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短租平台的概念发展、市场影响和空间交互关系研究综述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经济”不仅在众多新兴市场上创造出了经济增长点,还通过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消费行为,对城市经济和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以Airbnb为代表的共享短租平台在冲击了传统旅游住宿业与城市住房市场的同时,也引起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论文首先概述了共享短租平台的发展背景、概念与现状,阐述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因此引发的争论;接着探讨了共享短租平台(以Airbnb为例)与酒店业和住房市场的关系,以及其进一步商业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与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大量实践案例得出共享短租平台与城市空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即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因子决定了共享短租平台房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共享短租平台会以旅游绅士化、商业结构改变和城市设施负担加重的方式逐渐改变城市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空间。     

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扩散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共享住宿在我国城市迅速发展,是推动城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该文以北京市为例,利用爱彼迎等开源平台共享住宿相关数据,应用ArcGIS技术、地理探测器方法与空间扩散理论,分析2018-2020年北京市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北京市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分布范围、集聚程度逐渐扩大,向心力增强,东北—西南分布方向性明显;2)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依次为餐饮、居民小区、科教文化、交通运输、体育休闲和景点,餐饮是主要影响因素;3)共享住宿业的空间扩散以等级扩散为主、传染扩散为辅,在次级城市功能区和景区扩散明显.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共享住宿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导.     

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探讨了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产业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案例——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模式,总结了相关扶贫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1）产业扶贫通常涉及政府、企业、被帮扶农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平台、科研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其发展模式受社会、经济、地理、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整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人口等资源,推动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组织、生态和人才振兴。（2）德青源金鸡项目以蛋鸡产业为抓手,构建了金融资本和龙头企业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政府、龙头企业、贫困农户和贫困村“三权”分置,因地制宜地设计出资产收益扶贫模型。（3）金鸡产业扶贫的主要经验包括：完善消费扶贫机制,多举措推动产销高效对接;树立“长线”思维,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产业多维振兴有机结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人力资本;完善配套设施,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发挥党建和农民合作社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扶贫扎根;构建多方共赢的联结机制,推动长效脱贫和乡村振兴。这些经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渝西方山丘陵不同地带样点村的实证分析

耕地比较效益低下引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成为破解耕地保护问题的客观选择,而影响经济补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补偿模式设计是否符合农户诉求,因此定量刻画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对其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便是补偿模式设计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渝西方山丘陵3 个样点村392 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六边形计量分析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Probit 回归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补偿模式选择意愿间耦合关系的存在性和影响度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差别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生计资产存在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农户生计总资产呈现由自给型纯农户到非农户递增的总体趋势,空间上存在海拔越高生计资产越低的趋势.②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选择意愿存在随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由“成都模式”向“佛山模式”过渡的趋势,不同地带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存在空间分异.③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间存在耦合关系,自然资产与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呈负相关,社会资产对农户的模式选择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农户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人力资产和物质资产对农户决策均产生较显著影响,心理资产对农户的决策影响最为显著.④ 根据农户生计资产缺乏情况为7 种类型农户设计了概念性的补偿模式体系,并就补偿方法、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及表征——以云南典型乡村民族社区为例

从旅游活动要素及其空间效应着眼,对"景区化"与"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把社区事象的景观化、经济功能的旅游化、组织管理的业缘化等视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具体表征;认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结果,必将导致乡村民族社区向旅游社区的演变,并对乡村民族旅游社区的内涵及其类型特征作了初步探讨,进而细分出名义在场型、从业参与型、景观资产型、混合平衡型4种类型。对云南曼听五寨、雨崩村、泸沽湖落水村和里格村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曼听五寨属于名义在场型外,其余为从业参与型旅游社区。     

基于投入产出的中日美产业关联结构演进比较

在钱纳里关于产业关联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从相对比例角度,考察中日美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关联结构的演进轨迹,从具体产业层面揭示了三国产业关联结构变动的原因。发展了钱纳里关于宏观经济整体中间投入率及三次产业中间投入比例的演变理论,提出了宏观经济整体中间投入率的倒V型发展模式及三次产业投入比例在时间序列上的雁型发展曲线,推断中国正处于倒V型发展模式的上升阶段及雁型曲线的t1~t3阶段,确定中国未来产业调整重点为:①保持第一产业中间投入比例继续下降态势,加强第一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提高产业增加值率;②适度降低第二产业中间投入比例的增长速度,及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投入重点转向资金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产业生产的附加值;③相应加强第三产业中间投入比例,较大幅度的提高其增长速度,调整经济投入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化与高度化、高增价值化的统一。     

国内外“三化”协调研究进展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方略。探索“三化”协调之路是时代赋予各级政府谋发展的新使命,也是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前行、实现城市-区域综合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评析国内外“三化”研究发现,国外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理论解析,城镇化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机理与格局研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社会现象透视等方面;国内研究一方面侧重“三化”的内涵、互动机理、实现途径、战略形成的理论剖析,另一方面侧重“三化”与城乡一体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分析及“三化”的定量评价。总体而言,“三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视角更加广泛、多元,研究方法渐趋丰富,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但在具体地域研究中,单“化”在“三化”协调中的作用机制、互动方式研究需进一步强化,“三化”的定量评价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三化”的时空演化规律需进一步研究实证,“三化”协调的具体模式和实践途径也需进一步归纳总结。     

丘陵半干旱区沟壑分类及治理开发模式研究

应用沟壑纵剖面信息熵、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将丘陵半干旱区沟壑分为初期“Ⅴ”型发展沟,中期“U”发展沟、后期扩展“V”型稳定三大类。研究建立了乔灌草混交综合防护型;经济林果立体型;水井－养殖－林果型;窖－棚－果（林）型;沟道大棚－葡萄－食用菌三位一体型等不同类型沟壑治理开发模式,可为同类地区山地沟壑资源高效治理开发,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试论图们江陆桥枢纽共同体成长特点,模式及其演进展望

本文从世界经济贸易地理理论出发,总结与回顾了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研究和开发实践的三个阶段,概括出复杂性、长期性、突变性和政治经济互动性等四个特点;在总结以往模式基础上,指出图们江地区开发必须采取多国合作方式,按着以建立东北亚新大陆桥东端枢纽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的成长模式发展,并对未来３０年的开发进程进行了初步预测。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土地流转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基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所暴露出的新问题、新矛盾,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显得尤为紧要。在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衡阳市相关土地流转的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但要关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动因、现状、形式等问题,更需要对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进行探讨。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对于正确引导和规范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基于三角图法的榆林市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类型变化研究

农业生态系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脆弱化背景下,开展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对今后制定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发展政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榆林市12个县（区）为研究单元,从农业环境子系统、生产投入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中选取24项指标构建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运用赋权法、熵值法、综合指数法等数学方法,结合ArcGIS10.2、Grapher12软件,对2004—2017年榆林市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类型的演变特征分3个阶段研究,并选取2004、2009、2013、2017年4个具有代表性阶段的起始点作为断面节点,运用三角图法分析榆林市12个县（区）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类型的演变状况。结果表明：2004—2017年榆林市形成了5型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①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EPS型）;②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PS型）;③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向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再到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转变（EPS型→PS型→EPS型）;④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向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转变（EPS型→PS型）;⑤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向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转变（PS型→EPS型）。各子系统脆弱性程度在各个发展阶段均呈现出南部区域高于北部区域、南6县高于北6县的分布格局,与该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实际发展情况基本一致,但区域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程度总体上表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表明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水平投入的增加,区域内抵抗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中国灾害风险与贫困互相关效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在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和贫困长期且不均衡展布的背景下,灾害风险与贫困的联结成为学术界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基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社会-生态韧性评估的基本原理,系统论述了灾害致贫和贫困致险的作用机理与驱动路径,这种互相关效应称为灾害风险-贫困的“羁绊”;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方法,以证实减轻灾害风险和扶贫脱贫在省域尺度上存在双向加持的作用。结果表明：（1） 较高的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性和脆弱性及复杂的灾害风险情景引发了人员伤亡、资产破坏和经济损失等多重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和加剧了经济、机会、能力和文化的多维度贫困;贫困群体农业生计和家庭资产的高暴露性和低韧性放大和累积了灾害风险。（2） 中国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减灾扶贫和脱贫降险的循环效应显著,籍此带来了乡村振兴、治理现代化等战略的属性加持。（3） 贫困致险的机制较为隐性且主要显现于广布型灾害风险情景,对其无视或轻视可能带来投资减灾失效、学科范式陷阱和不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后果。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的减灾和扶贫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证据,并为贯彻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实现“双碳”目标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2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3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邻避或迎臂效应：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酒店—社区”是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援引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试图探究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景观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 权力与资本逻辑推动着“酒店—社区”景观的建构。东莞豪华酒店特有的迎臂因子形成了酒店与社区互动的四种景观类型：“酒店+房地产”型、“酒店+村庄”型、“酒店+镇中心”型、“酒店+政府”型。② 酒店黄色产业的存在是“迎臂”或“邻避”矛盾的焦点。豪华酒店所衍生的“精神垃圾——黄色文化”成为邻避的主要因子,促使社区居民进行非暴力反抗,然而,地方情感与现代性促使社区居民在反抗与选择性消费中和“精神垃圾”共存,豪华酒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③ 居民的生活实践、记忆与想象共同强化了社区的豪华酒店情结。迎臂效应最终战胜邻避效应,形成“请到我家后院来”的社区与酒店共存画面。研究丰富了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在社会、生态和心理维度上补充了邻避效应的文化维度——“精神垃圾”,同时提出迎臂效应的物质维度——“酒店房地产”和心理维度——“地方情感和主体想象”,并且指出邻避与迎臂效应并非矛盾对立的存在,其影响因素的抗衡会促使“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在特定的时空相互转化。     

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业型村落的建设将会成为今后的要点和难点。而集聚型农业村落乡村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典型性和示范性,使其文化景观演化研究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聚落空间演变经历了机械型外向扩展、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内部重填与再集聚三个阶段;民居景观演变经历了传统四合院、平顶化和立体发展三个阶段;土地利用经历了圈层化、细碎化与集约利用、集中化与粗放利用三个阶段。其演化是城乡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国家政策等驱动因子影响下产生的乡村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所导致的。未来,聚落空间的再集聚,民居景观的现代化、生态化和特色化并重,土地利用景观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集聚型农业村落的发展趋势。     

长白山白河林区森林资源间接经济价值评估

以长白山白河林区的森林资源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森林资源间接经济价值的资产评估方法与计量: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评估与计量、森林CO₂固定价值评估与计量、土壤保护价值评估与计量、污染物降解的评估与计量、森林病虫害防治价值的评估与计量、营养循环价值的评估与计量等,并对此进行了量算,为本区和国内实现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和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与理论提炼

胡焕庸线、“T”型模式以及双核结构,可归纳为“一线两轴双核”结构,是不同时期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对于中国空间格局的规律认知和理论提炼。胡焕庸线属于自然地理学地域分异规律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延伸和拓展,遵循的是均质区域的基本假设;“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则超越了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思路,遵循的是功能区域的基本假设。其中,“T”型模式是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从现象看,双核结构附属于“T”型开发模式,但后继研究实现了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化,完成了科学发现、机理分析、数学推导和实践应用的全过程科学研究,成为一个普适性较强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从理论层面而言,分别基于均质区域和功能区域假设的胡焕庸线和“T”型模式属于空间分异规律的分析结果,属于地理学中的个例性理论;双核结构则属于符合一般科学意义上的普适性较强的理论。显然,胡焕庸线、“T”型模式和双核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一方面表明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区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理学规律和理论提炼的国家;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可为区域空间结构规律的总结和人文地理学理论的提炼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角度的启迪。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基于栅格的安徽省人口－经济耦合关联及地形梯度差异

基于2018年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影响模型对社会经济指标空间化,探讨安徽省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对地形的响应。结果表明：1）空间化模型预测的人口和经济密度能够反映实际状况,并将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划分为超前型、滞后型和协调型3种类型。皖南山区以滞后型为主,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皖北地区以协调型为主,人口和经济发展处于平衡状态;皖中地区以超前型为主,经济集聚大于人口集聚;2）随着地形因子的变化,地形对人口的影响强于经济。海拔＞100 m,坡度＞6°,地形起伏度＞50 m的区域,属于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的重点关注区域,主要分布在金寨县、霍山县、岳西县和太湖县等大别山核心区和池州市、黄山市和宣城市境内等皖南山区;3）人口－经济空间关系与地形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随着海拔升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增大,超前型面积占比越来越低,滞后型面积占比越来越高,协调型面积占比基本处于稳定。这可能是由于高低起伏的地表特征不仅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显著的阻隔效应,使第一产业发展受限,且对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布局有显著影响,弱化了地区经济优势。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