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螺防病林的建设与管理

<正>血吸虫是人类危害最大、分布最广的主要寄生虫病之一。湖北省是受害最严重的省之一,涉及10个市,58个县(市、区),527个乡(镇、场)5652个村,疫区人口952.7万人,现     

基于交通网络视角的跨界旅游区合作的微观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旅游跨界合作扩大了旅游的场和域。武陵山区作为典型的跨界旅游区,其地域交通网络系统日益成为影响当地旅游合作格局的重要因素。在识别跨界旅游合作主体并分析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对当地政府、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三大主体进行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交通网络优化下的旅游合作模型,探讨交通网络对跨界旅游区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研究发现：① 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对旅游合作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行为有间接影响作用,且通过旅游合作条件和合作意识两条路径对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 基于各主体在旅游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不同及其关注点各异,跨界旅游合作机制也存在差异性。研究结论对武陵山区开展跨界旅游合作和旅游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试图为其他跨界旅游区开展纵深协作融合提供有效借鉴与指导,也可为其他区域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十堰市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建设成果喜人

自2005年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开展以来,十堰市精心组织、科学规划,迅速开展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建设,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截至目前,十堰市所属的郧西、房县两县,茅箭、张湾两区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乡（镇）共安装大门牌2315块、小门牌30余万块、村牌360块、乡（镇）道路牌210块,一举改写了过去乡（镇）无地名标志的历史,     

精心组织 狠抓落实 努力将林业血防工程打造成精品工程

<正>江西省是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省份之一,以湖沼型和山丘型分布为主,历史上累计钉螺面积达356万亩,疫区范围涉及南昌等8个设区市、39个县(市、区)、337个乡(镇、场)的2318个行政村,疫区人口达400多万。多年来,江西省结合长防林、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     

成都平原传统场镇与林盘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成都郫县为例

基于近现代地图与相关地理信息,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通过GIS空间分析、核密度估算、欧氏距离、基尼系数等方法,以传统林盘聚落的核心区成都郫县为例,定量揭示了1947、1970、1985、2000与2018年郫县林盘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场镇分布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不同时期林盘居民点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在改革开放前,林盘居民点的分布极易受到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其具有均质化快速发展的特点,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林盘居民点的散居特征,其聚集程度明显增高。林盘居民点高密度区始终具有围绕传统场镇及城镇建成区分布的特点。2）传统场镇的市场半径大致为3 km,交通条件是其选址的首要因素,民国时期场镇选址主要受水路交通影响,建国后水路交通为场镇带来的交通便利逐渐被陆路交通所取代。3）传统场镇的分布会随着林盘居民的自组织行为与相关政策的调控而不断趋于均衡状态,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场镇由乡村市场驱动的自由放任式发展转变为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固定场所。4）林盘居民点具有沿河流水系分布的特点;传统时期林盘居民点与主要道路之间的关联性较低,但当前其具有沿道路分布的特点。     

不完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以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为例

从再领域化的理论视角对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的大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实证研究。研究重点关注城市和政府两类领域机构,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权力斗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空间重组是一个渐进过程,江宁通过撤县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两种方式,正在逐步从县域经济向城区经济转型。撤县设区后,江宁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再领域化后江宁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在江宁的再领域化中,政府领域重构并未伴随着城市空间的产生而出现,原县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新市—区两级政府管理与原市—县—镇三级政府管理并行的体制。因此,江宁的再领域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再领域化过程。这也是造成市—区两级政府权利冲突的制度根源。     

浮梁县的名街

浮梁县是景德镇市辖县,是国家速生丰产林、茶叶出口、商品粮基地县和省“蚕桑工程”基地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北部,辖７镇、１６乡、４个垦殖场、面     

文明演进社会变迁经济速度簇拥下的二元化重庆政区地名

重庆市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千米。2009年底,重庆户籍人口总量3275．6万。共辖40个区、县（自治县）,其中,19个区、17个县、4个自治县。共设街道156个、镇574个、乡278个。乡（镇）级以上政区总共1048个。至2009年底,重庆市共有1048个政区地名。     

“2003.8.2”滇中石林县冰雹过程多普勒雷达回波特征分析

2003年8月2日石林县强对流冰雹天气过程是强大的辐合抬升,高能高湿的不稳定条件所造成。回波分析表明,此次冰雹天气过程出现了两种典型的雹云,即合并型雹云和传播型雹云。本文对这两类雹云回波的速度场、强度场和VIL值的特征量进行了详细分析。     

权威统计 最新发布:全国行政区划统计表

(截至2005年12月31日) 序 号 省级 地级 县级 乡级 2、 口 计 行政区 划单位 之卜 口 计 行政区 划单位 2、 口 计 行政区 划单位 合 计 行政区划 单位 34 4 直辖市 23 省 5 自治区 2 特别行 政区 333 283 地级市 l7 地区 30 自治州 3 盟 2862 852 市辖区 374 县级市 1464 县 1 17 自治县 49 旗 3 自治旗 2 特区 l 林区 4 1636 11区公所 19522镇 14677乡 1002民族乡 6 152街道 181苏木 1民族苏木 l 北京市 l8 l6 市辖区 2县 3 14 142镇 36乡 5民族乡 131街道 2 天津市 l8 l5 市辖区 3县 241 120镇 18乡 2民族乡 101街道 3 河北省 1l ll 地级…     

崇明岛的变迁

本文讨论了崇明岛何时设镇、崇明县址的迁移及崇明岛的变迁等三个问题,澄清了历代县志记载混乱而产生的一些问题。     

基于地理探测器和GWR模型的中国重点镇布局定量归因

重点镇是小城镇发展的龙头,形成科学合理的重点镇布局对优化中国城市化战略格局有重要意义。论文以2004年和2014年分别公布的1887个和3675个全国重点镇为样本,对其分布及效应的变动特征进行探究,进而在地级尺度对重点镇布局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进行地理探测和局部空间回归。结果表明：① 经增补调整,中国重点镇布局及建设效应的均衡性增强,主要集聚区西移北扩,冷热点的分布突破“胡焕庸线”,经济辐射效应的分化程度减弱,体现出政策因素的有力影响。除县际均衡和区域倾斜政策外,重点镇的分布还受到海拔高度、公路网密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因子的显著作用。② 因子探测器、GWR模型和交互作用探测器的结合能更精准地刻画影响因子的作用方式、方向、路径和强度。中国重点镇的布局不是5个显著性因子均匀、独立、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影响均具空间异质性的各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后增效的产物。③ 县际均衡政策与其他因子的协同作用是形成现有重点镇分布格局的主导力量;区域倾斜政策的效果总体较好,但目标区域还需更准确。     

建制镇的演变——乡（镇）制丛谈之二

清季实行城镇乡制时，镇属于城镇型建制，即在县以下行政区划中，城和镇是“点”，乡是“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废除公社制度、重新确立乡镇建制时，镇却从城镇型建制转化为广域型建制，变成了人口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大乡”、“强乡”。下面简单回顾一下镇的历史演变过程。     

广西省各地标准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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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跨界区域发展的历程、制度特征与启示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安县——千年古县1600多年历史释放着沧桑巨变地名文化演进的绚丽光彩

一、源予汉代,始于元代,成名于明代 安县在西汉、东汉、三国时期,为涪县辖地。境内设县始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侨置晋兴、益昌、西充国三县,属巴西郡。晋兴县治地今永安镇向阳村,益昌县治地今花菱镇联丰村观斗山,西充国县治地今沸水镇。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及边界效应测度——以大别山为例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是跨界旅游区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大别山跨界旅游区为例,通过测度不同交通方式影响下的景区可达性,结果显示高速铁路、普通铁路、高速公路、普适性交通等交通方式对大别山跨界旅游区整体和局部地区的影响力不同。通过测度边界效应发现,行政边界对低等级交通基础设施的屏蔽效应强于高等级交通设施。以典型的跨界景区——天堂寨为案例,构建"时间可达性非直线系数"指标测度跨界景区的边界效应,发现行政边界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屏蔽效应存在于跨界景区之间,其作用效果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呈现显著的行政区域对称格局。运用可达性方法为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的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有效的方法。     

跨界旅游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与合作模型——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全球已进入一个超流动与不稳态并行的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而治理需要将不稳定转化为稳定,跨界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区域、地方等尺度交织,使跨界治理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跨界治理主要指通过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梳理跨界治理的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界”,重构了跨界治理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跨界治理主要涉及3个尺度的3对范畴：在地方层面,去同质化与同质化;在区域层面,去边界化与边界化;在全球层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运用该框架,以长三角为例,实证分析了区域尺度跨界治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