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广东省地方城市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与发展类型

近年来的中国城镇化由于强调少数核心城市的发展而使得众多地方城市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显现,地方城市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发展问题也成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慎重思考的议题。在此背景下,以广东省为例,对地方城市进行界定,并利用熵权法和聚类分析对其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和分类,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城市的发展可能性及其发展路径。结果表明：广东省共有15个地方城市,其中,中山市的城镇化水平最高,茂名最低,各地方城市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水平差异。根据城镇化水平的不同可将广东省地方城市分为5类,每类地方城市都具有不同的发展特色。在新型城镇化政策理念下,这些地方城市有了新的发展机会,可望通过因地制宜、挖掘自身内涵与优势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如中山应综合发展、全面提升城镇化水平;梅州要挖掘城市内涵、凸显城市特色;河源应该走生态型、绿色化的发展道路;而茂名应致力于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 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源 环境、城乡统筹 6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24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对西部 11 个省会城市 2005—2015 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西部省会城 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可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低等水平”3 个 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是造成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各城市不同年间的城镇化单项水平影响因素呈现 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所侧重，同时兼顾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资源环境对城镇化问题的影响因素

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重大问题。涉及到国民经济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 的根本问题;也涉及到我国的资源环境合理开发利用与长远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多地少、资源十分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达13 亿人,城镇总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世界 最大的国家。因此,资源环境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非常深刻的。本论文从我国的城市化概念出发,深 入论述资源环境基础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与制约因素,并对我国的国情条件作了辩证的分析研究。按照科学发展 观的思想,对我国今后城镇化发展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健康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及其对策。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贡献与责任使命

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进程。近35 a来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推动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率先将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三阶段论修正为四阶段论;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程并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用;研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合理格局;率先研制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定量测度方法与系统,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较早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通用模式和差异模式;首次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与技术图谱。中国地理学家在城镇化这一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领域中经常扮演着组织者角色,并担当重任,主要是：综合分析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经验,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辨析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揭示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模拟预警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情景与风险,选择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可持续之路。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论,优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揭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规律,研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与引导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使命。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既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跨学科视野下,围绕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和持续研究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产生重要影响,也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方向的重大调整。但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认知和理论挖掘仍不充分。本文归纳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指出半城镇化、特殊国情、复杂因素及治理体系交织的中国城镇化特征,阐明了中国城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论述作为最显著的人文空间过程的城镇化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意义,并解读了新型城镇化认知与建构的4个方面理论内涵：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伴随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应逐步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其中有6个关键议题：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城乡综合过程与协同研究、资源环境承载与气候变化适应下的城镇化、多样化区域模式、城镇化人文社会空间效应及机制、大数据与技术方法创新。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框架,以期为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编制大背景的几点认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在“十九大”后发展的新态势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城镇化质量提升,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关系到新时代“两阶段目标”的实现。“十九大”后,中国新型城镇化表现出4个方面新态势：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广泛共识,从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新型城镇化,从盲目赶超发达国家转向符合中国实际,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二是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综合性,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加强协同推进;三是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细化和深化,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四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以及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研究,提升地理学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能力。     

恢复生态学视角下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思考——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

探讨恢复生态学理论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化政策和措施的启示和引导.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在生态转型、动力机制转型、土地资源紧缺以及城镇化和生态格局的冲突等问题基础上,提出应关注生态脆弱地区城镇化的特殊性的观点.认为该类地区城镇化建设中主要问题是应明确可利用土地资源是关键限制因子;其次是如何整合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格局.提出生态脆弱地区应在生态优先条件下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观点,并对当前城镇化相关实施政策提出了对应的见解:针对移民政策,认为生态恶化指数高的区域建议外迁移民,生态条件尚可的区域仍可采用迁建的城镇化模式;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应引导农村居民点向城镇居民点转型或结合生态管制进行迁村并点的观点;针对合理引导城镇空间结构方面,建议采用极化的空间格局;针对动力机制,建议生态移民和政策扶持相结合,重点城市工业化与区域生态保育相结合,劳务输出和制度保证相结合.     

局部收缩:后增长时代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争鸣

中国的城镇化长期是建立在"增长模式"下的顶层设计,城市增长与空间扩张是地理学者与规划政策界关注的经典命题。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变化及中国"新常态"转型的来临,以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向东部迁移导致的发展放缓或停滞,以东北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收缩"已初见端倪,而在金融危机后,东部的工业城市也出现了部分"收缩"的空间。"收缩"表现为人口外流、GDP和地方财政增长乏力乃至城市空间衰败。如何科学辩证地认识城市增长、空间扩张与局部收缩的发生和转化机制,如何在慢增长或逆增长环境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大挑战,也是地理、规划和相关学科学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期笔谈邀请了来自人文地理、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就城市收缩的科学界定、识别方法以及后增长时代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响应路径等话题开展学术争鸣与讨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素量化分析与对策——基于LASSO的变量筛选

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两大体系融合的背景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着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众多，采用LASSO方法从可能影响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政府制度、教育科技、医疗卫生、金融发展、人民生活、人口就业、民族文化、资源环境、能源消耗以及兵团建设13个方面选取64个驱动因子进行量化分析，依据模型压缩系数实现指标精简。对各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从基础设施建设、兵地融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口援疆以及水资源利用方面给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长江三角洲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与态势的判断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当下,面对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等背景及资源环境瓶颈压力趋大等因素交互影响,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特征和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城镇化发展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更是与人口、资源、经济要素的流动及变化息息相关。因此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从人口流动、用地变化、经济增长等要素演化及其互动协调关系入手,进而对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土地与人口城镇化的步调、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走势、城乡关系中的乡村衰退与复兴趋势、城镇化发展的粗放与集约等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安全导向的屯垦戍边地区城镇化转型研究——以新疆南疆四地州为例

屯垦戍边地区作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落后地区,其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领土安全有重要战略意义。如何在新型城镇化下实现屯垦戍边地区城镇化转型是一个重要研究命题。以新疆南疆四地州为例,从区域安全观的视角探讨屯垦戍边地区城镇化转型。研究认为,南疆四地州正面临经济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困问题严重、城市规模偏小,生态环境脆弱、人口流失严重等问题,城镇化过程正接受经济、社会、生态3个方面的安全挑战。从南疆四地州的经验来看,屯垦戍边地区可通过城镇化建设成本机制、区域治理方式、城市体系结构、产业发展模式、区域生存环境建设思路5个方面促进城镇化转型,适应区域安全发展需要。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现阶段、新常态下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作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航运优势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2014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左右。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主要特征,对长江轴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解剖,从经济增长、国土空间开发、航运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城镇化和体制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近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若干建议,供政府及学术界参考与讨论。     

健康维度下可持续性研究框架解读与重构

我国快速城镇化导致的环境危机引发了诸多公共健康问题,渐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常态问题。基于2000年后西方学者对城市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其关系的论述,从医学地理学、公共卫生学、城市规划学3个视角对健康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述评;并在现有可持续发展研究维度的基础上,提出引入健康维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理论基础,整合并重构健康与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我国应以广义城市环境系统为平台,以健康与可持续性的两重性为出发点,基于健康维度重构可持续性的研究框架,为新常态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型城市化战略

依据东北地区城市化现状特点、问题、趋势和城市化相关理论,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采取与新型工业化战略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战略.该战略的总体目标是把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成现代化的人居环境系统,构建"三圈一带"为主的空间骨架.从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大城市老工业区改造、大都市圈产业集聚与空间重组、乡村城镇化、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生态环境整治与人居环境建设6个方面论述了新型城市化的战略重点及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