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企业孵化器空间布局演化及区位影响因子

企业孵化器是促进初创企业发展和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是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举措之一。本文运用Arc GIS工具刻画了上海企业孵化器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化特征,并以上海各区县为单元分析了企业孵化器区位分布的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孵化器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多数集中于杨浦区,徐汇区等中心城区和浦东新区,外围区县数量较少;发展阶段差异明显,经历了政府主导,高校科研机构主导以及民营企业主导这三个主要阶段;空间布局经历了单个"弱中心",多个"弱中心",两个"强中心"和多个"弱中心"的演化特征;多数企业孵化器集聚于大学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附近。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表明,产业基础和科研实力显著影响企业孵化器的区位分布。     

上海市多媒体产业布局与企业区位决策实证研究

在界定多媒体产业定义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市多媒体产业发展现状,详细研究了上海市区范围内五大多媒体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空间布局的"政府主导"原则突出.随后,选取市区范围内6类多媒体企业,对其基本情况及其企业区位决策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对多媒体产业布局和企业区位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空间相关分析.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发展多媒体产业关键在于政府主导作用的角色更新与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     

中国石化工业发展和区位变迁轨迹

本文回顾了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各阶段的特征。目前,中国石化工业正在向规模大型化、布局集中化、炼化一体化、生产园区化方向发展。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石化工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来看,中国石化工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东西强、中部弱","北方强、南方弱","沿海强、内地弱"的分布特征;辽中南、京津冀和沪宁杭等八大石化产业基地已成为支撑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的基础。最后,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尺度等视角,探讨中国石化工业在大区域层面空间布局的演化趋势,石化企业的临港布局指向以及向专业园区集聚的区位选择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石化产业在宏观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上海市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化及区位因素

在总结上海外资研发机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空间布局演化规律及区位因素,可为城市空间规划与研发产业布局提供借鉴。结果表明：①全域分散化趋势明显：距中心城区10~20 km范围的近郊区是外资研发机构分布的峰值圈层,随着时间推移,分布点向外围圈层扩散,中心城区集聚的倾向不显著。同时基于街道和区县统计的空间差异性逐渐缩小,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化。②局域聚焦特征显著：在不同方位形成少数不同等级的集聚区,即“张江—金桥—外高桥”东部集聚区、以漕河泾为主的中部集聚区、“紫竹—莘庄—闵行开发区—松江工业区”西南集聚区、“安亭—嘉定工业区”西北集聚区。从时序上看,这种多极引领的簇群式空间组织模式相对稳定,其中张江、漕河泾和紫竹园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同时集聚区交通指向性明显,依托主干道与地铁交通网形成互动联结。③计量回归结果表明,传统区位因素(地租成本、交通通达性、资源要素)、集聚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资研发机构区位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规模机构影响有所差异。归结起来,上海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变机制亦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作用机制。     

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重化工业集群式创新机制与空间响应研究

本文从集群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德国化学工业和汽车、光伏重工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方法,研究重化工业创新模式及其空间组织形态变化。理论研究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分布的弱地理邻近与空间尺度扩大是基于其产业技术特征和创新合作特点的“必然”：由于集群技术权力分层导致其创新外部性发生根本性改变,地理邻近非再必需,创新合作空间尺度由集群向区域层面拓展。德国实证研究分析揭示：重化工业空间布局呈显著弱地理邻近分布效应;其空间集聚形态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是依托更大空间尺度的产业集聚带;重工与化工产业有着基于对综合性知识和共性技术扩散共同需求的区位指向;其核心企业因对创新合作者的高度选择权而呈现“孤岛效应”布局。研究指出,重视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垂直扩散能力的培育、建立多生产环节的共性技术联盟、重视大工业区区域创新协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重化工业创新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     

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互联网经济转型和信息技术浪潮下的创新创业活动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论文利用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数的截面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互联网创业在2010年后进入活跃期,行业分布与全国创业形势及上海产业导向相一致。② 空间演变上,整体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异特征,企业高度集聚于中环线内的同时向郊区中心镇和新城扩散。中心城区企业集聚强度不断增强,集聚规模由4.5 km扩张到6.5 km;在空间上由相对均衡向多中心集聚的形态演变。黄浦-静安-徐汇片、五角场、陆家嘴、张江和漕河泾等5大核心集聚区以其特定的资源优势获得互联网新创企业的青睐。③ 孵化环境、生活环境、商务环境、投资环境等构成互联网创业活动的外部环境需求;产业集聚、技术因子和土地价格等对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     

大城市内部连锁超市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区位选择——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

连锁超市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内部零售商业的主要业态。针对目前研究中对城市内部尺度连锁超市空间布局问题关注不足,本文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分布状况、不同类型超市的区位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包括点模式分析、空间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结果发现: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总体分布呈中心到外围递减的倒"U"型集聚特征;不同类型苏果超市的分布特征不同,华润卖场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社区店、便利店的分布相对集聚;空间分布热点呈蔓延扩散与等级扩散混合模式。运用Binary Logistic二分逻辑回归对影响超市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情况、消费者规模、交通通达性、居民购买力、城乡差别、公司战略等多种因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但并购双方空间集散趋势出现分化,标的企业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买方企业则进一步向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② 长三角基于企业跨区域并购投资联系的县市（区）网络不断加密、拓展,但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的核心节点地位日益强化,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地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也较为明显。③ 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长三角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经历三个阶段,即单核心、弱网络联系阶段,单核心、多次级重要节点、网络联系加强阶段,多核心、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阶段。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探析有助于丰富经济地理学界的企业投资网络及区位模式研究,能够为全国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区域政策、产业特性与中央企业空间布局演变

通过建立企业区位选择的“推力-拉力”模型, 本文考察了具有不同产业特性的央企在不同区域政策阶段的空间布局演化, 分析了区域政策、产业特性对央企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过程。主要结论为:企业空间布局的动力来自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 前者由企业特征和产业特性组成, 后者由区域政策制度和区域条件组成。区域政策制度和产业特性是影响央企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央企空间布局总体变化与区域政策的演变趋同, 但产业间存在差异。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受区域政策和区域条件影响较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央企布局偏好政策优惠及交通便利区域;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央企对创新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因素依赖较大, 布局受区域政策影响较弱;组织结构为区域部型、公共服务业、特殊行业的央企布局受外部拉力影响较弱。     

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

随着信息经济发展壮大,软件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其空间区位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不断加深.文章以上海市软件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 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2 年及2008年上海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发生了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偏移.6 年间,软件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的时空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历史基础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交通通达性、自然环境及办公楼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影响较大,内资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 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企业以“T”字形铁路沿线为轴线逐渐向两端扩展;② 沈阳市区始终保持东北三省企业资本规模领先地位,哈尔滨、长春、大连市区资本规模增长迅速,并与沈阳市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③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单核心热点型、中心城市集聚型和“大集聚-小分散”型3种类型;④ 市场规模、城市等级是影响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两大核心因素,外商投资水平次之;⑤ 不同区位影响企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一定空间差异。     

基于发生学视角的淮南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淮南市为案例,结合历次城市规划用地现状资料和产业发展数据,利用GIS技术平台,对不同考察时点淮南城市空间形态进行叠加对比研究、测算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扩展形态紧凑度、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指数,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2个方面考察了淮南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及特征。结果表明：作为无依托型煤炭城市,淮南城市空间发展经历了散点发展、节点集聚扩展、飞地拓展、轴向延伸、内向填充、整合优化、区位再造7个阶段,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取向和圈层结构特征;在空间扩展过程中,深受资源分布的控制和煤炭产业的影响,城市空间围绕煤炭企业为中心生长扩展,导致城市空间从紧凑形态向分散发展,经多次嵌套填充、优化调整,再次向紧凑形态演化。分析认为,淮南在不同演化阶段,影响城市空间生长的主导因素有所差异：资源状况和通勤条件主导发生期城市空间形态、成长期受国家能源战略和交通运输的引导、中兴期则以产业结构演替为主导因素、转型期深受空间经济相互作用引导和规划调控的影响。     

中国物流集群的量化甄别与发育程度评价

基于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宏观统计数据,物流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和物流POI数据,运用区位熵（LQ）、水平集聚区位熵（HCLQ）、物流就业密度（LED）和改进的物流企业占比系数（LEP）等指标,刻画了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物流集群空间格局与演化过程,识别出不同类型物流集群的发育水平、类型和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 物流集群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东侧,集群形态由组团式转变为区块式,呈现广覆盖和高集聚特征;数量演化经历了“快速下降”和“稳中有变”两个阶段,集中程度和运行效率稳步提升。② 21个成熟物流集群分布在16个省级行政单元中主要城市群的中心和次级中心城市,与政府物流规划衔接良好;43个新兴物流集群分布在2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同类型城市间分化显著。③ 物流集群在城市群尺度形成了由“主核—次核—一般节点”构成的多层级核心—边缘结构;在省级尺度形成了极核发展模式、网络化均衡发展模式,单核多点和多核多点的发展模式。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上海纺织服装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机制

纺织服装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传统产业,其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正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圈层分析、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上海大都市区纺织服装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上海纺织服装制造业企业布局的郊区化趋势明显,布局热点区从中心城区及近郊区向远郊区转移。2）境外、合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近郊区,且空间位置变化不明显,相对前两者,在远郊区内资企业布局强度显著提升;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东北部,以及交通便捷的近郊区和地方中心区,中型企业在分布范围和郊区分布的强度上均大于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在远郊区分布密度趋于增强,且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3）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机制包括：历史积淀、区位条件变迁、金融危机和政策调控、规划引导。     

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分析

基于苏州地区1984-2005年的6个时相卫星遥感数据,从城镇实体地域扩展的视角,运用关联分维数、全局和局域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构建了空间关联测度模型,分析了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周期性、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维特征、城镇扩展的"热点区"空间分布及演化,城市化空间梯度的形态演化。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地区的城镇扩展经历了稳步增长、缓速下降、急速增长和快速下降四个阶段,显示出"大起大落"的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城镇扩展强度的高值簇区(热点区)呈现出较明显空间演化和跃迁的特征,经历了苏州市区、苏州—吴江轴线、苏州—昆山轴线(沿沪宁线)、太仓—常熟—张家港轴线(沿长江)的不断轮换,并成为不同阶段驱动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期间,城镇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形态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化,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并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带状关联特征,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然而,在苏州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发展的主导驱动机制有所不同。     

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

运用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法刻画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的空间演化及产业关联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海洋生物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的空间演变总体呈现单核集中到连片发展再到多中心集聚的格局,扩展趋势体现为老区向新区的辐射与扩张。②海洋生物产业与传统海洋渔业的空间分布范围均不断扩大,空间分布中心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两类产业均向黄岛区集聚;海洋生物产业与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范围基本一致,发展特征具有区域异质性。③成本因素、交通区位因素对海洋生物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大;生产销售型企业的影响因素更为多样,对相关产业的布局以及交通区位条件的要求更高。     

基于ESDA的中国年画网络店铺区位演化

通过收集淘宝网络店铺中的中国年画店铺基本信息,基于地级市空间统计单元,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中的全局自相关、局部自相关和热区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年画网络店铺区位的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与挖掘。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年画网络店铺的区位演化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明显;2）店铺区位局部差异明显,京、津、冀、鲁等省市构成了店铺区位选择的区域中心,并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3）店铺区位选择的热区从呈斑块状、阶梯状地域分布,逐渐演化为京、津、冀、鲁等稳定连片热区;4）总结了影响年画网络店铺区位选择的3个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