较高、社会经济发展中等的中部地区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保护耕地和环境 ,在保持耕地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变注重农地整理的数量向注重农地质量转变。3对于土地利用程度低、社会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土地整理与退耕还林还草、治水、治沙相结合 ,改善生态环境 ;加大对现有耕地科技含量的投入 ,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此外 ,土地整理应加紧制订、修订和完善相关土地政策 ,探索成立土地银行和公司参与等 ,实现土地整理资金的多元化。     

中国土地利用时空特征分析

在遥感技术与GIS技术的支持下，对中国近5年来土地利用的时间动态特征和空间动态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具体表现为通过数学建模，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程度模型、垦殖指数模型等对土地利用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5年间中国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比较剧烈，而西部变化相对缓慢；土地利用各类型中面积增加的有耕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而林地、草地面积减少；耕地增加的区域位于东北部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耕地面积增加最多；林草地以及未利用地的面积变化主要发生在新疆、内蒙和黑龙江等地区，其它地区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长江沿线样带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及其对策

短时期(几年或几十年)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和自然因素的约束。各类土地利用变化基本上都能从与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变化上得到反映。利用修订后的GTR模型,对长江沿线样带未来3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而全区的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根据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点,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以利于区域土地持续利用的实现     

苏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差异性分析

基于1972—2005年苏州市统计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总人口的增加是导致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和工业化阶段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因子;而产业结构升级在苏州市初级生产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工业化阶段则减缓了经济发展对耕地占用的压力;城市化率的提高在工业化阶段对耕地面积减少起到了减缓作用。在工业化阶段,苏州市不同地区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基于GIS的内蒙古耕地时空变化研究

本文选取在内蒙古土地开发史上土地利用变化较快的时段,利用内蒙古８０年代初土地资源数据和中科院“八五”院重大应用项目《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成果数据,分析了近１０年内蒙古耕地时空变化规律,探讨了耕对变化的原因,预测了内蒙古未来耕地的发展变化趋势。     

1990-2010年中国耕地变化对粮食生产潜力的影响

1990年以来,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实施、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耕地数量与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粮食生产潜力造成了巨大影响。本文采用GAEZ模型,结合中国气象、地形、土壤等因素,定量分析了中国耕地粮食生产潜力空间特征以及1990-2010年中国耕地变化对粮食生产潜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① 2010年全国耕地粮食生产潜力总量为10.55亿t,全国耕地平均粮食生产潜力为7614 kg/hm²。中国耕地粮食生产潜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总体表现为东部高而西北部较低的趋势,并且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区。② 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耕地粮食生产潜力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总体呈现南减北增、总量减少的基本特征。新增耕地粮食生产潜力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转移。耕地粮食生产潜力总量净减少297万t,占2010年全国实际粮食总产量的0.29%。③ 在1990-2000年与2000-2010年两个时期,耕地变化对耕地粮食生产潜力影响差异明显。前10年,耕地粮食生产潜力总量净增加1011万t,主要集中在东北平原区和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后10年,耕地粮食生产潜力总量净减少1308万t,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海平原区。从总体看,近20年来耕地粮食生产潜力总量增加主要是由林、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开垦所导致,而耕地粮食生产潜力总量减少主要是由城市扩展和退耕还林还草所导致。     

基于地貌分区的1990-2015年中国耕地时空特征变化分析

地形地貌通过分配地表水分和热量制约耕地的利用形式和成效,对耕地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意义,以地貌分区的视角研究中国耕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根据1990-2015年中国6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和地貌分区数据,运用GIS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分析中国耕地1990-2015年的面积变化和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探讨不同地貌分区下的耕地新增与流失方向。结果表明,中国耕地面积略有增加,但总体变化不大,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17715万hm²增加到2015年的17851万hm²,平均每年增加5.44万hm²,每年增幅仅为0.03%。耕地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台地、丘陵次之;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为草地、林地和未利用地。东部平原低山丘陵区（I）耕地面积最大,而西北高中山盆地高原区（IV）耕地动态度明显高于其他地貌区。空间上呈现“南减北增,新增耕地的重心向西北移动”的特征。1990-2015年间,西北高中山盆地高原区（IV）和东部平原低山丘陵区（I）为耕地面积增长区,平均每年增加耕地面积分别为8.9万hm²和5.4万hm²;东南低山丘陵平原区（II）和西南中低山高原盆地区（V）为耕地面积减少区,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分别为5.9万hm²和2.8万hm²;而华北—内蒙东中山高原区（III）和青藏高原高山极高山盆地谷地区（VI）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变化,平均每年变化仅为0.15 万hm²和0.06万 hm²。耕地流失主要发生在东部平原低山丘陵区（I）和东南低山丘陵平原区（II）,主要原因为城镇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建设用地对优质耕地的大量占用;而新增耕地主要发生在西北高中山盆地高原区（IV）,多来自于对草地和未利用地的开垦。     

吉林省东部山区耕地动态变化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分析吉林省东部山区1978～1998年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为例)至90年代中期(以1996年为例)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使用相关分析和层次分析法(AHP)对引起东部山区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的自然方面、社会方面以及经济方面各因素进行分析，指出东部山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子是人口因素、农业投入水平、市场导向和居民消费水平；新的发展形势下，耕地的压力仍然存在。该区应在保障粮食供给的情况下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挥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森林种植和养殖，同时积极发展森林旅游，缓解耕地压力，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based on emergy in the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of China

Taking the emergy requirements of the five input indexes as the found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otal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in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 the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from 2000 to 2010. The result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Over a period of 10 years,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in the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tensity has been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inputs, comprising more than 99.50% and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hich indicates tha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a basic tren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2)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ies belonging to the moderate- and low- 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categories is the largest, while the number of counties belonging to the high-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and extensive cultivated land use categories is the smallest. (3) This zon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areas: an eastern area of high-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a central and eastern area of low-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a central area of low-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a southern area of moderate-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and a northern area of moderate-intensity cultivated land use. (4) The counties which had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nd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crease year by year, an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d increasingly obvious effects on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Fin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 the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especially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nsity among counties.     

三峡库区耕地变化研究

三峡工程是世界性的伟大工程,三峡工程的兴建推动了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在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耕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本文利用三峡库区1990~2004年的耕地面积和社会经济资料,采用统计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三峡库区耕地变化的过程,了解库区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探寻了耕地数量模拟预测的新方法,为库区耕地的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15年来耕地面积及人均耕地面积呈减少的趋势,不同的库区段也如此;(2)三峡库区历年耕地面积与对应年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并且相关年份耕地的变化与GDP的变化不同步,呈现相对脱钩的状态,三峡库区耕地的变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及退耕政策休戚相关;(3)在库区耕地模拟预测研究中表明,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模拟精度不及BP神经网络的模拟精度,并利用BP神经网络预测了三峡库区2010年和2015年的耕地面积,其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诊断——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

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0²002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以稻谷、小麦与玉米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农地边际化迹象出现在1987年前后,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第一次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1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1996年以后,后一次边际化现象范围更广、程度更重。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的显著下降、播种面积的明显缩小以及严重的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均与农地边际化的作用密切相关。用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