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状况研究

以2005—2018年西部11个省会城市为评价对象，采用熵值法评价其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成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探究其协调发展和滞后状况，为进一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1）西部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波动上升和时空分化的特征尤为明显，西南地区城市的得分普遍高于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城市；2）各省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差距较大，基本以波动向前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地区差距较大，邻近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律有靠近趋势；3）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间存在高水平耦合的密切关系，协调水平上升的趋势下普遍未达到相互促进的良好或优质协调；大部分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间存在交替滞后的情况，且滞后有延续和强化趋势。在今后应注重对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城市的引导发展，缩小区域和城市间的差异，从战略目标导向入手，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建设。     

基于人口特征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配置——以常熟市为例

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是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优质生活环境营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家休闲城市综合标准试点市——常熟市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特征为切入点,对该市不同功能区内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可进行生态游憩的时间、生态游憩意愿、对不同生态游憩空间的偏好,以及全市不同功能区人口对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人口特征影响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全市不同功能区的人口特征有显著差异,因此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不同。在人口量、人口平均生态游憩可能性、人口生态游憩空间类型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下,商业活动区内人口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生活居住区、商务办公区、工业生产区;全市不同功能区内人口对草地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水域和林地。可根据城市不同功能区人口数量、类型、分布特征,以及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中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实践。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研究

以2003—2016年的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三角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3—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均有提升,且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于生态环境质量。长三角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城镇化水平高值集聚,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明显且空间差异小。② 长三角城镇化明显改善本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对相邻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本城市而言,多维的城镇化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层面疏解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人口集聚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耗集中、排放集中,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以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城镇化,通过产业集中布局和创造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和污染治理上发挥集聚效应,并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对相邻城市而言,城市的城镇化“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向相邻城市转移,从而对相邻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基于AHP-Fuzzy模型的京津冀生态文明评价: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是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在综合专家调研和文献计量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构建涵盖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3个方面19个指标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京津冀13个城市从2003—2017年的生态文明指数走势及特征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过去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生态文明水平缓慢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2)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差异明显,北京、天津等发达城市基础好,提升速度较慢,但总水平远高于河北省;(3)河北省内生态文明建设分化较为严重,不同城市间差异明显;(4)资源和环境基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城市等级和规模是影响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深化和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强化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借力公共服务和科技教育投入持续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和STIRPAT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介于0.420～0.761,呈现时序异质性,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生态韧性值较低,而南通、温州等城市生态韧性则有所提升;(2)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5—2010年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东部低、中部高、西部低”的格局,2015—2020年则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高”的格局,并形成西南部较高水平生态韧性城市带和中部城市生态韧性低值走廊;(3)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全局Moran’s I值变化幅度较大,且局部自相关集聚模式变化较大;(4)经济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人口、技术和土地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

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城镇化和粮食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9年淮河经济带各市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进入协调发展区间的城市已由2000年的8个增加到2019年的26个。虽然城镇化、粮食生产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但也都呈现出日趋缩小的态势。除城镇化先行发展的少数港口和矿业城市外,早期城镇化受阻是制约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目前只有8个农业大市城镇化相对滞后,说明城镇化与粮食生产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云南省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探讨

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云南省情为基础,开展云南省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研究,从“人口-土地-空间”视角研究云南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表明：在人口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准确把握城乡居民的梯级流向、有效提升农民进城的吸引半径和提高农村人口市民化转化水平;在土地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稳妥推进山地城镇建设、高端营建山水田园城市和科学保护城市内外生态;在空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对区域空间、产城空间、集群空间、特色空间和统筹空间等重点环节推进城镇化建设。     

云南省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探讨

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云南省情为基础,开展云南省新型特色城镇化建设研究,从“人口-土地-空间”视角研究云南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表明:在人口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准确把握城乡居民的梯级流向、有效提升农民进城的吸引半径和提高农村人口市民化转化水平;在土地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稳妥推进山地城镇建设、高端营建山水田园城市和科学保护城市内外生态;在空城镇化建设的视角下,应对区域空间、产城空间、集群空间、特色空间和统筹空间等重点环节推进城镇化建设.     

长株潭都市圈城市空间演化情景预测及其耕地影响分析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城市群国土空间的合理规划与科学管理对长江经济带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位居长江中游的长株潭都市圈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城市扩展对区域资源与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目前该区域国土空间格局及变化预测的研究不足,城市空间扩展对耕地保护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基于极限学习的城市扩展元胞自动机模型,在自然增长、规划发展、生态优先三种城市发展情景下,模拟预测了2030年长株潭都市圈城市空间格局,分析了城市空间演化对耕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自然增长、规划发展、生态优先三种城市发展情景下,2030年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将分别达到1295.08、1166.44、1104.78 km²。在三种城市发展情境下,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均以边缘增长为主,向外扩展延伸,城市一体化趋势显著;(2)在自然增长、规划发展、生态优先三种情景下,2030年长株潭都市圈耕地将分别减少到2088.30、2134.94、2199.45 km²。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导致区域耕地面积的减少,从粮食安全与可持续...     

PM2.5污染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基于34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切实治理影响人口健康的环境问题,建设健康人居环境。论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和2015年各省级行政单元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资料,论文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方法,揭示城市PM_2.5的平均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PM_2.5—人口死亡率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高死亡率地区早期集聚分布于西南地区,2005年后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逐渐集聚分布态势。低死亡率地区长期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两市。② 人口死亡率的分布存在空间关联性,高—高类型地区早期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后期向东扩展;低—低类型地区主要分布于北疆、内蒙古西部和广东省及其周边地区。③ 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邻近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国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存在学历差异和城乡差异,地区高学历人群集聚可降低PM_2.5的健康风险,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则会加重PM_2.5的健康风险。研究旨在为防范空气污染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建设健康人居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及影响因素分解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识别流域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结构视角测度黄河流域水足迹变化,进而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Kaya-LMDI分解模型,解析水足迹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并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禀赋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识别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水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农业水足迹占比高达85%,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倒挂问题突出。(2)黄河流域上下游水资源量与水足迹空间分布不匹配,中下游面临更严重水资源约束。(3)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弱脱钩,但2015—2019年各省区开始向强脱钩转变。(4)规模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拉动作用,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禀赋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抑制作用,但仍有提升潜力,各省区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为此,需要强化水资源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推动农业集约式发展,提升农业用水效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缓解水资源约束困境,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及影响因素分解

水资源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识别流域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结构视角测度黄河流域水足迹变化,进而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Kaya-LMDI分解模型,解析水足迹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并从技术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禀赋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识别水资源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水足迹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农业水足迹占比高达85%,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倒挂问题突出。(2)黄河流域上下游水资源量与水足迹空间分布不匹配,中下游面临更严重水资源约束。(3)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弱脱钩,但2015—2019年各省区开始向强脱钩转变。(4)规模效应、城市化效应和人口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拉动作用,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禀赋效应对水足迹变化起抑制作用,但仍有提升潜力,各省区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为此,需要强化水资源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推动农业集约式发展,提升农业用水效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缓解水资源约束困境,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

论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内16个核心成员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构建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探究2000—2015年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与耦合度变化,解析系统间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开发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和环境质量产生更多需求,建设用地扩张、耕地面积被侵占、人口承载增大也是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②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表现平稳,效应映射到空间上,变化幅度与演变特征明显。浙江省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高于上海与江苏的城市,这与环境自净能力、污染处理设施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理念的宣传等因素相关。③ 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度较低的城市占多数,处于失调状态。城镇化进程中用地扩张呈现低密度、分散化倾向,对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扰动强烈,导致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偏离度加大。④ 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要素胁迫与约束作用强度大小差异明显。     

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时空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为沿淮各地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2018年旅游经济总收入,通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β收敛性检验等指标研究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时空分异与收敛性,用多元回归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显示: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总体分异趋于收敛;旅游经济分异在波动中缩小,空间分异东部大于西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旅行社数量、互联网用户数和4A级以上景点数是旅游经济的主要影响因子。说明淮河流域旅游经济总体上趋于收敛,旅游经济不平衡状态有所改善。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空间转型与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基于深圳城—水关系动态演变的分析

城市空间是探讨城镇化特征、动力机制和效应的重要载体,但生态空间作为传统城市—自然二分对立认识论下被人类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却较少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主体。论文以深圳为例,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展现了过去40余年深圳城—水关系的阶段性演化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变迁。研究认为,水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多元复杂的本体特征,它与城市发展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建构。在深圳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国家、资本、自然展现出差异化的动态关系,塑造了水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过程,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所需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支撑城市可持续运作的生态保障、提升城市长期竞争力的新动力。深圳城—水关系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环境治理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以水为代表的城市生态空间出现了同质化和退化,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未必在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中出现“空心化”;相反,国家权力的主动介入修复甚至扭转了单一市场逻辑下的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平等。这些新型的国家—资本—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实践,不仅呈现了人类寻找公平、正义、可持续城市建设的中国方案,而且为城市—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1)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2)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