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给经济地理学带来的新课题

知识经济是经济的高级形态,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方向。经济地理学以产业布局和区域发展为己任,应当密切关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布局和区域发展的新动向。知识经济既给经济地理学带来了诸如知识经济组织结构、信息产业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经济全球化、区域创新环境等新的研究课题,也给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信息化和开放化等新的要求。     

知识经济与旅游地理学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必将对人类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产生巨大改变。文章分析了知识经济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探讨了知识经济对旅游地理学的影响和要求,以及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我国知识经济发展对策初探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现代经济活动中比劳动,资本,资源更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我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潜力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及东西差异,发展知识经济必须重视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注重区域间的协作与分工等。     

认识知识经济 加速科教兴林

<正> 近一个阶段,知识经济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并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本文在介绍有关知识经济内容的同时,结合林业科技的实际,提出一些启示性的思路或建议。 按照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     

广州开发区的发展演变与空间效应研究

以广州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依据产业规模、发展速度和空间拓展等方面的因素,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经历了起步发展、快速扩张、综合优化3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开发区在自身经济实力增强和空间规模壮大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空间效应,使广州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从“连片式”向“跳跃式”转变,引导城市不断向东拓展;形成经济增长极,提升东部板块,改变了广州的地域空间结构,形成了新的功能格局。     

广州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

本文通过分析广州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较快速度持续向前发展的现状以及广州人口的变化与迁移趋势，指出了广州人口呈分散性聚集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其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论证了广州城市群体形成的必然性。     

知识经济与中国城市更新

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阶段，新的经济形态必将对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起到深远的影响。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但知识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为了我国城市在未来更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作者对我国现阶段的城市更新提出了若干建议。     

试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地理学

近几年,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得到迅速传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尽管,对于知识经济时代空竟何时到来,学者们虽有争议,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恰当地概括了当今世界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知识经济将改变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三大区域经济类型及其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用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将人力资本、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按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考察中国大陆省区市域的发展,通过对有关指标数据的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给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形态的“三大区域(信息化地区、工业化地区、农业化地区)”划分,并对各省区市域发展知识经济、信息化和工业化等做出战略选择和政策建议。     

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研究

将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发布的168个学科领域期刊论文数量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专业化水平总体偏低,多样化水平较为明显;知识专业化水平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随城市行政等级依次升高,即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具有资源优势的城市,其知识专业化领域高度集中在以资源为基础的领域;中小城市的知识专业化领域相对较少,专业化程度高;大中城市知识专业化领域多,多样化趋势明显,但各领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从城市等级上来看,知识专业化程度表现为五线城市>四线城市>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② 知识专业化水平主要受科教经济因素、人才潜力和服务业因素、工业基础因素、人口规模因素四大因素影响。③ 知识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整体呈现倒U形关系;但各区域随发展阶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可以分为U形、倒U形、M形和W形4种大类型。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广州市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阐述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在些基础上，通过对广州市工业增长因素、工业结构高度化、规模结构水平、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对现阶段广州市工业经济所实现的增长模式进行研究。     

对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若干新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生态化和知识经济的新挑战,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必须确立 下列新思维;（１）在产业布局中充分考虑生态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２）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由一、二、三产业的高速转向产品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能源效率贡献的空间分析——以中国大陆31省区为例

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增加能源要素投入,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推动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与提高区域能源效率密切联系,产业结构状况与能源效率共同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发展水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从空间角度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利用GDP产业结构统计数据和相关能源利用统计数据,结合数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以中国大陆31个省区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得出中国大陆31省区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提高贡献的空间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合理且经济基础较好省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省区以及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初期的中国中西部欠发达省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明显;而经济基础薄弱尚未形成主导产业的省区与形成较为合理低端产业结构的省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不明显.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背景和前景分析

通过分析广州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不同尺度经济背景和演化梯度,以灰色系统ＧＭ（１,１）结合科技贡献率的定量方法预测其发展前景。     

专业镇发展研究——以狮岭镇为例

专业镇是在行政镇区域内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协调发展,产业专门化体系化,形成具有国内外产业竞争优势的区域.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研究的新对象.它起源于"一村一品"活动,借助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发展,是城镇化体系和县城经济发展创新性增长点,也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好表现形式.广州市狮岭镇皮具皮革专业镇是其成功的代表.     

中国首都圈发展的三大战略

区域发展需要龙头，城市发展需要区域支撑，建设首都圈是中国南北经济格局协调，带动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的需要，是首都北京可持续发展，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需要，根据首都圈的划分对首都圈关系进行了重构，提出首都圈内4个新关系域，知识经济域，旅游文化域，工业经济域，出海通道网络，为建设发展4个新关系域，结合现实，提出首都圈发展的三大战略，空间联系网络化战略，职能疏导战略，空间结构发展战略。具体包括网络化基础设施，网络化市场体系，劳动地域分工，双核都市圈，世界城市战略等。     

攀枝花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攀枝花市位于川西南、滇西北的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之处，是我国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是我国万里长江第一城。为了实现攀枝花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采用遥感技术和常规方法相结合，获取攀枝花市地表基础信息，并按照可持续发展思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基础条件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攀枝花城市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     

信息化对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31个省（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测度各研究单元的旅游经济效率,并分别考察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消费对于提升旅游经济效率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信息化并未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旅游经济效率,这初步证实了“索洛悖论”和“戈登效应”在旅游部门的存在性;② 信息化对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驱动,但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旅游经营主体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足是主要原因;③ 中国三大地区的旅游经济效率依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特征,规模效率在空间上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东侧地区的效率值整体高于西侧,总体表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空间分布规律,且空间分异不断扩大,西部地区应着重提高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