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2011—2017年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空间DID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发展格局从“多点式”零星分布向“组团式”聚集形态转变,但各城市发展层级差距仍未改善,长三角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②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引入“智慧城市”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大。③ 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内有所差异,空间外溢具有边界效应,在1100km处外溢达到峰值。④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城市创新发展效应研究

城市合作推动的行政区经济转向一体化经济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在强化多城市合作、优化要素集散的同时,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何种效应?本文利用1990—2017年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创新发展的机制。结果表明：加入协调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经多重稳健性检验的验证依然成立;空间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存在多重异质性,呈现为城市规模上的“马太效应”,动态效应上的“U型”演变态势,不同批次上的“倒U型”差异,不同区域上的安徽最大、江苏其次、浙江不显著的差异。驱动机制分析发现,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水平提升、创新联系强化等,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联系的区域差异,是城市创新发展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未来,积极融入城市群是城市创新发展重要路径之一,但重点在于深化城市间创新合作,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一体化发展可能负面效应的关注。     

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的结合点,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17年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研究其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在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W”型变化特征;② 在空间演变上,长三角东南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相对稳定,而中部、西南部变动明显,整体呈现连片集聚发展特征;③ 在空间关联上,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涓滴效应”,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整体表现为与时序演变相反的“M”型变化特征;④ 基于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测算结果,将各城市划分为高高高、高高低、高低低、低高高、低低高和低低低六种类型,进一步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区域差异;⑤ 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皆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但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城市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空间配置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才空间分布的优化,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城市高学历人才规模的估算,剖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20.19%增长至2018年的30.89%,呈现出“多中心、中部强、南北弱”的空间分布态势,且极化现象明显;② 相较于其他城市,被纳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平均多6.81万本科学历人才和0.59万研究生学历人才,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③ 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产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方式,来影响城市高学历人才的规模和占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城市间人才优化配置和区域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将中原经济区30个省辖市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由“线”→“点”→“面”的分析思路,运用引力模型、潜能模型与潜能得分模型、经济隶属度模型等各种模型,定量分析1990~2010年间中原经济区城市间相互作用时空格局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结果表明：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的时空差异明显。“线”层次上,城市间的引力和城市联结线数目的增多,逐渐形成辐射网络,引力和联结线数目的变化存在时空差异性。“点”层次上,通过“线-点”叠加分析,城市最大联结线数目增多和城市潜能等级提升的时空差异性明显。而且1990~2010年间各个城市潜能等级跃迁的时空差异明显。“面”层次上,近20多年来,区域中心城市没有变化,但4个中心城市的腹地变化明显,核心组团——郑州组团1990~2000年北扩,2000~2010年东扩;1990~2010年,潜能高值区域的空间收缩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本地和非本地”的北京企业联系：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区域的中心—腹地关系一直是区域与城市发展领域关注的经典内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产生了“流空间”和“中心流理论”,为现代城市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联系流反映的城市间关系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聚焦在“整体空间”的城市网络特征表述,少有从特定问题出发,在更广阔的“非本地”范围研究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关系。论文基于1990—2018年县域尺度的企业流数据,研究北京与河北(本地)和京津冀区域外(非本地)的企业联系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从企业联系视角为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落差提供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① 1990—2018年北京的本地性企业联系较弱,企业联系较强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非本地,尤其是长三角等地区,非本地联系是北京企业联系的主要形式。从投资金额来看,北京与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为制造业,与非本地(主要是长三角)联系最强的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建立分支数来看,北京与本地和非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都为金融业。② 北京的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本地的经营环境(金融环境、政府干预、政策环境)和区位条件(地理邻近)的影响,非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关键资源(政治资源、科技投入)、经营环境(经济开放)和市场潜力(消费水平)的影响。河北综合承载力较弱、与首都产业链不协调和不匹配等问题给北京与之建立本地联系上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使北京倾向于与具有更优越市场潜力和经营环境的城市建立跨区域的非本地联系。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旅游经济绿色产业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的科学认识缺乏,论证中国旅游经济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并揭示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融合多源数据并利用EBM-GML模型测算并分解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6年GTFP;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地市尺度下GTFP时空格局及聚类情况;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GTFP年度均值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但“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地市尺度中国GTFP格局与经济版图存在空间错位。② 旅游经济具有良好的绿色发展效应,能够同时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驱动目的地本地GTFP增长。③ 旅游经济对GTFP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④ 政策上应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构建旅游目的地创新溢出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与邻地产业分工协同发展,打造旅游业深度参与的区域产业生态圈和综合体等,以期强化中国旅游经济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     

东北三省收缩城市城乡一体化收缩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② 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③ 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故此得出收缩城市源于发展要素被“空间剥夺”而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收缩城市的涌现不利于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东北振兴中应充分考虑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108个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未发现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的直接证据;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更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来自副省级城市的增长溢出最为显著,同层级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相对微弱;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最后从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破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以流动人口集中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35个城市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构建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和比较了三大经济区及其35个城市流动人口各维度社会融入指标和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一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在各个维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制度维度融入程度最低;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心理维度融入居前列,但社会维度融入位列最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维度融入程度最高,公共服务维度融入不足。此外,就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对象固化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并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城市。为此,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中国城市群碳转移及责任分担

厘清城市群碳排放责任,有助于实现城市群碳达峰和低碳社会建设。基于构建的中国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了各城市群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及净碳转移规模和流向,并利用价值链理论,在对城市群贸易增加值分解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城市群间的碳排放权责分配方案。结果显示：1）从生产侧责任转向消费者责任的核算方法下,中国各城市群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差异,中间产品调入、调出以及来自其他城市群的最终产品需求是城市群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城市群净碳转移不仅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群之间,而且在较不发达的内陆城市群与沿海城市群之间也尤为显著。3）在“责任共担”的碳核算方案下,各城市群碳排放规模显著变化。相比于消费侧责任,呼包鄂榆等12个城市群的“责任共担”碳排放量相对增加;与生产侧责任相比,珠三角等9个城市群的“责任共担”碳排放量有所增加。为此提出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减排责任和减排目标的城市群碳排放责任分配机制等建议。     

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与中心城市影响力——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空间自相关的实证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基于城市体系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研究

首先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及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整体性现状，认为长三角旅游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不足。然后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分析研究，并以此划分出了长三角两个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给出了长三角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空间组织。最后提出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跨区域纠纷案件网络空间结构特征

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跨区域纠纷案件的空间地理分布特征。借助GIS等分析工具，对跨区域纠纷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纠纷案件网络呈现出“一轴、两心、多组团”的“钻石型”网络结构，形成了“核心-次中心-边缘”层级明显的区域网络结构，局部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网络格局；②区域纠纷案件网络主要类型有：单中心网络结构、双中心网络结构、多中心网络结构；③主要城市群间的纠纷案件的关联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洲城市群、长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京津翼城市群，纠纷案件关联度越强，跨区域的法律纠纷事件发生越频繁；④纠纷案件的网络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纠纷案件被行政区分割、发达城市群法律纠纷行为外溢、产生法律纠纷行为向中心城市集聚等特征。     

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引入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面板回归模型,探讨2001—2018年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与城市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创新绩效高值区集中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及其邻近地域,至2018年,22%的城市的创新绩效高于0.8657,仍有63%的城市创新绩效低于0.4491。②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3种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高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对一般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③ 高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的平衡利于提高城市创新绩效;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内创新合作交互和平衡效应也与此相同。④ 一般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本地与区域内创新合作未因对方的变化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建议：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多个空间尺度创新合作,重视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技术转移视角下中国三大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

基于城际间的专利转让数据,从技术转移体系一体化的视角阐释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得出以下结论：①在总体层面和技术供给链层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皆未实现,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依赖于区内技术转移网络,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次之,但朝着一体化相反方向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最低,大部分城市的技术获取愈发依赖于外部技术转移网络;②在技术销售链层面,仅长三角城市群实现了区域一体化,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化技术转移体系正加速形成,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技术销售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外部,而京津冀城市群则愈发依赖于城市群内部;③三大城市群的技术流动越来越多地跨越边界,区域内技术转移网络越来越无法满足城市群的技术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