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基于场域理论的后单位社区空间生产研究——以徐矿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社区公共性的式微是经济制度转型的社会特征,探究后单位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社区治理具有参考意义。文章桥接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结构和布迪厄的4种资本类型,建立基于场域理论实践观上的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并以徐矿社区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分析从“一元连续型网络结构”到“多元离散型团体结构”的多维空间生产过程。结果表明：1）单位到后单位社区转型的空间生产差异机制一方面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制度变化所形塑,另一方面受现代性的自由流动和管制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影响。2）后单位社区行动者在居民构成和权力关系的重组中调适惯习,在争夺社区资本的过程中,伴随制度空间的重构、物质空间的改造、社会空间的异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3）以居委会为代言的政府话语在空间实践中采取规训策略构建理想的社区空间,与潜在的居民抵抗形成彼此连接但不融通的整体关系。4）后单位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老旧小区改造的地方政策响应、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博弈与倾斜、单位路径依赖累积与动能缺失、以及现代性流动下的熟人社会松动4种动力驱使。制定以居民为核心的治理目标与对策,促进社区权力的共同享有是未来可持续社区治理的重要导向。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潜力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

社区是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也是其保护的重要主体,社区参与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主要方式——旅游为切人点,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社区参与潜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1）结构方程模型和“态度一行为”矩阵是科学评价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潜力的新方...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区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并对其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表明:社区增权在旅游目的地的空间不平衡是社区参与旅游机会差异的表征,不同...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的乡村治理实践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中国的“领域-地盘”双层权力空间秩序——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案例

以中西方权地关系的比较为基础,探讨了中国社会由“领域-地盘”构成的双层权地秩序,其中“领域”体现了西方契约社会下的权力空间规则,“地盘”展现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权地关系特色。在中国,“人情社会”和“关系”是影响不同尺度权力运转的重要因素,进而呈现领域体系和地盘体系相组合的结构性特点。不同主体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策略完成正规的领域化和非正规的地盘化,由此实现空间中权力网络的持续演替。本文具体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例,探讨了在村庄这一微观尺度形成的权力空间类型及“领域-地盘”的四阶段互动机制。基于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本文提出了不同于现有分析框架的中国式权地秩序新思路,有望推动既有的领域研究和领域理论的本土化。     

社区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英文）

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丰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在当地社区的传统生活中不经意间保留下来的。这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很好的旅游资源,通过旅游发展既能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同时也可以有效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本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贵州从江县稻鱼鸭复合系统为例,讨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问题。构建了基于社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发展的概念模型,其核心观点为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和社区适应方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型中的6个主要因子分别为:农业文化遗产社区、传统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持续旅游发展、社区生计和社区文化身份。几个因子之间的作用是互相影响的,因此支持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     

基于TSL模型构建的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Three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Protection of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in a Tasmanian Multiple-use Conservation Area

Protected areas that are created to safeguard environmental values such as Indigenous culturescapes may in fact significantly fail in this task. This study concerns such an instance in far north-west Tasmania, where the government adopted a multiple-use resource conservation-development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Arthur–Pieman Conservation Area (APCA). The model offers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whilst permitting numerous community recreational and commercial uses. One particular objective is to protect ‘an extraordinary richness of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in one of Earth's great archaeological regions (DPIWE, Arthur–Pieman Conservation Area Management Plan, 2002, p. iii). Yet under the auspices of multiple use, Aborigine and others report unremitting damage and loss of ancestral values. To examine how this is so in an actively managed protected area, perceptions of 16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and local residents engaged in APCA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e used to identify three major challenges for appropriate custodianship of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landscape: Aboriginal–Eurocentric conflicts; limited community governance capacities; and deficient regulatory provis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APCA multiple-use management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ineffectual and that an alternative governance model is required urgently. The management challenges examined here offer insights for problematic Indigenous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other jurisdictions of Australia and elsewhere.     

“传统”农业景观旅游保护困局的反思（英文）

全球范围对"文化景观"重新燃起兴趣需要从多维方式来解释。传统栖息地,人民和他们在特殊环境里的生活方式的价值改变过程是和与遗产地有关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引入密不可分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型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它强调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需要了解景观在时空上的动态性。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对标志性景观和传统社区的"动态保护"。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来理解这一交互过程对规划和保护可持续遗产景观至关重要。遍及全世界的各试点项目和案例研究都引起了关于遗产景观的可持续性和旅游的至高无上作用的批判性反思。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能否受益于旅游产生的经济资源,需要基于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机会和预期,评估其战略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政策。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异化的发生机理及效应——以南京为例

近年来,教育资源分化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不断加深,“学区房”社区尤其是老城区的优质“学区房”社区以其高房价与破旧物质景观、优质教育与低劣居住品质的显著对比,对个人、家庭、社群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方式产生强烈的拉扯与撕裂作用,成为社会-空间矛盾凸显的典型空间之一。文章借用“异化”这一哲学术语,基于对南京的调查,对“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特征、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老旧“优质学区房”社区普遍存在外在空间环境与内在社会价值的强烈反差,社会空间关系发生扭曲进而表现出社会-空间异化的现象和特征;2）“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的异化是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学区制、东方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社区社会-空间辩证统一关系受到冲击激发学区房角色不断衍变,最终引致社会-空间分离对立与自我否定的结果;3）社会-空间异化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空间影响,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居住空间分异的程度,而且将增加学区房社区的治理复杂性和更新难度。     

深圳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根据86份文献分析了深圳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进展。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研究集中在遗产地规划、遗产资源调查与评价、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遗产地游客行为4方面,文化遗产的研究集中在遗产资源的基础性研究、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遗产资源的综述性研究3方面。深圳遗产研究的时空演变特征总体呈现从简单片面到全面深入,且与城市发展历程和需要紧密结合,未来应侧重从深度、方法、对象和学科视角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