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

采用最近邻距离模式、连接度、通达度、紧密度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内空间分布结构2方面对池州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行分析测定,发现池州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距离较小,呈集聚型分布;β指数为1.56、γ指数为0.53、平均径路长为3.26,旅游景区间交通网络的通达度较低,交通网络联系程度较弱,尚未形成稠密的旅游交通网络,旅游资源整合水平较低;紧密度指数C为0.55,紧凑程度处于中等,为区内旅游交通建设,提高区内旅游资源网络连通性、通达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皖南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

旅游资源是旅游区域空间竞争的物质依托,其空间结构影响旅游区域的空间竞争。该文运用最近邻指数R、β指数、γ指数、通达度指数、平均径路长、紧密度指数6种分析技术,对皖南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以J支空间网络结构的连接性、通达性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目前皖南旅游区内各景区点之间的空间联系较弱,加强和加快构建皖南旅游区旅游交通网络,提高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连接性、通达性水平,是皖南旅游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紧密度指数C=0．74表明,较为紧凑的区域形态为改善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性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研究

运用最近邻比率Rn、β指数、γ指数、紧密度指数、平均径路长定量研究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的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形态以及空间网络结构的连接性和通达性,分析得出,目前该旅游区的旅游资源集聚性强(Rn＝0.03),适合区域旅游活动的开展,但由于β＝1.5,γ＝0.58,平均径路长为2.57,表明旅游交通网络连接性和通达性较差,说明该旅游区的旅游资源空间联系较弱,加强旅游区旅游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提高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连接性和通达性水平,是该旅游区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旅游区紧密度指数C＝0.81,则表明较紧凑的区域形态为改善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性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研究表明,最近邻比率Rn、β指数、γ指数、紧密度指数和平均径路长等5种分析技术是研究区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较为合理的指标.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ArcGIS 10.2软件,通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类型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及各片区、各类型高质量景区均为凝聚型;(2)在空间分布数量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数量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态势;(3)在空间分布密度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差距较大,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级递增的趋势;(4)在空间关联特征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关联以正相关为主;(5)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交通条件及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影响显著。     

中国世界遗产空间格局及其交通可及性分析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其区域空间分布格局与交通可及性对遗产资源的综合规划和系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已申遗成功的53处(截止2018年12月)各类世界遗产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中国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交通可及性。结果表明:(1)在空间格局上,世界遗产分布特征总体上呈带状、组团状,各类型世界遗产集聚区域差异明显。承载优越古代文明要素的文化遗产(包括双重遗产)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而以独特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优势的自然遗产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2)华中、华东、华北地区连接遗产资源的各类路网(高铁、普铁、国道和高速公路)的集成度和控制值2个指标明显优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的路网控制值和连接值最优。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空运水运能力最为突出。路网结构密切影响着世界遗产的交通可及性;(3)文化遗产和双重遗产的交通通达指数较高,主要位于交通通达性指数等级的第一、二等级;而自然遗产的交通通达指数较低,主要属于第三等级;(4)山区地形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制约了我国遗产资源的交通可及性,并造成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未来世界遗产申报管理中应该充分关注各遗产类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并将其纳入当前国家尺度上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规划与综合保护之中。     

乡镇综合通达性时空格局及其与SERE系统的耦合机理——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达性发育及其演化的根本动力是城乡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SERE)要素非线性关联作用的结果。针对传统最短路径通达性模型的缺陷及研究视角的狭隘,本文基于2000年~2014年荆州市道路网空间数据库,重构最短通行时间通达性模型,定量刻画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的时空演化格局,并从区域交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要素耦合的视角,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乡镇综合通达性演化的非线性机理,研究表明:(1)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发育良好,基本呈正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2)中心区位偏好、荆江"天堑"作用、快速干道建设,共同引致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围绕市域中心呈不规则的圈层分布;(3)乡镇综合通达性与其SERE系统耦合协调度全局呈弱空间正相关,但局域空间相关作用复杂,四种基本类型呈"抱团"分布;(4)乡镇综合通达性与其SERE系统耦合协调度虽持续优化,但存在明显的交通滞后性发展,同时空间分异明显,整体呈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异配性特征。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乡镇综合通达性时空格局及其与SERE系统的耦合机理——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

通达性发育及其演化的根本动力是城乡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SERE)要素非线性关联作用的结果。针对传统最短路径通达性模型的缺陷及研究视角的狭隘,本文基于2000年~2014年荆州市道路网空间数据库,重构最短通行时间通达性模型,定量刻画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的时空演化格局,并从区域交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要素耦合的视角,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乡镇综合通达性演化的非线性机理,研究表明:(1)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发育良好,基本呈正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2)中心区位偏好、荆江"天堑"作用、快速干道建设,共同引致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围绕市域中心呈不规则的圈层分布;(3)乡镇综合通达性与其SERE系统耦合协调度全局呈弱空间正相关,但局域空间相关作用复杂,四种基本类型呈"抱团"分布;(4)乡镇综合通达性与其SERE系统耦合协调度虽持续优化,但存在明显的交通滞后性发展,同时空间分异明显,整体呈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异配性特征。     

国内海洋旅游市场规模特征及繁荣度研究

在分析海洋旅游市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场测算模型对我国海洋旅游市场的潜在规模以及现实规模进行分析,并通过构建市场繁荣指数模型,借助聚类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主要海洋旅游目的地的市场繁荣度指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海洋旅游市场潜力较大,客源市场分布主要呈现东西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我国海洋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呈现出较强的资源、经济双重导向性,即海洋旅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泛珠三角等区域;(3)市场繁荣度指数方面,全国总体处于较为繁荣的水平,区域角度则表现出热点地区过热,冷点地区过冷的两极化分布格局。     

长江中下游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及其与人类活动强度关系研究

以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计算长江中下游流域人类活动强度，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分析研究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六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分布特征，并定量揭示保护地空间分布与人类活动强度的关系，旨在为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立基于人类活动强度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管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人类活动高、较高、中、较低和低强度带在研究区的占比分别为3.74%、9.83%、14.98%、30.81%和40.63%；高等级强度带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汉平原等平原区，低等级强度带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武陵山区等山地丘陵区。2）湿地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型，水利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区为凝聚型；六类保护地在各人类活动强度带空间分布不均衡。3）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水利风景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分别在中、较高、高、低、较低和低强度带密度最大；在高等级强度带“人地”矛盾更突出，应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力度和人类活动管控，尤其针对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水利风景区。     

中国5种类型湿地保护地空间重叠特征

湿地属于重要自然资源,中国通过初步建立一系列湿地保护地,对湿地进行保护和管理。然而,各类型湿地保护地重叠、交叉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湿地保护成效受到严重影响。在全国尺度上,选择有明确边界和地理坐标的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水产资源保护区、水利风景区、风景名胜区5种类型湿地保护地作为研究对象,获得6 170处湿地保护地的地理坐标、行政区域、级别和保护对象等信息,从中筛选出了476处存在空间重叠、交叉、分割问题的湿地保护地(下简称重叠湿地保护地);利用基尼指数和综合密度指数,得出重叠湿地保护地的分布特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核密度分析,解析其在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理区域的分布特征,并对交叉类型、管理部门等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湖南省、江苏省的5种类型湿地保护地的空间重叠状况明显比其它省区严重,是重叠湿地保护地高密度集中区;80%的重叠湿地保护地都分布在62个生态功能区内,洞庭湖区、鲁中山区、鄱阳湖区、大别山区等生态地理区域的各类型湿地保护地的重叠现象较严重,即湿地资源越丰富、湿地保护地越集中的热点区域,重叠湿地保护地的分布密集程度越高。在湿地保护地原主管部门中,原林业和水利管理部门并存的现象最突出。     

江苏省能源效率空间分异特征与成因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江苏省突破能源困局的重要途径。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在全要素生产力分析框架下,测度2007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能源利用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3 类能源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根据3 类能源效率的关联关系划分能源效率的地域类型;进而采用变异系数(CV)、单位GDP能耗和大中型 企业集中指数(CI) 等指标,结合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分析江苏省能源效率地域分异成因;最后,根据DEA模型的投入产出优化目标值(Targets),探讨提高各地级市能源效率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能源效率总体上呈南高北低、东西分化的分布特征,并存 在轻工业型和重工业型两大“DEA有效”极核;② 能源规模效率是制约江苏省能源综合效率的主要方面;③ 单位GDP能耗可以集中反映区域能源技术效率水平,大中型企业集中指数可以集中反映区域能源规模效率水平;④ 高耗能产业比重高的区域其能源技术效率相对较低, 居于经济区过渡地带或边缘区位的区域其能源规模效率相对较低;⑤ 全省普遍存在生产要素投入冗余现象,可通过优化投资环境、产业结构高级化、突出特色产业、提升产业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及提高产业集中程度等途径来提高区域的能源利用效率。     

甘肃省民族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研究

运用数理统计和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及GIS技术,以甘肃省104处优良级民族旅游资源单体和以此为基础遴选的35个发展相对成熟的民族资源型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从3个层面分析其空间分布结构,对甘肃省民族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均衡性、分布丰裕度等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甘肃省民族旅游资源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为凝聚型,在空间上近似聚集态分布;区域内呈集中分布特征,空间上表现出不均衡性,民族旅游资源的丰裕度在地域上分为3个层级。     

中国红色旅游景点的时空分布特征

采用GIS空间分析、不均衡指数、核密度指数等方法,以全国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668个红色旅游景点为研究对象,分析红色旅游景点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红色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属于集聚型,集中分布在10个省份,形成六大聚集区。(2)红色旅游景点能够全面反映4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存,其中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4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旅游景点具有不同的聚集、随机分布类型,谱写了不同时代主题的精神序曲。(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5个阶段的红色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反映了中国革命中心地的历史演进,彰显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选择,诠释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军事智慧。     

西部地区民航运输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基于2005—2019年中国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旅游收入和民航客运量面板数据以及2020年旅游景区与机场位置空间截面数据,借助核密度、机场可达性分析和PVAR动态模型,对西部地区民航运输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时空关系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1)西部地区机场布局与旅游资源分布整体协调度较高,但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空间协调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可将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优质协调发展区、良好协调发展区和初级协调发展区3种类型;(2)西部地区呈现民航运输对旅游业单向影响更强烈的局面,二者并未形成长效互动机制;(3)从控制变量贡献看,财政支出对民航运输业的推动作用更强,旅游业的发展则更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陆路交通网络密度,城镇化规模对二者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区域产业集聚度演变及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启示——以河南省为例

产业集聚度的演变可以判断区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回顾了衡量产业集聚度的传统模型首位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等计算方法及其不足。EG指数将空间基尼系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结合起来,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的缺陷,避免了因为某一个或几个企业规模过大而造成的误差。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2003—2011年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的集聚度进行了测量。产业集聚度的高低与产业性质密切相关,2003—2011年各产业集聚度升降规律性明显,产业发展尚处于低水平。通过论证高产业集聚度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承接产业转移,提出建议:(1)规划产业承接项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突出产业发展重点,提高产业集聚度;(3)优化产业转移环境,引导产业集中布局;(4)培育优质产业集聚区,提高产业集聚区交通通达度。     

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资源结构分析

旅游资源的质量与空间结构直接影响区域旅游的空间布局和发展态势。以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类型强度结构、最近邻比R、α指数、β指数、γ指数、通达度指数、紧密度指数分析其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整体旅游资源类型齐全,旅游资源数量多、等级高、集聚性强,以黄山市为核心聚集区;整体连接度及环路结构较好,交通网络覆盖广且区域中心密集性较强,呈现东强西弱的差异;总体通达度处于中等水平,呈现从市级城区中心到周边区县逐渐下降的格局,节点间移动较通畅,平均通达度为199.78,总体平均径路长为3.61;区域形态较紧凑,连接性、通达性及发展位势相互叠加。提出了优化资源空间结构与提升通道网络水平的建议。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利用

应用定量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市域和县域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利用设想,这将可能为非遗旅游景点(区)开发利用提供空间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辽宁省非遗旅游资源级别结构以省级非遗为主,类型结构以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为主;(2)非遗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状态。共形成以沈阳市区为中心的1个极核区、阜新、锦州、辽阳、鞍山、大连和丹东6市境内的5个高度密集区和岫岩满族自治县和新宾满族自治县等县境内的4个次级密集区;(3)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民俗类非遗旅游资源高度集中,其他类型分布较为均衡。沈阳、大连、锦州和鞍山4市在数量和平均密度2个方面都在均值以上;(4)优势度分析结果显示沈阳市属于非遗旅游资源密集区,大连、鞍山、朝阳、锦州和本溪5市属于较密集区;(5)依据分析结果提出非遗旅游资源分区利用可行模式,各区可利用资源优势实行主体模式和辅助模式并存。     

中国大陆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

为了分析中国大陆交通网络发展的通达性,诊断其特征与存在问题,为优化路网规划提供支持,将中国大陆铁路、公路网络作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2016年和2030年为时间节点,将空间句法模型进行扩展以实现其在宏观尺度的应用,分析研究区通达性演化。首先对交通网络分类,对上述时间节点构建空间句法模型;其次采用通达度衡量轴线通达性水平并分析其变化。研究发现:(1)通达性中心大致位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都市圈为顶点的三角形区域内;(2)由上述顶点和珠三角城市群构成的"十"字型交通网络结构特征正在形成,通达性较好的轴线应逐步实现线状、面状分布;(3)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中心区位应在于强化上述顶点构成的"钻石型"交通网络结构。     

北京郊区生态安全动态评价与分析

以京郊三个具有不同功能的区(县)为例,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探讨在GIS和RS技术支持下从景观格局角度进行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动态评价方法.首先,根据遥感数据解译出1996和2005两期土地利用图;然后计算景观干扰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它们合成景观稳定性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安全指数(ESI);最后,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生态安全指数进行空间化,并对生态安全指数的采样结果进行半变异函数分析和空间插值分析.结果表明:(1)1996-2005年研究区的各景观类型呈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主要的景观变化特征为建设用地景观持续增加、耕地景观大量减少,尤其以建设用地景观变化最快;(2)研究区的斑块数量、破碎度、多样性指数和分形维数都表现出增加的趋势;(3)生态安全指数受人为干扰影响较大,局部区域的景观类型从1996年的零散分布发展至2005年的连片分布,整体生态安全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增强;(4)生态安全指数值从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到远郊城市发展新区(顺义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密云县),呈现出由低而高的变化趋势,其低值区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扩大.表明生态安全指数能够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及其演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