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力河流域湿地景观演变的累积效应

基于累积效应方法和原理,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分析了挠力河流域湿地景观时空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累积效应。结果显示,该流域湿地景观变化是人类土地开发活动不断叠加、影响强度和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产生的直接累积效应包括湿地景观面积丧失、景观结构破碎化、水文情势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间接的累积效应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区域气候趋暖变干。目前,挠力河流域湿地景观变化已经超过了阈值条件,累积效应达到了极为显著的程度。其中,湿地景观多样性趋于丧失,植物物种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某些珍稀水禽种群数量显著下降,有些保护物种已经消失,流域湿地生态正面临极为严重的形势。     

30年来武昌湖湿地退化过程与原因

湖泊湿地是敏感脆弱的生态系统,极易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对长江中下游沿岸武昌湖湿地1980-2010年生态系统变化进行分析,具体包括：(1) 选择Landsat MSS影像进行遥感解译,结合GIS技术分析武昌湖集水区的景观变化情况;(2) 统计研究区1980年以来的气象水文数据,分析湿地生态系统主要气候因子的变化趋势;(3) 结合气候因子和土地利用变化,初步分析武昌湖湿地生态系统变化的自然-人工原因。结果表明,1980年以来,湿地景观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湖域面积减少了近40%,尤其是下湖青草湖水域面积从52.76 km²减少为13.92 km²,萎缩约73.62 %。跨湖公路建成以后,集水区内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武昌湖湿地温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降雨、蒸散发等气候变量变化趋势均不显著。建设用地、气温与湿地退化的相关性显著,降雨和蒸散发与湿地退化无明显相关性,公路的跨湖修建加速了湿地的退化速度。     

湿地景观变化对水禽生境影响研究进展

湿地是自然界重要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类型,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和环境功能,是水禽赖以生存的重要繁殖地和越冬地。几十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的湿地景观巨大变化,不仅改变了湿地景观原有的功能,而且在景观或区域水平对水禽的生存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湿地景观变化主要在湿地大面积丧失、湿地景观异质性变化和湿地景观破碎化等方面对水禽需求的生境类型和生境要素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从湿地景观变化的特征出发,概述了国内外湿地景观变化对水禽生境的影响。发现该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思路方面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随着对水禽保护的重视,研究和保护战略从过去的研究和保护物种途径转到保护物种所生存的生态系统和景观——即水禽生境的研究和保护受到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的变化是研究方法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结合野外调查,利用遥感和GIS技术研究水禽生境时空变化及其对水禽种类和种群数量的影响。最后应用累积效应的原理和方法,对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进行了展望,提出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30年来江苏省滨海湿地变化过程及其受围垦活动的影响

基于1985—2015年Landsat TM遥感影响数据,提取江苏省典型岸段滨海湿地信息,对滨海湿地类型、面积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围垦活动对这一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围垦在近20年达到高峰期,连云港、盐城和南通岸段的滨海湿地在近30年间分别减少了53.15%、71.60%和71.40%。连云港岸段原生植被型湿地逐渐减少,茅草、芦苇湿地在2000年后完全消失;盐城岸段原生植被型湿地在1985—1995年间持续增加,且各植被类型比率趋于均衡,而在1995年后则转变为米草湿地占绝对优势;南通岸段湿地总面积在2000年后迅速下降,高比例的米草湿地是该岸段滨海湿地的主要特征,但到2015年几乎退化成纯光滩湿地。连云港岸段以海域围垦为主要特征,2005—2010年达到围垦高峰;盐城岸段则在1995—2000年的围垦高峰后,原生植被型湿地的围垦比率锐减,米草湿地的围垦比率增至90.51%;南通岸段以米草湿地围垦为主要特征,围垦强度在1985—2010年持续增加,2005年后米草湿地的围垦强度减小,海域围垦比例逐渐升高。     

论湿地脆弱性与生态恢复重建--以洞庭湖区为案例

洞庭湖区是长江中游流域最重要的以河湖系统为主的湿地分布区之一。由于人类长期垦殖活动，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农业商品基地。洞庭湖区湿地生态系统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湖区湿地生态系统表现出脆弱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主要脆弱性影响因子包括：地貌脆弱因子、气候脆弱因子、水文脆弱因子以及过度围湖造田、过度利用湖泊资源、超标污染物排放等。然后对湖区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生态环境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科学有效的生态恢复重建的措施。     

中国湿地植被及其保护对策

我国湿地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野生高等植物有225科815属2276种,具有植物种类丰富、区系成分复杂和广布种多的特点。湿地植被划分为7个植被型组,16个植被型,180个群系。湿地植被的分布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自然分异规律的控制,在东北地区、青藏高原区等不同地区具有明显的变化。湿地植物与植被正面临着来自人类的巨大威胁,主要威胁因子有围垦、滥采乱挖、环境污染、肆意侵占和盲目开发等,导致湿地植物与植被持续减少、生态功能退化乃至丧失,已难以满足保障湿地区生态安全的需求。根据面临的威胁和问题,应对特殊的、稀有的或作为水禽栖息地的湿地植被以及红树林加强保护,坚持保护和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三江平原别拉洪河流域湿地农田化过程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江平原的别拉洪河流域在经历了3次大规模开荒后,大面积的湿地被农田所替代,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湿地农田化过程干扰和破坏了原有的湿地环境。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下,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利用1954年、1976年、1986年、2000年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了研究区近50 a来的湿地农田化过程。结果显示,湿地农田化过程中大面积的湿地斑块被农田斑块所取代,破碎化的小耕地斑块又逐渐合并为大的耕地斑块,并导致斑块形状复杂度指数逐渐增大,景观均匀度指数呈现波动变化;耕地面积在1954~1986年期间增长幅度较大,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初期,研究区景观动态度为0.201,远高于其它时期;目前,农田景观已成为主要景观类型,农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3.69%,湿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例由1954年的64.83%减小到2005年的19.44%。质心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近50 a来研究区耕地景观质心平移幅度明显大于湿地景观,湿地景观质心不断地向东北方向移动,偏移了约20.5 km,而农田景观质心逐渐向东平移,平移了约44.7 km。农业开垦是研究区湿地大面积消退的主要原因。     

湿地退化标准的探讨

湿地退化是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不合理利用导致的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功能衰退、多样性减少、生产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我国湿地退化现象严重，恢复和重建工作紧迫。湿地退化标准的制定是一项基础工作．它应包括湿地面积变化、组织结构状况、湿地功能、社会价值、物质能量平衡、持续发展能力、外界胁迫压力等方面。与恢复重建相联系将退化湿地分为4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恢复重建策略。     

三江平原湿地景观结构的时空变化

基于湿地是流域中重要的景观和生态系统的思想,结合已有历史资料和遥感资料进行不同时段景观制图和GIS分析,对三江平原挠力河流域湿地景观结构和50年 (1949~2000) 来时空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 流域湿地具有特殊的纵向结构、横向结构的景观梯度特征和内部结构特征,并且景观梯度特征与流域地形梯度、水文梯度以及地貌结构特征相协调;(2) 流域湿地景观结构在人类活动干扰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景观纵向结构从连续的基质景观变化为河岸带景观,横向结构从明显的景观类型梯度特征变化为单一类型景观,而景观内部结构特征则表现为镶嵌斑块体的不断丧失;(3) 大规模土地开发活动和水利工程建设是流域湿地景观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三江平原抚远县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基于RS和GIS技术,应用集成地形图与遥感影像(MSS和TM)数据,获得抚远县6期景观类型图;通过计算各景观类型的相对变化率、转入和转出贡献率,应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对1954~2005年三江平原抚远县湿地农田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86年以后,耕地成为抚远县面积最大的景观类型;1954~2005年,各景观类型中耕地的相对变化率最大,1995~2000年间其相对变化率达到10.50;湿地的相对变化率在1976~1986年最大,为1.31%,湿地转出变为耕地的贡献率较大,这主要是湿地大面积被开垦为耕地的结果。景观指数在过去50多年间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最大景观形状指数(LSI)出现在1995年,为36.99;最大Shannon多样性指数(SH-DI)出现在1986年,为1.45;最大斑块聚集度指数(CONTAG)和斑块指数(LPI)出现在2005年,分别为64.14和53.35;最大斑块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出现在1954年,为1.54。大规模农业开发与景观指数变化规律存在密切关系。     

三江平原浓江、别拉洪河地区湿地退缩过程及其成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江平原北部的浓江、别拉洪河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开荒,使湿地面积迅速减少,同时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湿地环境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本文应用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分析1954、1967、1976、1986以及200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揭示研究区50年来的土地开发和湿地退缩过程。着重进行1954年与2000年、1976年与1986年景观的对比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湿地面积退缩的原因分析,指出1954年以来人类开发活动是该地区湿地面积退缩的主要原因。     

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的朝阳港潟湖湿地人类干扰强度定量评估

以朝阳港潟湖湿地为研究区,将朝阳港潟湖湿地景观类型划分为两大类七个亚类,其中自然景观主要包括河口湿地、潟湖浅滩、沼泽和盐碱荒地;人工景观主要包括养殖池、盐田和农用地。1954～2007年的50余年间,朝阳港潟湖湿地景观总体变化趋势是从大斑块、类型较单一的自然景观为主体的景观格局向小斑块、多种景观类型共同控制的景观格局转变,不同时期景观类型及其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类活动。为了度量人类活动干扰对潟湖湿地的影响,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构建了人类干扰强度模型方法,对1954年以来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进行了量化分析,提出了湿地的人类干扰强度分级标准。研究结果表明,1954～1971年期间,朝阳港潟湖湿地的人类干扰强度为轻微干扰;此后,人类对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为强干扰。对比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该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发现在1972～1983年间人类活动对该潟湖湿地的干扰强度突然增大,该潟湖湿地的开发高峰期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检验结果证明,人类干扰强度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可信的。     

海南岛海岸带滨海湿地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

海南岛为海南省的主体,也是我国第二大岛,地理位置与地形独特,拥有丰富的海岸带滨海湿地类型与资源。近年来受到海平面上升、沿岸风暴潮灾害等自然因素以及旅游开发活动、港湾工程建设和围垦、养殖等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红树林、珊瑚礁以及砂质海岸等海岸带滨海湿地遭到大面积破坏,退化趋势明显。通过对海南岛海岸带滨海湿地类型、分布特征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科学合理的保护对策。     

长湖湿地水生植被演替研究

在2006年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长湖湿地历史资料,对长湖湿地1985年至2006年21a间水生植被的演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湖湿地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长湖现有14个水生群落,其中挺水群落3个,浮叶群落3个,沉水群落8个。优势群落发生了变化,从1985年的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穗花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群落演替为1999年的微齿眼子菜(P.maackianus)、苦草(Vallisneria natans)群落;进一步演替为2000年的苦草、微齿眼子菜群落,至2006年演替为莲(Nymphaea nelumbo)、莲 菰(Zizania na-duciflora)群落。优势群落生活型由沉水型转变为挺水型,植被覆盖度由100%减少到30.35%;群落总生物量为2202.08t(未包括挺水植物群落生物量),其中狸藻(Utricularia aurea) 轮叶狐尾藻(M.verticillatum)群丛最大为1633.48t,微齿眼子菜 日本茨藻(N.gracillima)最小为0.43t。群落单位面积平均生物量从1195.67g/m2增加到1850.53g/m2。人类的活动如过度养殖、打捞水草及污水排放等导致了长湖湿地植被面积、种类及总生物量的下降。     

洞庭湖湿地的面积变化与演替

洞庭湖湿地是一个与长江相连通的大型内陆淡水湿地,它具有复杂多样的功能和多方面的价值。本文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多时相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处理,获取不同年份、不同季节的洞庭湖湿地类型面积,结合多种文献资料,研究1949年以后洞庭湖湿地面积的季节变化与年际变化,以及近期湿地演替的规律。此外,讨论了影响湿地的面积变化与演替的几个重要因素。使得人民能较全面的地了解洞庭湖湿地,有利于合理地开发利用并保护湿地资源。     

国际湿地保护策略及模式

没有湿地就没有水,湿地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和保护。根据国外湿地保护的经验教训,热带雨林的保护,国际生态环境保护策略模式,提出因地制宜的适合本国国情的保护措施和保护策略,以及制定有关的、系统性的法律、法规,以便操作掌握。探讨了我国湿地的现状,为保护湿地,挽救生态环境危机的紧迫而有效的措施和制定有关政策、规划;提出了保护湿地的原则意见。     

北京白河湿地主要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

通过对北京白河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生物量、生活型及区系特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白河滩地共分布有水生、湿生植物33科98属178种;生活型以地面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占优势;区系特征以世界广布和北温带分布型占主导。该调查区域共有18个湿地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植物群落的生物量秋季小香蒲(Typha minima)群落为3200g/m^2;芦苇群落(Phragmites australis)为3000g／m^2;有芒稗(Echinochloa crusgallii vat．caudata)群落为3500g／m^2;褐鳞莎草群落(Cyperus fuscus)为1300g/m^2。该地区主要植物群落的生物量、群落组织水平、多样性与人为活动干扰有密切关系。     

基于红树林种植的滨海湿地恢复效果研究

滨海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社会价值。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滨海湿地面临着退化和消失的状况。基于红树林种植的滨海湿地恢复模式,是华南沿海传统围垦养殖区湿地恢复的方式之一。对深圳湾滨海湿地恢复工程开展为期1a的监测分析,结果显示:红树植物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对人工湿地生境适应性较好,秋茄Kandelia obovata、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需要在一定人工辅助条件下进行栽培。人工恢复湿地可使遭受污染的4类海水指标大幅改善,溶解氧、COD分别净化为Ⅱ类和Ⅲ类。建议今后尝试增加种植红树植物的种类,使用红树小苗并采取密植,投入适度的人工管理,延长水质处理期,采取多级水循环流程。     

黄河上游玛曲湿地退化现状、成因及保护对策

位于黄河上游的玛曲湿地由于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生态功能,除了蓄水、涵养水源和维持生物多样性外,对调节黄河水量、泥沙量、小气候和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近年来玛曲湿地大面积干涸和萎缩、湿地功能退化现象十分严重,这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对玛曲湿地退化因素深入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对于其保护,即要有制度的完善,又要有成熟的治理技术,制度应优先于技术;只有在制度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和人们思想观念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再采用先进的、可操作性强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经过长期的治理与保护,玛曲持续多年的湿地退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Wetland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Ethiopia

Much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has addressed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K) to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IK system that continuously evolves and adapts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t the core of 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context of indigenous wetland management in western Ethiop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K and wetland sustainability,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K evolves and how local adaptive capacity is built up. A series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ctivities undertaken in four wetland communities revealed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 degree of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aking pla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mechanisms a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adaptive capacity, suggesting a key link between wetland sustainability and the occurrence of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