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区活动的自然保护项目优先度确定

准确选择项目社区及优先干预领域,是成功实施自然保护项目的基础。当前自然保护项目优先社区及活动的选择,主要沿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形成的农村快速评估（RRA）和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等方法,这些方法源于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倡导以社区为主的决策机制,但在自然保护项目中并不能很好地平衡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无法突出自然保护目标和特点。本文在详细分析沿用传统参与式方法不足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周边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结合参与式制图和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研究进展,首次提出区位关系分析法。新方法以周边社区在自然保护区内的生产活动为分析对象,构建了确定项目社区和活动优先度的指标及算法。通过调查统计周边社区各类活动的频度f、强度S和面积A,计算社区对保护区的总体影响P,确定项目社区优先度;通过求算项目社区各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Pj,结合同类活动对社区社会经济的贡献率Cj或对农户生计的重要值Ij,建立2×2交叉矩阵,确定项目活动优先度。除自然保护项目开发设计外,区位关系分析法可用于保护区的日常监测和管理,对提升保护成效具有参考意义和实践价值。     

旅游社区多群体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以西安汤峪镇为例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逐步成为多群体竞争与冲突的场所,其内部多群体的态度差异成为指示社区冲突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西安汤峪镇为例,采用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和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当地居民、度假购房业主和游客3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态度和景观价值感知进行调查,最终获得315套访谈表与填图,共提取空间信息点5518个。基于对Brown等土地利用冲突倾向指标模型的修订,并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旅游社区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结论显示：① 旅游开发态度及其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点指向性,并与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相关联。旅游开发冲突倾向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斑状格局,高值集中于社区旅游开发核心区域,且强度由开发的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减弱;② 潜在冲突地点的形成既有传统冲突因素的影响,又有特殊空间因素的作用,旅游开发要素的空间结构、多人群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和相关人群的涉入程度都会影响冲突空间的形成;③ 参与式制图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能够帮助获得多人群主观数据,为认识态度和旅游开发冲突的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来自滇川黔地区的经验

参与式发展是80年代末初形成的一种发展学理论和方法，完成从学术研究到发展实践的变成，已经在大范围的政府资助的项目中应用。通过总结从事参与式农村发展引进、试验及应用的10年经验，认为参与式是发展的一种思想和一套简单和可视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协助受教育少的村民分析自己面临的问题，寻找可行和适合于他们自身条件的解决办法，提高项目受益者自己的能力。参与式的应用和推广需要一批有参与式理念和经验的发展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培养基层工作者，他们在日常与村民接触的工作应用参与式的方法。实践者除了行为、态度的转变和熟练应用参与式方法的技巧外，还需要有培训的能力、协调和协助的技巧、机构管理与项目管理的知识、以及咨询服务的技能。     

面向城市社区规划的参与式感知与计算——概念模型与技术框架

科学准确地感知社区居民参与现状、诊断存在问题,及时广泛地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与诉求,对于提升新形势下社区居民参与城市社区规划的能力与水平意义重大。借助网络和移动设备等技术手段,采取以人为主体的参与式感知方式获取数据,可实时感知和分析居民的情感、行为和所处的环境,进而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时效性。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对面向城市社区规划的参与式感知与计算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机理探索和方法研究。本文针对中国城市社区规划的实际需求,构建了面向城市社区规划的参与式感知与计算概念模型,提出实现参与式感知与计算的技术框架,并探讨其中涉及的具体技术研究内容。本研究将深化面向城市社区的参与式感知与计算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为城市社区规划的公众参与和科学评估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遗址保护区乡村居民景观价值感知与态度评价——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在与社区相关的开发或保护活动中,社区居民主观态度直接影响着规划项目可行性。探索适用的社区态度表达方法,成为社区有效参与规划决策的关键。利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9个村落的243位居民景观感知价值进行调查,采用热点分析、对应分析和相容度指标分析,揭示居民感知的景观价值空间构成,景观价值与土地利用的对应关系及其与现有搬迁保护方案的相容度,在此基础上识别出4种社区态度类型区域。研究表明:1基于相容度反映的汉长安城遗址社区态度具有地点依赖性,这种态度的空间差异为社区规划管理、矛盾冲突管控提供了更细致的社会数据支持;2案例社区居民景观感知价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规律性,并与一定的物质景观基础(土地利用)相关联,这种关联性的认识,有利于解释景观变化可能产生的社会现象;3参与式制图结合景观价值的调查为感知景观的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通过制图可视化,统计分析和指标模型构建,能够揭示景观感知价值的空间结构特征。     

全球风险和脆弱性评估方法及其尺度转换的局限性

近年来,国际上采用一系列指标,从全球的、区域的视角测度风险和脆弱性的工作不断增多.从全球尺度看,风险和脆弱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UNDP的灾害风险指数、哥伦比亚大学的热点项目,以及哥伦比亚国家大学环境研究所开发的美洲项目;从区域尺度看,以GTZ和印度尼西亚社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基于社区的风险指数最为典型.通过国际主要文献的综述,介绍了几种主要评估方法的目标、框架、测算指标和基本要求,分析了这些评估方法在应用中的局限性,指出了不同方法在空间尺度降次、升级转换过程中的不足和难点.     

西部山区农户生计资产综合评价——以遵义市为例（英文）

作为农户生计结构基础的生计资产状况是其拥有选择机会、采用生计策略和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准确量化农户生计资产可以从本源上对农户未来发展态势进行识别,对掌握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生计策略以及了解农户的生计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地处西部山区的遵义市为研究区,釆用分层抽样方法与参与式农村调查评估法收集农户的生计资产属性和生计策略等相关数据,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指标评价体系,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产特征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产总值差异较小,主要是因为不同类型生计资产的拥有结构上差异较大。(2)纯农户拥有较多的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但其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较匮乏。(3)非农户和兼业户拥有较多的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但拥有的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较匮乏。     

泾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及变化认知分析：基于农户问卷调查和参与式社区评估

本文以黄土高原泾河流域上游固原市为例,采用农户问卷调查和参与式社区评估方法,研究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及消费,并对两种方法认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户问卷调查方法农户认知到食物供给、净化空气、净化环境、水土保持、供给洁净水、减少自然灾害、提高收入、薪柴供给、景观愉悦、牧草供给和防风固沙11项生态系统服务,农户日常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占有和消耗及生态系统服务对农户的重要性程度影响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参与式社区评估（PRA）方法农户可以充分进行信息交流与讨论,与农户问卷调查法相比对生物多样性服务有了认知。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很大变化,食物供给和薪柴供给服务明显减弱,收入增加;受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户食物和能源消费存在明显时空差异,总体而言,农户食物消费总量下降,大部分农户薪柴消费数量减少,农户对蔬菜、肉类、煤炭、天然气等的消费量增加。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改善农户生计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农户生计变化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忠县复兴镇天子村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建立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特征。同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显著,与迁入新型农村社区前相比,在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农户生计值都有了较大变化;在基于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呈正相关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最大。     

基于PGIS和水文-淹没模型的社区洪水风险分析——以浙江省台州市大田河流域为例

以浙江省大田河流域为案例,基于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GIS）开展野外调查,构建居民建筑及其室内财产的脆弱性曲线;利用HEC-HMS水文和HAND淹没模型,模拟6种洪水淹没情景,开展承灾体建模、暴露与潜在损失分析,从而实现社区尺度的多情景洪水风险分析。结果表明,基于PGIS的问卷调查和家庭访谈可有效收集社区本地知识并辅助完成风险分析。从2年一遇到500年一遇洪水,受淹建筑足迹由6.72%增至61.44%,总的暴露资产由23.24亿元增至222.48亿元;结合脆弱性分析得出,洪水潜在损失由3.86亿元上升为54.19亿元。社区的洪水年期望损失为4.89亿元,有必要采取综合性防洪适应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加剧的洪水灾害风险。该研究可为开展社区参与式的洪水风险分析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