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响应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1991~2010年吉林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压力响应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991年以来吉林省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而生态环境压力水平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升”（N型）的变化态势;吉林省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对生态环境压力具有“正响应”的特征,并且响应度具有逐渐增大的态势;由区域产业活动布局、市场同一度加速导致的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是引致吉林省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对生态环境影响逐渐增加的重要内部因素。最后就如何加速实现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过程并减小区域生态环境压力,希望对促使二者协调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科学测度与审视旅游生态安全对促进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流域可持续发展视角,基于DPSIR系统模型构建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法、核密度曲线、空间自相关、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及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其动态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旅游生态安全均值波动下降后上升,呈收敛趋势,且有向“双核”形态演变的趋势。空间上,旅游生态安全值整体较低（0~0.55）,由2008年以风险级为主（占89.04%）转变为2017年以风险级和恶化级为主（分别占60.27%和31.51%）,且仍存在较大下行转移风险。② 动态演化特征上,不考虑邻域条件下,旅游生态安全风险级、敏感级转移具有“路径依赖”与“自身锁定”效应。而恶化级、临界安全级保持初始状态概率较小,且类型转移通常发生在相邻等级递次转移。邻域背景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且其动态演化特征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③ 影响因素方面,环境污染对低层级单元的旅游生态安全负向抑制作用较为明显,旅游负荷水平对较高层级地区旅游生态安全的正向边际效应略大,而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则对较低等级单元旅游生态安全的正向边际效应较大。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兰州市回族人口空间演化及其社会响应

基于1982~2010年兰州市街道和乡（镇）层面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和空间关联分析等方法,结合ArcGIS 9.0和GS⁺7.0等软件对兰州市回族人口空间演化及其社会响应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兰州市回族人口呈一主一次“双峰体”结构,“峰体”之间回族人口不断填充。其次,回族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强正相关性,集聚趋势增强,空间结构相对稳定。“热点区”位于老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且向东西方向延伸;“冷点区”位于老城区外围,范围逐步缩小,且向西偏移。而回族人口增长空间则表现为弱正相关性,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增长热点区”范围持续缩小,“增长冷点区”范围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城市包容,繁荣城市经济,构建和谐城市4个角度对回族人口空间演化过程的社会响应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总结。     

黄河流域城市群扩张的时空格局演化及情景模拟——以呼包鄂榆城市群为例

黄河流域城镇扩张对区域景观格局影响显著,城市群人口聚集与增长引发了流域“人-地”矛盾和“空间冲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FLUS模型对2025年和2035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多情景模拟预测。结果表明：① 1990—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建设用地面积经历了“平稳增加-缓慢增加-急剧增加”的变化过程,区域总体以草地为主,其占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其次是未利用土地和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次之。② 城市群扩张最剧烈地区在空间上主要发生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城市主城区,且扩张模式以外延式扩张为主,扩张来源主要是耕地、草地等生态用地。③ 三种情景模拟发现,2025年和2035年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结构和特征差异明显。自然发展情景下,城市扩张不受约束,高速增长占据了大量生态用地;加入生态约束条件很好的控制了对草地和林地的占用;经济发展情景下,城市扩张将进一步占据更多的未利用土地和耕地。本研究通过城市群扩张时空格局演化及情景模拟分析,尝试为区域规划、城市空间规划和区域生态空间保护提供多角度、多情景和可选择的政策决策参考。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城市环境立法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的实证研究

城市环境立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制保障,也会因强化的环境规制而对企业贸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以城市环境立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城市环境立法在样本期内虽然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随着立法时间效应累积,“波特效应”会逐渐增强,城市环境立法的负向影响会被不断减弱。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环境立法对较低创新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加工贸易型企业以及“两控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③ 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引致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会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数量下降,进而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又会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会倒逼企业创新继而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得以提升。但负向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大于正向的“成本加成效应”,从而使得城市环境立法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断健全地方环境法律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黄河流域人地耦合与可持续人居环境

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承担着生态安全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自古以来人类和黄河始终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保护压力也日益增加,流域水资源脆弱性和风险更甚,为化解人地矛盾,需探究城镇聚落和河流的动态耦合机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际,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环境考古、生态学、水文水资源、土地资源管理等多领域视角,聚焦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的空间分异和演化规律,以及资源和生态保护的困境与机遇。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将黄河流域视为自然及人文环境相互影响与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并从系统性和交叉性、地方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策略。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有序的经济发展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该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文中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分析层面看,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整体呈小幅波动下降态势,耦合水平较低,长期处于中度耦合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从濒临失调阶段向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相对发展度整体呈大幅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生态环境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2）从空间分析层面看,耦合度呈现由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呈现以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高值中心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相对发展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由个别到整体的空间形态。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县域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环境规制效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由“大差距低强度”向“小差距高强度”转变;② 环境规制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效率的热点区-冷点区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区-低水平区具有空间趋同性;③ 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增强;④ 经济水平、政府干预、能耗强度、工业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产生影响。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研究空间单元,通过文献梳理识别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并且由初始相对均衡转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流域分异特征。产业各维度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产业活力、创新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分异明显;各城市群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上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不足,与中下游城市群差距在扩大;各城市群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趋于加重,黄河流域中游城市群成为环境污染的高值区。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体现。从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ESDA、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格局分析及空间差异测度,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水平区域从下游城市逐渐转移到中上游城市;②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及相邻区域的城市,低?低集聚区主要是河南省、山东省以及山西省的部分城市;③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空间差异从上中下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从左右岸尺度看主要是区域内部差异贡献;④ 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障碍因子主要是人均水资源量、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每万人公园绿地面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万人拥有的道路面积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此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合理利用水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进

识别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及其时空演进规律,有助于区域产业布局、环境规制与政策制定,进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异质化发展,结合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区域发展规律,构建多周期两阶段DEA模型（Multi-period two-stage DEA model）,通过测算绿色经济效率与绿色创新效率,实现黄河流域省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同时借助ArcGIS10.6软件对黄河流域省域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动态演进并分析其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空间维度呈现上游较差、中游一般、下游最优的发展不均衡现状;时间维度呈现“W”型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整体一般;存在省份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黄河段城市却较差的发展不一致现象。针对黄河流域省市的各种发展情境,从省市协同治理、政府引导、产业结构、科技研发、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

以黄河流域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两系统综合指数,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对2009—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空间集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具有趋同性,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绿色化水平高于产业绿色化水平,中下游地区相反;（2）时空维度上,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呈现“凹”字型发展特征且稳定程度不同;（3）空间集聚上,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存在明显聚集性,高-高聚集主要集中于上游地区,低-低聚集由中游地区向中下游地区扩展。     

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与黄河所经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对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初步认识,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全面深刻转型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转变理念,持续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因地制宜重点推进产业发展,不搞粗放式大开发,搞好资源耕地保护等方面应是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认为“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上不存在,目前不适宜将“黄河三角洲”确定为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理清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对城市群工业协同发展和污染联防联控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10—2017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41个县（区）数据分析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格局均具有非均衡性和“路径依赖”。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交互影响,工业集聚既促进污染集聚,污染集聚也促进工业集聚。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依赖性,相邻县（区）之间的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存在空间交互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既促进工业集聚,也促进污染集聚;环境规制既抑制工业集聚,也抑制污染集聚;政府干预、市场化率和投资水平促进工业集聚;技术水平抑制污染集聚,但产业结构却促进污染集聚。研究认为,工业协同发展是污染联防联控的根本,形成工业共建和污染共治的空间合力是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