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的尺度陷阱

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论文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和尺度理论的新进展,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中的尺度陷阱,包括功能定位的尺度范围、自身尺度形式选择和多尺度主体的尺度政治。论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涉及不同尺度的功能定位、复杂的尺度形态和多尺度的利益博弈关系,在实证分析和政策设计中,必须尊重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性和诸多矛盾的普遍性,通过对比多尺度实证分析和方案设计的结果,推动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模式创新,避免落入尺度错位和尺度政治的陷阱。文章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和拓展尺度陷阱的应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媒介互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空间协同的演变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①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② 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③ 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耦合模式差异与区域协同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利用战略耦合,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与分工的差异,以深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到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3）在上述2个尺度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文章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跨社会制度、跨法律体系、跨行政等级的复杂性,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的摩擦。发掘粤港澳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与关键时间节点,是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GDELT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粤港澳三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内地与香港关系呈现出“M”型波动,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新闻媒体有所强化。②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政策与民意表现为较高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的言语合作是互动关系的主导因素。③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紧密,合作与冲突的频率都在上涨,内地—香港关系在粤港澳互动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④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缺少多元化的抓手。粤港的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和香港局势的发展是粤港澳互动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关注区域政策在空间上的投影,更要关注其在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上的投影,促进一体化建设从实体空间建设向虚拟、话语空间的综合引导转变,强化“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港珠澳大桥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影响的计量研究

立足于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运用旅游流引力模型及GIS集成方法分析港珠澳大桥建成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格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趋势。研究表明：1）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旅游流潜力分布更加均衡，有利于珠江口两岸地区的均衡发展，推动港珠澳大桥绿色政策通道建设，打破行政壁垒以实现旅游要素的自由流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从均衡发展走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2）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行力的变化幅度与大桥开通后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幅度显著相关，并呈现明显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大桥的开通降低了两岸之间的旅游抗阻力，显著加强了珠江口两岸城市的旅游合作关系，尤其是东西岸城市群（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3）港珠澳大桥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桥直接连接的香港、澳门和珠海；中山及珠海的部分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受扩散的机会较大；而广佛和深莞的部分区域为低值聚集区，呈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大桥对港澳核心城市群优势的加强作用明显，广州及附近区域的相对地位被削弱...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

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需要以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其关键科学问题是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探索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机制、关键因素、模式与路径;提出了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关注的4个重点议题：①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②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④粤港澳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文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以拓展国内区域环境治理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深入发展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矛盾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所启示。文章回顾了20多年以来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治理模式与影响效应3个重点议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层面环境问题的应对已成为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主体之间采用了由国家政府或者地方行动者主导的协调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区域层面的环境参与受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组织框架,实施环境治理的地域因素、影响效应,探索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贸易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需明确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推动三地贸易协同发展,以期促进区域一体化、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粤港澳三地的贸易关系分析,发现：① 粤港澳贸易规模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湾区整体的金融环境仍需提升。② 随着广东与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广东在贸易上逐步赶超香港,并与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在空间、商品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竞争;港澳在转口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在竞争。③ 广东在集聚水平上具有贸易竞争优势,香港在投资开放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澳门在各项指标上均不存在明显优势。④ 粤港澳三地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广东与港澳的贸易合作仍保留了部分“前店后厂”的特征,但加工贸易的比重正不断下降。⑤ 促进大湾区内部贸易合作,需发挥三地贸易优势,促进商品贸易错位发展,扩展各自贸易空间,加强服务贸易合作。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若干思考

就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发展规划提出若干观点:1)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关键词是"粤港澳",而不是"大湾区";2)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核心和实质,是促进粤港澳合作的拓展和深化,保障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帮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粤港澳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3)要在全球格局、国家战略中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在引领中国发展新高度、连接中国和世界、引领改革与创新三方面凸显其角色;4)粤港澳合作要从优势互补走向优势整合、从各施所能走向协同争取、从各有精彩走向共同缔造。     

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场景规划：助力城市群协同发展

通过梳理国内外场景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场景内涵及要素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分析,构建了包含场景要素、场景层级特征和场景规划方法在内的场景规划理论体系,从场景识别、场景构建、场景评价和场景应用视角实现了对场景规划工具的全新探索,用于指导在不同领域开展场景实践工作。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为例,基于场景规划方法挖掘湾区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目标,识别出代表未来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方向的重要场景。最后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廊道构建为应用示例,初步应用场景规划方法进行场景要素分析,为下一步开展场景评价及场景应用示范等实践探索工作提供基础。     

贸易促进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通过梳理贸易与区域一体化作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贸易对一体化作用的长期动态理论;以此为出发点,分析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贸易往来的历史地理,认为贸易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珠三角与港澳地区的贸易对象从商品,到生产过程,最后到服务的转变,贸易主体从实体商品为主到无形服务为主的这种变化,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从初级一体化向高级一体化迈进的主要过程。此外,贸易的一体化过程有着极大的外溢效应,它完善了地区基础路网的建设,推动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带动区域创新,将一体化区域提升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会紧紧抓住服务贸易作为贸易发展的主线。因此,对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提出三大发展走向:必须先发展湾区的陆地轨道交通网络,完善港口和机场交通体系的新建和协调;依托交通体系,形成一体化两大枢纽:"广佛"与"深港",作为推动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最后,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要节点的区域创新走廊是未来大湾区的增长新动力。     

多情景模拟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权衡研究

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衰减,威胁城市的生态安全;掌握城市群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量化,对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总体效益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利用InVEST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1995—2018年间产水服务、固碳服务、土壤保持服务、食物供给服务共4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设定历史趋势情景、规划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借助GeoSOS-FLUS模型进行2030年生态系统服务情景分析,探讨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① 1995—2018年间,粤港澳大湾区产水服务出现增加趋势,固碳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食物供给服务出现下降趋势。② 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产水服务高值区域其值增大,低值区域其值减小;固碳服务低值区域,其值下降更大;除香港外,土壤保持量减小的区域呈零星状分布;食物供给高值及减小的最大值位于东莞、佛山、中山和深圳等中部区域。③ 产水服务在规划情景下达到最佳,固碳服务和土壤保持服务在生态保护情景下最佳,历史趋势情景下食物供给服务最佳,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效益在生态保护情景下达到最佳。④ 历史趋势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程度最大,生态保护情景下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程度较高。基于生态耦合模型进行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估算,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或协同的变化关系及作用机理,可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旅游经济收入的联系状态、增长状态和差异状态的量化分析,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良好上升态势,集中表现在:(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经济收入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出现一定的聚集特征。(2)广州、深圳的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3)各城市的旅游收入增长差距逐渐缩小,旅游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4)大部分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州最高,中山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