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遍在景观的特点、类型及成景方式——基于中国“八景”景观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业,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深入挖掘“文化”主题的旅游资源是重要课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尺度与尺度转化等地理学理论,使用19478个“八景”景观数据资料,运用归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旅游景观组成结构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性视角,提出了“遍在景观”概念,并探究了旅游景观结构的新模式。主要结论如下：① “遍在景观”概念体系。本研究界定了“遍在景素”内涵与属性,构建了“景素-遍在景素-遍在景观”概念体系与“景观指数、最丰指数假设”的分析指标,从而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② 遍在景观形成机制与途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动力来源,要素的区域性是遍在景观价值形成的缘由,要素的整体性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基础,尺度转化是遍在景观演变的条件。遍在景观以“借景、择时、选位”三种主要途径组景。③ 遍在景观结构模型与特点。本研究构建并论证了遍在景观“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结构模型,推导出了对应的景观指数增量模型,归纳了遍在景观具有近零费用、稀缺性、时间性和人为创造性4个特点。④ 遍在景观组成比例和开发程度。“八景”景观随机抽样和山西省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八景”景观大部分包含遍在景素,自然遍在景素与自然局地景观组成比例最高,为56.28%。遍在景观结构以三要素为主,其中,以择时为主,选位次之。目前国内遍在景观开发利用程度很低,景观指数低于理论值。本研究结论为拓展旅游资源范围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践意义也很重大。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与中国地理科学的发展——从“未来地球”框架文件看黄秉维先生论断的前瞻性

在简述“未来地球”的重要内容和宗旨基础上,分析了这个文件产生的大背景,指出这份框架文件最为不寻常的地方是强调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文章认为钱学森和黄秉维先生20年前的一系列教导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和重要意义。根据中国环境变化的严峻态势和近年来地理学的发展状况,着重论述了实现地理学研究转型和发展中国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机遇、方向和任务。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理解地理“耦合”实现地理“集成”

“耦合”作为物理学的经典概念,为许多学科提供了一套阐述多主体相互作用的思路和方法。“集成”不是来自特定学科,但因其高度的概括能力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地球科学是应用这两个概念最多的学科之一。地理学作为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在使用耦合概念时,不同地理分支具有不同的理解,为此,地理学者有必要明确界定不同学科、不同情景下耦合概念的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探索陆地表层格局、过程和机制。首先,从地理要素耦合、地理空间耦合、地理界面耦合、地理空间尺度耦合、地理关系耦合、地理耦合解译六个方面,对地理耦合的内涵进行全面解析和界定,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实践案例。其次,从地理学的视角认识理解集成,并以“黑河流域生态—水文集成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的地理实践为例,介绍实现地理集成的基本路径。最后,提出理解地理“耦合”与实现地理“集成”之间的联系。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理学的政治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当前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诸多方向的选择。如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的分化,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混行,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脱节,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互为归属。这些问题悬而不决使地理学的向心力逐渐弱化,地理学者不得不面对诸多学科发展方向上的困扰,以及对学科规范和学术认同上的困惑。笔者以为,此时“搁置争议”并不是办法。为了学科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会必须做出一些选择。坚持一元还是认同分化,这即是地理学的政治。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及相关进展

声景是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在塑造地域文化个性、培育地方身份认知、确立居民地方感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和独特优势.随着声景理念的不断推广,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声景时空特征、空间意义和社会文化关联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促进了地理学与声景学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发展.本文在对声景概念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从声景的时空分异特征、声景与地方感知、声景与居民福祉、声景的社会文化关联、声景的地理实践应用、特殊音乐声景的地理学研究等6 个方面,对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以此构建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特点和差异.国内文化地理学以音乐现象为主要基点,并逐渐扩展到音乐之外的其他声音类型;国外学者在音乐地理学之外,相对系统地采纳了声景学的理念和方法,拓展了地理学视角下声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研究结果对拓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实现基于声景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综观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始回暖,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重焕新生,但学科所占位置相对边缘。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近年来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从文化区、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民族文化地理,文化景观与文化经济,地方和基于地方的政治,边缘群体研究五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现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和批判性的反思。建立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之上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并加以研究。未来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应更加强调跨学科视角和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     

后结构主义背景下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关系转向”的兴起,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应运而生。关系地理学把世界理解为流动的拓扑结构以及相互关联的产物,主张关系思维,强调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关系地理学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的分析发现,关系地理学的产生受到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非表征理论的深刻影响,其重构了空间、地方、尺度与主体性的内涵,提出关系空间、地方关系、多尺度或尺度终结,以及主体间性的地理学概念,建构了新的关于网络、关系和流的拓扑地理。关系地理学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扩散与空间发展、主体发展与社会文化问题、身体与健康旅游/地理等内容。此外,基于“人”与“超越人类”,“物”与“重返物质”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关系地理学可能的研究展望,并对“关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延伸讨论,以期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

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

超级机制或超机体概念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后被美国伯克莱地理学派引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尽管该概念自引入之初起,就伴随着学术讨论,但是它在上个世纪的英美地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文化地理学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分歧之一也在此概念上。本文列举了在美国和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中,超级机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探讨了超级机制指导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何种情况下是因果分析,何种情况下是非因果分析。进而指出,超级机制概念在分析宏观区域文化一致性上具有解释性,在分析微观尺度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上也具有一定适用性。新超级机制理论在学术界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修正,在分析社会文化时超级机制不适用。     

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

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身体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起,一个被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称之为“身体社会崛起”的时代来临了。身体研究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众多哲学家、社会理论学家纷纷投身于身体研究,重新解读了身体在认识世界和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是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在“身体转向”的影响下,身体研究逐渐渗入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多种理论,如表演理论、精神分析法、非表征理论等对身体研究进行了探讨和阐释。基于这样的背景,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归纳了人文地理学中身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理论,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成果,此工作具有切实的学术意义并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指导意义。     

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近30余年的发展

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共同致力于两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了解两国地理学发展的特征、扩大合作领域是推进这一战略任务实施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相关资料与文献收集与分析、以及近10余年俄罗斯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联合会年度学术会议资料等为支撑,用传承、革新、创新的视野,对俄罗斯近30余年社会经济地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以及近期的主要趋势进行概略性地阐述。在将俄罗斯经济地理学传承变革划分为6个阶段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国家或区域地缘关系变化、多尺度地域空间组织、地域经济网络结构形成与发展、“大欧亚”建设和“东向发展”构想的社会经济地理学思考和对策、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包容性和实践性,以及伴随全球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涌现出新的分支学科、新思路、新观念等方面进行分析综述;给出近30余年主要地理研究机构对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主要学者及其代表作;并阐述在理论与方法论、落后地区发展、社会公平、贫困等问题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研究结果对加深中俄两国地理学界的相互了解、推进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