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土地沙漠化现象及其危害

在沙漠化问题的研究中, 目前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沙漠化是指在干旱, 半干旱(包括部分半湿润)地区脆弱的生态条件下, 由于人为的经济活动破环了生态平衡, 使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环境的退化。其内容包括①时间上, 发生在人类历史时期; ②空间上, 具有疏松沙质沉积物的地表和干旱以及大风存在; ③成因上, 以人为过度的经济活动为主; ④景观上, 风力为主要动力塑造了地表的形态特征; ⑤发展趋势上, 沙漠化在强度和及其空间上自行扩大和蔓延; ⑥沙漠化的结果是土地生物生产量急剧降低, 土地滋生潜力衰退和可利用土地资源丧失。山西省许多地区存在着疏松的沙质沉积物或沙质黄土;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少, 冬春干旱严重, 风大, 气候干燥。用狭义沙漠化指征衡量, 山西的北部地区确实出现了沙漠化的景观。     

我国沙漠化研究的若干问题--3.沙漠化研究和防治的重点区域

沙漠化(Sandy Desertification)是我国荒漠化(Desertification)的主要类型之一,是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地关系不相协调所造成的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由于原生沙漠戈壁与沙漠化形成发展的时空范畴不同、成因的主导因素不同和演变的可逆性不同,要求我们在开展沙漠化基本问题的探索、确认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沙漠化研究和防治的重点区域,为国家沙漠化防治战略决策的制订和技术措施的执行提供科学依据,使沙漠化防治工程在国家有限经费的投入下,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达到多快好省的效果。作者通过对近50年来野外考察和遥感动态监测成果的总结,指出,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错地区,半干旱地带草原区和干旱地带绿洲边缘及内陆河下游地区,反映的是人类活动和脆弱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土地退化区,在过去的50年里,沙漠化土地蔓延的主要部分也是在这些区域内。所以,它们是中国北方沙漠化研究的重点区域。根据不同时期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和演化的特点,依据其自然地带原则和发展强度原则,将我国沙漠化土地划分为4大区29个亚区,应是防治的重点区域。     

沙漠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评《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

由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完成的《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一书,已于2003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沙漠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我国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由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开创和倡导的,并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一门独具特色的学问。所谓沙漠历史地理,是关于沙漠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如滥垦、滥牧、滥樵、滥用水资源等)导致的生态平衡破坏、沙漠化扩大等环境问题的演变过程和内在机制。数十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从无到有,     

浅谈内蒙古地区土地沙漠化的驱动原因

土地退化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之一,而土地沙漠化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沙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脆弱生态条件下,由于人为过度的经     

塔里木盆地南缘土地沙漠化问题的初步探讨

前言土地沙漠化,主要是指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原先并非属于沙漠的地面,它们或者由于自然环境本身条件的改变,或者受到人类过度生产活动的影响,以致有的是遭受邻近沙漠的侵袭,有的是就地起沙,沙丘增长,造成类沙漠化土地,引起自然景观的变化。     

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沙漠化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塔克拉玛干沙漠处于内陆盆地,在极端干旱多风的气候条件下,丰富的冲积、冲积-湖积沙物质在风力作用形成面积广大、形态复杂的流动性沙漠,它是在中更新世至全新世时期逐渐形成。然而,以自然因素为主形成的沙漠,同样亦存在着沙漠化问题。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沙漠化土地约有28266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9.2%,其中历史时期形成占65.1%,现代形成的占34.9%。该区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多发生在南部和东部沙漠中河流下游的绿洲地段,由于河流改道(自然的或人为的),潜水面下降,造成古耕地和居民点废弃,形成沙漠化土地,在北部,塔里木河两岸和天山南麓一些洪积、冲积扇前缘,则由于河道迂移或人为的垦区长期不合理灌溉,地下水位上升,土壤严重次生盐渍化,不能耕种而废弃。沙质干河床或废弃的垦区受到风力作用成为沙漠化土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近百年来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对自然资源利用不当,破坏了脆弱的生态系统或对水资源利用不当而引起现代沙漠化过程的加剧。当然,也有局部地区是沙丘前移入侵的结果。根据沙漠化土地的形成可以划分三种类型:1.沙丘前移入侵型;2.沙丘活化型;3.戈壁风沙流型。     

干旱区开发中潜在沙漠化的评估

由痕量元素引起的各制约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能造成其它制约因素的普遍相关。沙漠化过程也具有类似的机制并已困扰人类几千年,但“沙漠化”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目前由于人为因素(有时相伴极端自然事件)造成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生物量的持续减少或破坏,如果不加控制,必将导致生态退化,并最终趋于沙漠环境(Morgan,1986)。由于人们对干旱区的脆弱性认识不足,往往将其归咎于自然因素的短暂影响,而在干旱区滥垦和过度放牧,使一度肥沃的土地毁于沙漠化,这种社会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不同成因的沙漠化过程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沙漠化一般表现为植被覆盖度降低、植物     

中国的沙漠正在扩大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沙漠面积达到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其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属于真正的气候性沙漠,由不到一百毫米的年降雨量所造成。据美国卢博克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比尔·达尔说,大约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是人为的;另外的二十六万平方公里是干旱草原,这一地区由于人的活动正在发生沙漠化或受到沙漠化的严重威胁。达尔曾到这些地区去考察过人们对干旱地区的滥用。他说,中国科学家现在把人口压力"作为这一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沙漠化形成问题的分析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沙漠化形成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认为人为因素是我国沙漠化形成的主导因素，其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和植物资源的利用问题下，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生态效益的低下，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土地的生产力退化并发生沙漠化。因此，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控制人为过度经济活动是保护地表植被，防治沙漠化的基本途径。     

我国沙漠化研究的若干问题--4.沙漠化的防治战略与途径

沙漠化是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地关系不相协调所造成的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目前我国沙漠化防治仍然面临着“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严峻态势。为了使沙漠化防治更加有效,需要我们以自然与人为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为主线,对沙漠化的成因、发展或逆转过程、沙漠化土地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等关键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进而明确沙漠化防治的战略和途径。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沙漠化防治的战略、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途径。     

石羊河下游沙漠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及其位移

石羊河流域下游自汉代以来逐渐沙漠化,生态环境退化。其自然因素主要有：地形特征构筑了封闭的内陆河流域;水蚀是内陆河流域沙漠化的开始,上游集流区为中、下游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水资源的减少使得中、下游大面积湖积沙沙漠化。人为因素主要有：农业开发是引起水资源减少的关键,巩固边塞是引起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和耕地面积扩大的主要原因;战争对石羊河流域生态退化的影响不可忽视。石羊河下游民勤县在自汉代以来沙漠化和生态环境退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为因素不断增强。20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1958年红崖山水库建成以来,沙漠化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     

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

作者应用水患频率 5年滑动平均数法 ,分析了唐、五代至北宋 5 10年的黄河下游水患发展过程。认为 :唐初水患较轻 ,但以后逐步加剧 ,至晚唐已相当严重 ;五代、北宋则几乎年年决溢 ,且灾情远较前代为重。作者又分析比较了两汉、唐至北宋黄河中游及河口镇至龙门间农业人口的变迁 ,发现农业人口的增减与下游水患的增减并不同步。而党项等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北部的传统放牧活动 ,才是土壤荒漠化和下游水患加剧的根本原因     

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及地理背景研究

选取伊犁河谷为研究区,探讨了夏朝以来的1 029处遗址时空分布和地理背景。结果表明：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依次为“河岸阶地→河流谷地、谷地的丘陵和高阶地→低起伏低山和低丘陵→冲（洪）积平原、河谷平原”。遗址分布范围分别经历了“分散”、“扩大”、“收敛”、“集中”的演变,其空间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东高西低”演变为后3个时期的“西高东低”,其分布中心经历了从河流“中上游→下游”的演变。遗址集中分布于第2～8级（601～1 300 m）高程和第1～5级坡度（0～9°）,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表现出从高海拔、高坡度向低海拔、低坡度转移的趋势。古遗址数量、规模均以宋元明时期最高,而古墓葬则以春秋-秦时期居首。古墓葬遗址主导文化经历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乌孙文化”的演变过程。     

Reconstructing provincial cropland area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D1271-1294)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 at the regional scal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studies and of improving global historical land use datasets. By analyzing data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including military-oriented cropland (hereafter M-cropland) area,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engaged in M-cropland (hereafter M-household) reclamation, cropland area, and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we propose a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cropland area and cropland area reclaimed by each household. A provincial cropland area estimation method for the Yuan Dynasty is described and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provincial cropland area for AD1290.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Both the M-cropland and cropland areas of each household were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hich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natural conditions and planting practices. Based on this observation, the government-allocated M-cropland reclamation area to each household was based on the cropland area reclaimed by each household. (2) The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cropland and cropland areas per household showed conversion coefficients of 1.23 and 0.65 for the south and north, respectively. (3) The cropland area in the entire study area in AD1290 was 535.4×10⁶ mu (Chinese area unit, 1 mu=666.7 m²), 57.8% in the north and 42.2% in the south. The fractional cropland areas for the entire study area, north, and south were 6.8%, 6.6%, and 7.1%, respectively and the per capita cropland areas for the whole study area, north, and south were 6.7, 15.6, and 4.1 mu, respectively. (4) Cropland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cluding the Fuli area), Huaihe River Basin (including Henan Province), and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cluding Jiangzhe, Jiangxi, and Huguang provinces).     

黑河流域历史时期水资源利用空间格局重建

黑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在中国西北干旱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其进行复原并总结经验教训,对现代水资源开发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利用历史文献、古今地图、遥感影像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对黑河流域历史时期水资源利用的空间格局进行重建,并分析其演变过程。结果表明: 该区域大规模的农业水资源利用开始于汉代,其范围覆盖流域中下游沿河平原和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总体上承袭了汉代的格局,但局部地区萎缩明显。隋唐时期,中游地区灌区规模较大,但随着唐中叶吐蕃的入侵而遭破坏。宋元时期,水资源开发利用仅在主要绿洲的核心区有所分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中游地区渠系增加,密度增大,灌区出现沿河向上的溯源扩展和由近岸向两侧的外延扩展,一些地势较高的山前绿洲也被开垦,水资源利用强度持续增加、规模扩大,最终奠定了现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但是,此时的下游却处于游牧状态,无大规模开发活动。可以发现,明代以前水资源开发利用波动频繁,兴废不定;而明代以来,中游灌区规模稳定扩大和下游萧条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水资源利用引起尾闾湖萎缩、土地盐渍化、沙漠化等生态问题逐渐显现。     

中国热带西部历史时期气候波动

夏代至清代约4000 a的历史时期,中国热带西部的气候波动比热带东部微弱。东部的5个冷期之中,周、战国至西汉、晋、唐末至南宋冷期,在西部仅有个别冷波动的实例,反而可以举出较多的暖波动现象。明清小冰期东、西部基本同步。东部的3个暖期(汉、唐、元明)在西部也有相应的表现。中国热带历史时期的冷波动与太阳活动的平静期有一定的相关。热带东、西部气候波动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东部受东亚季风的影响,而西部则受南亚季风的影响。     

粤北区域经济地理的历史变迁

首先简述粤北区域的政区建置沿革,指出从历史经济地理角度,粤北的发展大致分为秦汉以降至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三大阶段.秦汉以降至唐,粤北开发较早,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岭南领先地位.至唐宋,粤北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为仅次于广州的要州大郡.但两宋后,珠江三角洲崛起,粤北则逐渐衰落,成为岭南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之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粤北应该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变交通通道优势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促进粤北区域整体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     

新疆文化遗址时空演变与人地关系

运用Arc GIS空间分析、耦合分析方法研究新疆432处文化遗址的时空演变及人地关系。结果表明:(1)新疆文化遗址以集聚模式分布于4个遗址集聚带、12个组群,呈现出"空间组群、线(带)状分布"的空间格局,其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受控于自然环境;(2)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策略的改变使得新疆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发生转移,文化遗址分布重心轨迹呈"北→南→北"演变的规律,其时间上的演变较多地受人文因素的控制;(3)从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新疆文化遗址的变化经历了萌芽、发展、上升、繁荣、下降、巅峰6个阶段,遗址的盛衰演化与历史时期自然气候环境的变化、人文要素的兴衰等有良好的耦合关系。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及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各个要素组合优良时期,政权强盛,屯垦发展,丝路繁荣,气候适宜,文化遗址增长迅猛(如西汉、隋唐)。     

关于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问题

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其结论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在北魏时期已存在,而且其范围与现代基本相同,因此否定了这些沙漠是以后农垦所造成的"人造沙漠"观点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 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 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