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信息密集服务业的空间发展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

采用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信息密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空间发展特征和原因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揭示了信息密集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地域运动的关系。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及其空间结构

基于北京1997年投入产出表、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区位商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典型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空间结构.研究表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明显呈现出以金融、商务和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格局;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三产业服务;服务业对金融、商务、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呈上升趋势;制造业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明显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既有较强的经济推动能力,又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较大;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总体呈现圈层特征.     

南京市新街口CBD服务业空间集聚及演变特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

经典的CBD内部产业空间布局理论源于西方,在新时期背景下需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使用机器学习分类的2000—2018年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分析产业结构、集聚程度、空间分布特征等,探寻中国典型城市中心CBD——南京新街口地区的服务业时空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研究发现：① 南京市新街口服务业产业结构演变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数量持续领跑,流通性服务业增速趋缓,与消费性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差距拉大,总体未出现专业化趋势;在与全市对比中,消费性服务业有更强的比较优势,且优势随时间推移而扩大。② 行业集聚程度分化,各行业集聚程度演变表现为消费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与信息服务业总体集聚,其中餐饮、娱乐与居民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最高;零售业呈分散趋势,与前者形成倒挂;生产性服务业两极分化,金融业偏集聚,而研发设计服务业偏分散。③ 空间分布上演变整体呈现双圈层收缩趋势,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高度耦合,社会性服务业集聚中心趋于内核,流通性服务业与信息服务业集聚在外圈层。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服务业空间关联分析

信息技术与电商平台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在城市服务业中,商家在电商平台上注册自己带有坐标的信息,构成了空间服务业的空间大数据源。首先建立限定距离阈值的空间关联规则数据模型,介绍该模型产生频繁项集和关联规则的方法与步骤。最后利用Python爬取糯米网南宁站的商家信息,用Apriori算法做出了10~1 000 m 6种距离阈值的空间关联规则和服务业空间频繁项集。     

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布局特征——以首都机场为例

空港经济对推动城市产业空间调整和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首都机场为例,运用Ripley’s K函数及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布局均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其中,物流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向心性最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强度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强度明显高于制造业企业集聚强度,不同行业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距离阈值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集聚模式不同。制造业呈"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物流业呈"小分散、大集聚"模式;金融业呈"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城市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及成熟的产业园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一致性。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分析

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要立足于产业关联,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7年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MRIO模型,编制了京津冀区域间129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而从京津冀地区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天津市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对区域经济推动作用较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主要起拉动作用。②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与天津市信息服务业主要服务于本市其他各行业,对外地经济的辐射作用较低。③京津两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聚集特征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 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具有强烈的向中心商务区聚集的特征, 同时 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 也具有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利用空间基尼系数、经济计量模 型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的金融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三大类生产者服务 业在城市中尤其是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的空间分布和聚集情况, 发现北京市的生产者服务 业呈现明显的聚集特征, 而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并不明显, 并且金融业、信息咨询业、计算机 服务业三类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特征有所差别。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区位选择是由市场 规律、政府规划、城市特色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发现, 生产者服务业的 空间分布主要由经济活动的联系特征、生产要素特征和区位条件三个要素所决定。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 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②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 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 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研究

依据投入产出法,综合考虑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基于中间需求率确定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利用服务分配系数定量分析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特性,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对于资源型制造业,应该加大对资源的深度加工处理,增加其增值率和利润率,大连市的低技术型制造业和中技术型制造业已经越来越重视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于高技术型制造业,大连市制造业仍然缺乏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上分析,资源型制造业、低技术性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负反馈机制,中技术型制造业、高技术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正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尽量采取正反馈模式,以技术型制造业结构为主导。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类型区分析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广州城市通达性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

广州市在2000 年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2010 年初步形成“两心四城”城市空间格局,随后在发展战略中加入“中调”,以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布局,谋求在2020 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空间架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调整有赖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与密度也是进行城市通达性差异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广州的城市交通通达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网格分区法对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区域划分和密度计算;进一步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地铁）网络的时间通达性度量,对广州市的城区通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城区的通达性呈现同心环状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性较大,城市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地铁网络时间通达性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值进行区位等级划分,探讨区位因素与交通通达性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城市公共、商业服务设施和住宅区的空间特征差异,进一步甄别广州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差异,从而为城市建设和空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CONOMIC REFORMS AND SOCIALIST CITY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1978 economic reforms on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the Chinese city, using Guangzhou, one of the most open cities in China, as a case study. Despite a reorientation of Guangzhou's role as a trade center and port, labor is still predominantly engaged in the secondary sector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heavy industry. Tertiary activities have only recently attained an equivalent level of importance during the early Communist period and exhibit a noticeable dearth of the more advanced forms of tertiary activities, such as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of Guangzhou h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a State-approved Master Plan with socialist influences and has evolved into three interdependent linear clusters separated by agricultural land and linked by west-east-running highways and railroads.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s based on occupation type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land use in the city. The city planners continue to practice the socialist method of planning, including standardization, city-size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unit concep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city is still firmly based on public (state sector) production. Guangzhou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 in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system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highlights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conflict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广州市乡村旅游供给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中国乡村旅游主要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广州市周边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在对广州市乡村旅游的供给主体（已开发的118个乡村旅游设施点）的资料统计前提下,以广州市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为基础,运用回转半径、旅游地平均城市中心距离、旅游地空间离散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得出广州市乡村旅游供给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存在着乡村旅游地呈现中心递减趋势、沿交通干线集聚寄生的状态、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各异但差别不显著、空间离散程度呈现产品指向性等多方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