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方法述评

结合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现状,将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归纳为综合潜力评价与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两项主要研究内容;评述政策指标测算法、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和建筑容积率法3种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并探讨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理论缺乏系统性、综合潜力研究中土地整理适宜性评价与综合潜力评价重叠及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尚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应与耕地整理等其他土地整理领域相结合,使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更系统、更精确。     

安徽省肥东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析

针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的估算结果往往偏大的缺陷,本研究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因素,以安徽省肥东县为例,建立潜力测算模型,对该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虑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肥东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在2020年增加耕地系数为11.69%~27.37%,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3 670.61 hm2.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欠发达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测算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本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土地资源现状5个方面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探讨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及其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各个评价单元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156 6~0.714 1之间,2020年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315.43 hm2,总理论潜力转化率为38.20%;以整理现实潜力为主要依据,将全县划分为4个潜力分区,并为各分区整理模式和时序提出建议。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及整理模式探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环境,农村居民点整理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化空间布局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措施,大都市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是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途径之一。综合北京市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规划等因素,围绕中心城区构建了城乡交错区、远郊平原区和生态山区3个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根据区位条件,确定了它们的功能定位,提出分区、分模式的整理方案,该方案对于加快北京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与测算——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是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统筹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5 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潜力逐级修正的测算模型.测算模型的相关修正系数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生态用地一票否决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以及概念赋值等方法设定.研究表明,平谷区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4757~0.8628,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3004~0.8852,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3943~0.8939,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4643~0.8165,规划导向性修正系数为0.2877~0.8858,生态安全性和规划导向性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其他3 个方面更加显著;潜力经过综合修正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614.13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0.77%.     

海原县耕地保护形势及措施

18亿亩是我国耕地保有量的红线,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应尽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对海原县进行耕地减少预测,包括耕地整理潜力、居民点整理潜力、土地复垦潜力、土地开发潜力的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与管理措施,从而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     

商丘市构建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探讨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保护耕地和保障发展"两难"问题的突破口。商丘市作为河南省农村空闲宅基地退出机制改革试验区,探索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从阐释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历史背景、改革方向和驱动因素入手,总结提炼出迁村并点、村企合一、原址改造、整村搬迁和中心社区集聚5种退出模式,并分析退出后的资金保障、补偿标准、产权关系和整理复垦等关键问题,为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西南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渝北区为例

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土地利用特点的研究 ,从丘陵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提出两种土地整理模式 :一是农林综合开发整理模式 ,即居民点闲置土地的复垦利用与抛荒地利用结合 ,与山地区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 ,进行退宅还林 ;二是新村建设整理模式 ,即由政府对新村统一规划 ,供给道路等基础设施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的“政府引导型”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并对重庆市渝北区新春村的新村建设的运作和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吉林省村域尺度下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重组模式

乡村聚落的空间优化与重构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吉林省为例,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景观形状指数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估算了吉林省不同区域的农村宅基地闲置情况,将农村居民点长期存在的“破碎化”和日益突出的“空心化”相结合,提出了在行政村尺度下农村居民点优化重组的“整小填大”新模式。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农村居民点规模小且零散分布,尤其中部呈破碎化分布,形态不规则,具有较大的整治潜力;② 吉林省农村宅基地平均闲置率为18.32%,西部地区最高（24.48%）,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约6%和12%;③“整小填大”模式可使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44.6%,增加有效耕地面积1 046.66 km²。     

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以山东禹城牌子村为例

随着LUCC到GLP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空心村土地整治实践的相继推进,以及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陆续产生,深入开展村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调查与评价研究具有迫切现实需求,而构建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则是支撑村庄土地利用用地调查与评价的重要前提与关键。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基于0.25m分辨率中科高清遥感影像的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并在山东省禹城市牌子村进行了实际应用。构建的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不仅准确反映了牌子村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用地特征,而且还测算出该村所具备的土地资源整治潜力,取得了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基于0.25m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所构建的村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有据可依,简单易行,成果明确。研究成果可直接为我国村庄特别是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潜力的调查与评价提供技术方法的有益参考和有力支持。     

面向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探析

如何通过空心村综合整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概念内涵,明晰了新型城镇化、乡村重构、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空心村整治类型例证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出面向空心村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及制度保障措施。结果表明：空心村整治的实质是实现以农村土地要素为载体的要素有序流动及其优化配置,乡村重构和空心村整治互为理论依据和推动途径,空心村整治和新型城镇化互为重要内容和研究背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重构则互为政策推力和实现方法;对应于空心村综合整治途径,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分为城乡一体型、中心社区型和就地改良型3种模式;当前需要发挥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点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宅基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土地退出制度,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税费制度,从而有效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乡村空间治理视域下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基于天津市静海区56个宅改试点村的研究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其基本路径方向是坚持乡村分化差异性原则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驱动力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建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乡村振兴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与择业、乡村资源与空间高效利用、村镇居业空间格局优化、社会企业资本持续投入的动态过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实现四大目标,即保障农民居住权、管控宅基地规模、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当前的试点探索仍显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导向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在使用权自由流转、宅基地用途转换、资格权空间置换、资格认定与有偿使用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农户视角的宅基地空心化影响因素研究

明晰宅基地空心化形成机制是推进空心村治理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本文建立数理模型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宅基地空心化成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调研地区的宅基地空心化率均值为29.14%,山地和丘陵的空心化程度远高于平原,中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② 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状况、社会保障制度是宅基地空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耕地资源禀赋、人口等社会因素、制度因素等影响随分位点而异;③ 家庭年总收入、村组区位对宅基地空心化的正向影响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加,宅基地确权进度、“一户一宅”落实情况的正向影响仅在中低分位点呈上升趋势,对于“举家迁移”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户参保行为可显著抑制空心化程度的加剧,地形的负向影响呈“U”型分布。     

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演变——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②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③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基于四维驱动力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分析——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

利用北京市最新土地调查数据和GIS工具, 描述通州区农村居民的用地现状、空间分布和特征。(1)依据规划边界将通州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圈内、环内、环外三类, 圈内农村居民点面积50.30km² (121个行政村),占总面积的30.62%;环内居民点面积19.35km² (57个行政村),占11.78%;环外农村居民点面积94.63km² (277个行政村),占57.60%.(2)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驱动力不同, 圈内农村居民点主要是经济驱动力和社会驱动力, 环内农村居民点主要是制度驱动力和环境驱动力, 环外的农村居民点主要是社会驱动力和生态驱动力。(3)圈内居民点整理方向是实现城镇化, 应采用土地一级开发模式, 发展城市二三产业;环内居民点整理方向是改善生态环境, 发展特色产业, 适宜采取城乡一体化综合开发模式;环外居民点整理方向是增加农业用地, 减少耕地占用, 适宜采用乡村整治模式。农村居民点整理需要以驱动力为基础, 结合空间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整理模式。     

城市化视角下北京农村居住用地非正规市场的形成机理

针对北京快速城市化影响下的农村居住用地大量非法流转、亟待规范管理等现状特点,选择海淀区肖家河城中村和通州区张家湾镇小产权房分别作为非正规住房租赁市场和非正规土地交易市场,开展微观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农村居住用地非正规市场形成与发育的制度根源,城市化快速发展与低价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为其宏观背景,农民对现行土地征用与补偿制度的日益不满和主动争取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强烈意愿是其内在原因。非正规市场采用"低成本-低地租-高利润"的微观运作机理,市场参与个体(农民与消费者)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但也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对于城市与社区,非正规市场则会带来较严重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