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研究

运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北京城区范围内的976个写字楼点位为基础,辨析城市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存在状态、分布特征和形成原因,为研究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提供方法借鉴。研究认为,北京城市内部存在明显的办公集聚区,并且空间偏向差异显著,一级集聚区多沿交通线分布且集聚方向与交通线方向一致,近3/4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只有1/4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形成与西方国家大城市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市中心的不同特点。究其原因,第一,经济功能分化催生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产生;第二,行政区界限成为办公空间扩展的天然屏障;第三,城市功能定位引导办公集聚区分布。CBD、金融街、中关村和上地是北京城市内部具有代表性的办公集聚区。     

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将1997-2012 年划分为4 个时段,采用ArcGIS 与次序多元Logit 模型分析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住宿业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演化关系,反映城市空间结构重组特征。结果表明：① 北京住宿业时空演化的向心集聚与离心扩散趋势并存,属于相对扩散;扩张表现出集聚特征与方向上的差异性;同心圆式、局部扇面式、廊道式、飞地式、填充式等扩张形式并存;② 可达性、基本地价、空间集聚是住宿业时空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③ 城市化进程影响住宿业的区位转移,住宿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力量之一;④ 塑造城市结构的离心扩散作用增强,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增强。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分析

以北京城市办公集聚区为调查范围,选取公司周边绿化、交通、商业配套设施状况以及公司所在地整体环境感受4项主观评价指标,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北京城市以写字楼为载体的工作场所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北京城区办公活动空间满意度综合评价良好,其中对商业配套设施最为满意,对绿化状况最为不满。从被调查的6个行政区看,位于前3名的分别是朝阳区、丰台区和东城区,海淀区因交通、商业配套不满意导致其综合评价为合格;从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北高南低,并向北和东北方向延展,形成岛状和片状高值区,与北京办公集聚区空间分布特点一致。城市工作者需要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对于北京城市工作场所的满意度研究,将有助于对城市从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出发进行规划和建设。北京城市今后应注重对办公空间的整体规划,并依据功能定位和作用进行重点建设,从地方文化入手建设有中国特色和北京特点的办公空间,以办公空间优化引导北京南北城区之间均衡发展。     

南京商铺租金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商铺租金是衡量城市商业活力与地段商业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南京中心城区3294处商铺为研究对象,在通过核密度分析、莫兰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商铺租金时空格局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从交通区位、周边配套、消费能力等方面挖掘商铺租金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南京商铺空间分布以新街口为核心,呈现出日益增强的中心极化态势,并与河西、东山和江北共同形成等级鲜明的商业集聚格局;主城区商铺租金的空间分布亦表现出以新街口为热点区、城北和城南为冷点区的核心边缘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局部空间集聚性,主副城区间租金分异程度逐年加剧;交通区位和消费潜力是影响主城区商铺租金的关键外部因素,而商业业态、商铺形象等内生因素同样会对商铺租金产生影响,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南京商铺租金时空分异格局。通过揭示南京商铺租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变化,期待推进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研究,并为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商铺投资经营者提供一定借鉴参考。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管理学和经济学多从宏观视角进行物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工程学和运筹学偏重物流企业内部流程和设施设计,对于中观层面的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研究比较薄弱,实证研究尤为缺乏。文章基于对广州市3771家物流企业调查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揭示影响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向心集聚性,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围县级市,物流企业数量明显递减;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物流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城市工业区和商务区是物流企业的重要集聚区;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是区位、交通、政策、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格网法的商业基准地价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利用GIS格网法分析武汉市中心城区不同时点的商业基准地价变化情况,得到商业基准地价变化的系列空间分布图,对比分析其时空特征,并探索商业地价时空差异规律,最后利用基于时间序列的灰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商业基准地价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商业用地基准地价的增长幅度逐年上升,在呈现出明显圈层分布的同时也呈现出空间差异性,并且武汉市中心城区地价有着从饱和区逐渐向增长区和潜力区发展的趋势;城市商业基准地价演变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发达状况、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流动共同驱动的结果。     

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

随着信息经济发展壮大,软件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其空间区位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不断加深.文章以上海市软件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 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2 年及2008年上海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发生了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偏移.6 年间,软件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的时空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历史基础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交通通达性、自然环境及办公楼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影响较大,内资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     

基于协同区位商的北京城市职住要素空间关联

就业地和居住地是城市居民工作以及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样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性研究对深刻理解职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协同区位商方法,对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总体特征和局域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协同区位商作为一种测量点要素之间联系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应用到职住关系的研究中,对丰富职住关系度量指标体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② 对北京市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全局协同区位商值小于1,空间关联性较差,表明职住要素的空间联系总体较弱。③ 局域协同区位商的分析表明,北京写字楼与居民楼局域空间关联格局差异明显,不仅不同区域两者空间关联性强弱差别显著,而且不同价位的居民楼和写字楼展现出不同的空间关联特征。④ 北京职住要素空间关联性深受写字楼、居民楼本身布局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全面分析,加强此领域研究,将有助于城市规划中职住要素的合理空间布局。     

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机制

随着转型期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壮大,写字楼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象征,并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运用GIS空间密度分析、区位熵和空间自相关等技术方法,探讨了转型期杭州城市写字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写字楼空间容量密度分布呈由中心向外围梯度递减格局,并出现多中心融合集聚的形态;写字楼规模容量特征呈现显著的内外围差异性,内城开发密度大而强度小,外围开发强度大而密度小;而规模容量的等级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第三级区块发展规模的滞后;写字楼内部企业类型中,基础性依赖行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离散,而生产性服务业则趋于集簇式分布;写字楼内部企业存在较大的区位熵差异,即出现一定的地域专业化特征,同时,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块一般具有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而处于发展中的区块则呈现出功能的单一性。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和企业微观主体等各种要素,通过相互交织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写字楼及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时空演化进程,其中显著表现在城市经济形态转型、城市郊区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政策与政府行为等方面。     

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空间集聚的影响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对城市空间布局与重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剖析交通与城市经济活动及其功能区集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北京城市商务办公空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2008 年前后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和集聚程度随轨道交通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发展阶段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程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办公集聚区等级随着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对办公区位选择有正向的引导作用,使得办公集聚区的规模和等级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集聚效应更为显著。② 北京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所形成的办公集聚区在数量和规模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500 m、800 m以及1500 m半径范围内,随着换乘站点辐射范围的扩大,其涵盖的高等级办公集聚区的数量也呈现增多现象。③ 轨道交通换乘站点的功能属性对办公集聚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空间引导作用。④ 历史惯性、距离衰减、外部效应和主导功能差异是影响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周边、不同半径范围内办公集聚区数量和等级的主要作用因素。     

北京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重心变动分解分析

21 世纪之初,北京正由一个工业城市逐步向适合首都特点的新经济型城市转变,其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轻型化的四化经济发展战略都将对北京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空间布局为着眼点,分别运用功能分区的圈层划分方法和基于邮区尺度的重心计算方法,对近10 年北京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演化过程进行刻画,并且利用重心变动的分解分析对影响制造业布局的动力因素进行定量描述.研究表明,研究期内北京制造业的布局正在经历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调整的过渡阶段;近10 年间北京制造业的就业和企业分布重心都出现了向东偏移的趋势,但是南北方向有所不同：前者向东北偏移,后者向东南偏移.对北京制造业的就业重心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对就业重心偏移的贡献同样显著,推动就业重心向东北偏移.北京应继续深化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工业的结构调整,优先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都市型工业和高新技术工业;要继续引导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东移南扩”的布局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研究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工具研究2014年北京市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以市域各街道和乡镇为评价单元,构建供给指数、需求指数度量各单元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和需求,据此分析和评判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及服务质量的均衡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域尺度上,由于城市发展历史的影响,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呈现核心-边缘的格局;在区县尺度上,受行政体系和城镇体系的等级性影响,均衡性程度高低与城镇等级高低相一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指数与需求指数相关性显著,可判定设施空间分布总体上比较均衡;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发现北京市存在设施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区域,其中教育设施、城市公园设施和医疗设施空间布局的均衡程度高于文体设施。     

近年来移动办公发展的城—郊异质性特征研究——基于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大数据

移动办公是信息时代新型的生产办公活动,其发展对大城市办公活动的移动化转型、郊区办公区位提升和城—郊办公区位的优化重组具有重大价值。论文基于2019与2021年武汉市城—郊联通用户的手机App使用大数据以及企业分布数据,运用数理统计、Getis-Ord G_i^*与层次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武汉市移动办公的城—郊异质性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从移动办公人数占比和人均时长看,近郊区非常接近中心城区,且近郊区的增长率高于中心城区,反映了移动办公的扁平化发展趋势。② 从空间分异看,郊区新城的移动办公人数占比、移动办公人均时长的高值区域远多于中心城区,并且在近郊区范围内越远离中心城区,其极大值往往越高,局部集聚程度也越高,表明移动办公对郊区的办公区位具有较好的补足效应。③ 从产业类型和规模看,中心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移动办公发展水平较高,而近郊区的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并且中心城区企业数量越多的大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而近郊区新城中企业数量较少的小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研究对于明晰移动信息时代城市移动办公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不同产业类型的移动办公发展规律,进而实现郊区办公区位优化重组有一定价值,而基于手机App使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也为日益重要的城市线上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渠道。     

基于土地开发强度的长春市城市空间效率分异研究

以地块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为基础数据,从土地开发强度这一微观视角出发,针对长春市建成区圈层式快速发展的现实,运用替代原理和竞租理论分析长春市中心城区1 460个地块的土地开发强度的分布特征,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的低效地块和“超效”地块进行判断,总结分异特征和原因。研究发现：长春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分布不符合替代原理,地块容积率的分布总体呈现“高-低-高”的环状分布特征;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组织总体上符合竞租理论,公共服务设施对传统竞租函数及其空间结构组织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长春市在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低效与“超效”并存;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是低效地块和“超效”地块的主要用地类型,以商业、居住、娱乐、休闲、办公为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或许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矛盾。     

城市土地利用——交通集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英文）

China is now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Powerful tools are required to assess its urban spatial policies before implemented toward a more competit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igm. This study develops a Land Use Transport Interaction(LUTI)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urban land-use policies on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The model consists of four sub-models, i.e., transport, residential location, employment location and real estate rent sub-models. It is then applied to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to forecast the urban activity evolution trend based on the land-use policies between 2009 and 2013. The modeling results show that more and more resident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ity choose to agglomerate on outskirts, and new centers gradually emerge to share the services originally delivered by central Beijing. The general trend verifi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plan to develop more sub-centers around Beijing. The proposed activity-based model provides a distinct tool for the urban spatial policy makers in China. Further research is also discussed at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