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评价分析

目前我国各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区域间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以陕西省11个市(区)为例来分析和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选取的原则,结合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11市(区)为评价单元,科学、合理选取评价指标,并采用特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了陕西省11个市(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指标综合测算法计算各评价单元2003、2005和2007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对各市(区)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和分析研究后,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存在的原因。最后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陕西省能源供给与经济及生态环境协调性分析

作为我国能源供应的战略基地和大西北生态脆弱区,陕西省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能力关乎国家能源和生态安全,探究陕西省能源供给与经济及生态环境发展(3E)的协调性及关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能源供给为切入点对陕西省3E现状进行定性分析,推断能源供给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支撑作用。选取25个指标构建3E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之间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陕西省能源供给、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间具有较高的协调性;(2)陕西省能源供给、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关系波动大;(3)能源供给、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度对能源供给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过程与格局的关系及其在区域景观生态规划中的应用

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景观设计和区域生态规划中,生态过程与生态格局之间的关系是区域生态规划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景观生态学生态过程与生态格局关系认识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二者之间"过程为体,格局为用"的哲学关系。"体"即根本和内在的东西,"用"为"体"的外在表现。面对具体的规划区域时,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都是"格局",但是规划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都是"过程"。围绕二者关系主线,建立了一个基于生态过程的区域景观生态格局规划方法框架,主要包括3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分析区域历史景观格局演变过程,确定面向生态过程需求的生态格局以及制定提升生态系统功能的对策措施。     

西南丘陵山地区土地整理与区域生态安全研究

开展土地整理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不同区域土地整理的目标、任务侧重点各不相同。对于生态脆弱、生态区位非常重要的西南地区而言,其丘陵山地区土地整理的目标必须与区域生态安全的目标相一致。本文从国际国内土地整理的发展趋势以及土地整理目标区域分工的角度,论述西南丘陵山地区土地整理与区域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西南丘陵山地区土地整理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区域生态安全,小流域土地整理是实现该区域生态安全的典型模式。     

矿粮复合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以焦作市为例

应用PSR模型构建焦作市矿粮复合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AHP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确定24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对其2006-2010年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动态评价与分析,旨在揭示该区域近年来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提出实现其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建议。结果表明：其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总体呈现先短期轻微下降后又逐年回升的趋势;5 a内其安全水平先后经历了较不安全、临界安全、较安全3个等级;状态与响应指标与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相关性密切,对环境胁迫的恢复力起重要作用,且在维护和改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上的作用不断增强;植被因素对土地生态安全的正作用最明显,生态用地比例等4项指标在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中的地位相对较重要;主控生态安全的因子越多,生态状况越好;未来3 a,其生态状况有继续提升的趋势。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须从不同方面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该研究为实现区域农业生产和工矿建设等经济活动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利用灰色关联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内陆31个省会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与土地生态利用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土地集约与生态协同利用提供依据和支撑。结果表明:综合容积率,单位土地面积职工数,路网密度,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地均二、三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入等,均与土地生态利用综合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但密切程度不同;与31个省会城市相比,东中西部3个区域的城市土地集约与生态利用关联程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基于物元模型的民勤绿洲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针对生态脆弱区民勤绿洲土地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特点,运用“经济-环境-社会”模式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该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权重,基于物元理论建立了土地生态安全的复合物元模型,对民勤绿洲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07年民勤绿洲土地生态安全整体上呈现出“不安全-较不安全”的上升趋势,并有向更好等级发展的动向,说明近年民勤绿洲环境保护投入和治理绩效明显。②各单项指标存在明显的分异。人均水资源、化肥施用量、森林覆盖率、荒漠化程度、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贫困人口比例和能耗成为制约该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该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环境容量低,极其脆弱。     

基于P-S-R模型的土地生态安全物元评价——以河南省为例

采用P-S-R模型建立指标体系,对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进行客观评价。采用物元和可拓理论构建了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模型,以河南省为例进行了研究,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结果计算。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耕地粮食单产逐年增加,土地流失比例逐年降低,土地质量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但人口压力过大,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仍然是影响土地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GDP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较少,第三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虽有所提升,但横向比较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为紧迫。整体水平不容乐观,目前仍处于临界安全水平,评价结果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基于P-S-R模型的物元评价方法适用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基于沙漠化程度的生态安全格局评价

以内蒙古奈曼旗为研究区域,以乡镇为评价尺度,在凸显沙漠化作用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指数法对该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权重确定中,在一级层次上分为沙漠化土地和非沙漠化土地:其中,沙漠化土地权重赋值为0.7;非沙漠化土地赋值0.3。在二级层次上分为流动沙丘、林地等12种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不同类型的权重采用评价时间尺度内土地利用动态度来确定。结果表明:在1975—1985年、1985—1995年到1995—2005年这3个时期间,奈曼旗的生态安全状况经历了极不安全—安全—较安全的过程,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的平均指数分别为-4.06、2.56和1.06。其中从1985—1995年到1995—2005年这段期间,生态安全状况趋向恶化,但是从1975—2005年,奈曼旗整体的生态安全水平呈好转的趋势。     

乌鲁木齐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土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安全状况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通过选取干旱区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对象,针对乌鲁木齐市2017年土地生态环境现状,应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景观生态安全指数(LES)、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共同构建乌鲁木齐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2017年乌鲁木齐市ESV为220.70×108元,97.48%的区域为中低ESV区域,ESV最重要的贡献来源是林草地,最主要的贡献区域是乌鲁木齐县和达坂城区,不同区域ESV差异明显。(2)乌鲁木齐市具备典型的干旱区城市景观特征,景观整体分布相对协调,但具备生态优势的景观分布还较少。景观生态安全(LES)指数从空间上表现为“西低东高”,且总体水平偏低,同时各区域的LES指数还有一定的分类组团特征,高值区域集中在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米东区等边缘区域,中心城区的LES指数普遍较差,受人类活动影响深刻。(3)乌鲁木齐市各区域土地生态安全主要分布在敏感级和相对安全级之间,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边缘区域普遍高于中心区域,边缘区域中乌鲁木齐县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中心区域中高新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最高。随着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土地侵占、资源消耗等矛盾加剧,部分区域的土地生态安全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能够维持现有水平,主要凭借乌鲁木齐市各区域的自然本底(状态),人类活动的恶劣影响(压力)和积极改善作用(响应)尚不明显。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ggravates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land. With multiple demands for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equent 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 occur between multiple different functional land types. The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productive and living functions of land, but gives little consideration to ecological functions. This study builds a national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land functions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and position of ecological land. So-called ecological land uses are types of land use regulating,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new land classification is more flexible for overall planning purposes and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ecological, living and productive land spaces. The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cludes three levels. The first level has four major types: 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The second level subdivides the major types into 15 functional land categories, including major ecological regulation land, common ecological regulation land,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 for ecological lands; pasture land, timber land and aquaculture land for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s; arable land and orchard for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s; and urban built-up area, rural living land, and industrial land for living-productive lands. The third level is based on land cover types.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and using a strategy of zoning and re-classification, we extra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s on a national scale. The areas of 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productive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area are 6,037,000 km², 1,353,800 km², 2,001,900 km² and 207,300 km²,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62.89%, 14.10%, 20.85% and 2.16% of total area, respectively. For the second-level classification, the area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 is the largest, accounting for 20.17% of the total area. Ecological land is located main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is distributed in various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are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     

陕西省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基于1978-2005年陕西省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1)陕西省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为4.23%,调整力度非常小;2)经济发展的冲击可以部分解释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解释水平为12%以下,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对经济发展的解释水平在18%以下;3)耕地资源数量、经济发展均显著地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建议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耕地利用效率等方面采取长期性、综合性的政府干预措施.     

山东省耕地资源安全问题研究

构建耕地资源安全概念模型,通过对人口资源压力极值状态下的耕地资源安全需求与可能供给之间的综合平衡,分析山东省耕地资源安全态势。2004年山东省耕地总量为754万hm2,预测2020年全省耕地资源的安全需求量为747万hm2,同期各种原因将减少耕地42.5万hm2,后备耕地潜力为50万hm2。理论上可保障耕地资源安全,但实践操作难度较大,据此提出保障山东省耕地资源安全的相应对策。     

基于多源数据的乡村功能空间特征及其权衡协同关系度量

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兴趣点、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从乡镇尺度揭示了北京生态涵养区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生态服务、旅游休闲以及综合功能的空间特征,并运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权衡强度指数等定量探讨了多功能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权衡程度。结果表明：① 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格局相似;生态服务功能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农产品生产功能的空间格局基本相逆。② 经济发展与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功能为显著协同关系;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服务功能为显著权衡关系。③ 按照“‘权衡强度越小,功能间共生发展’‘权衡强度越大,最多发展一种功能’”的思路,以追求乡村功能组合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将生态涵养区划分为I（4种功能共生）、II（3种功能共生）、III（2种功能共生）和IV（单一功能发展）4种类型区。研究结果将为区域乡村振兴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为乡村功能协同发展路径设计提供技术支撑。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揭示土地利用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土空间开发状态的 重要指标，对其变化进行监测与管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 段。构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量化模型，以陕西省为例，计算 2000—2015 年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指数，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 回归（GWR）模型识别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 年陕西 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内部空间分异显著，高强度区集中在榆林、延安、西安、安 康等地，低强度区集中在咸阳、宝鸡、铜川、商洛、渭南、汉中等地。（2）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 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区县，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 阳、铜川、渭南和汉中等部分区域；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逐步提升的同时，区域开发不平衡现象 日益突显。（3）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投入力度、耕地资源和地形条件是影响陕西省建 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但在不同县域其影响程度大小具有显著差异，且个别因素 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三江自然保护区耕地与湿地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

构建了衡量耕地—湿地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三江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综合指数法对耕地生产与湿地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954~2000年耕地生产与湿地环境比较协调,1995年协调度达最高点0.992,2000年二者综合发展水平达最高点0.389;2000~2005年协调度和综合发展水平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湿地开垦已经超过其临界规模,湿地面积的急速下降已威胁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995~2000年这段期间三江自然保护区耕地与湿地协调水平最高,此时耕地面积大约为2.6×10⁴ hm²,湿地面积大约为3.5×10⁴ hm²。此结果可以作为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恢复重要的参考标准。在该标准下,通过改变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和提高单产水平,三江自然保护区粮食可满足目前的需求,湿地重要的生态功能也可大大恢复。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基于RBF的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动态预警

基于1996-2010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相关数据, 从压力、状态、响应3 方面构建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运用RBF模型对2011-2015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演变趋势进行预测, 并结合预警指数和警度标准对1996-2015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状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 RBF模型有较高的模拟精度, 能够较好地拟合2011-2015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各系统的发展趋势。② 就各子系统的安全警度而言, 1996-2010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压力和状态系统的警度呈波动上升趋势, 响应系统的警度呈下降趋势, 2011-2015 年, 压力系统将逐步由“中警”(黄灯) 转变为“重警”(橙灯), 状态系统将处于“中警”(黄灯) 状态, 响应系统将处于“无警”(绿灯) 状态。③ 总体而言, 1996-2010 年, 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度呈略有下降态势, 2011-2015 年, 预警指数将处于0.42 左右, 警度将处于“中警”(黄灯) 状态。④ 影响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农业经济比重、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量、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比重、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等, 是今后调控的重点。     

哈尔滨城市土地生态安全时序评价及预测分析

基于人文社会视角,以“自然-社会-经济”协同模型为依据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运用客观赋权法和综合指数法对哈尔滨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时序性评价。研究表明：（1）哈尔滨市土地生态安全总体呈现出“敏感-良好-安全”动态变化过程,预测未来几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影响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驱动因子为土地利用结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和农用化肥施用量。（3）坚持生态优先,加强土地利用适宜性和生态性的合理匹配,减小土地生态承载压力,构建稳态经济运行模式是哈尔滨市绿色发展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