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低效率的博弈分析

该文主要针对工业污染 ,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厂商、居民和政府在保护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决策过程 ,各类博弈最后得到的解具有一个共性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纳什均衡 ,即形成非合作博弈。结论指出 ,必须结合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改变各博弈方的收益 ,使博弈达到新的纳什均衡 ,提高环境保护效率。     

城市群区域一体化与旅游共享合作机制——长三角的经验借鉴

以长三角"无障碍旅游圈"的实践为例,通过对地方政府合作过程的梳理,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剖析了各城市政府之间共享合作的动力机制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合作达成需要尊重市场意愿,增强政府及公众层面的区域认同,通过不同地方政府间的多重博弈达到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纳什均衡"。这一结论既能丰富地方政府合作研究的案例样本,总结长三角地区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提供参考和启示。     

生态恢复中生态系统反服务与居民生存的博弈——以甘肃“猪进人退”现象为例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生态质量改善后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并对居民生产和生活产生冲击的现象,此即生态系统反服务（EDS）。以西秦岭西汉水上游林区边缘的部分村庄为研究区,以“猪进人退”为案例,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博弈论模型分析,试图揭示生态恢复建设过程中生态系统反服务给当地居民生存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各利益方的博弈均衡结果。研究表明：案例区生态质量趋好背景下66%的村庄遭野猪侵害,其引致的EDS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包括农田被毁、部分村民搬迁、耕地撂荒增加、村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疾病传染威胁等;人类（包括村民和政府）在解决此问题时的纳什均衡为（防治,侵害）,在生态效益目标不改变的情况下,野猪侵害行为不可避免,村民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对生态保护积极态度的程度。政府如果提高生态补偿,则可以达到村民和政府均积极保护生态、村民也积极防治野猪的理想模式。     

基于地缘影响力模型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以钓鱼岛问题背景下的中美博弈为例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事关国家安全,影响世界格局。通过对地理要素的综合考量构建了地缘影响力模型,并基于博弈论建立了钓鱼岛问题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树,对中美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钓鱼岛问题4种博弈走势提出了战略应对参考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在中国大陆主导时,各国保持合作将共赢,一旦动武,若美俄地缘战略决策指数不高,形势对中国大陆不利。②当美国地缘战略决策指数较小,俄罗斯较大时,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战略良机。③中国台湾是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要灵活把握与处理。④ 在4种战略博弈形势下,均存在中美战略博弈的纳什均衡,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有一定概率铤而走险,要保持警惕并做好战略应对。⑤ 博弈分析结果较为客观的反映了钓鱼岛问题的多种战略走向,并与当前相关大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战略基本吻合,印证了地缘影响力模型对地理要素量化的可行性以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分析方法的合理性。     

城市住区开发区位选择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及规划引导

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研究城市住区开发区位选择过程中的多方博弈及其空间结果,提出促成住区开发区位选择规划管理增和博弈和合作博弈的措施.结果认为,政府、开发商、消费者和非营利组织在住区开发区位选择决策中的空间博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住区区位的演化;住区开发区位选择规划管理博弈应以促进增和博弈和合作博弈的形成为目标,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各主体参与博弈的动力,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规划管理部门的主导角色,运用规划引导、投资引导和信息引导等手段促进目标的实现.     

环境污染与政府规制: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与理论分析

以环境污染与政府规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演绎法对现有文献进行比较归纳,得出以下结论:(1)在衡量指标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均采用CPI指标、BI指标、ICRG指标等指标,比较单一,且主观性比较强,易受各国的认知程度及被调查者主观判断的影响。(2)大多数学者多数仅仅以SO2、CO2以及工业三废等单一污染排放物排放量为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缺乏环境污染指标体系的构建。(3)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专家学者均采用单方程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仅有少数学者考虑到利用联立方程考察收入、腐败与环境污染的复杂联系,但没有深入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下腐败与环境关系的动态变化、腐败对不同地区环境污染的定量评估等问题。为此,本文认为基于异质性理论构建符合世界各国腐败对环境污染影响指标评价体系,如何构建合理的整体性的环境污染指标体系等问题成为全球研究的重点。针对我国特殊国情,特别是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造成的,形成了排污企业与政府环境保护执行部门之间的恶性次优博弈均衡。如何打破这个恶性的次优博弈均衡成为未来有关环境污染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Smith＇s rent gap theory and evolution of gentrification

从居民效用与开发商收益视角下,以Smith租差理论为基础,构建多智能体模型,并结合纳什均衡解决居民修缮决策博弈,模拟中产阶层化进程。研究表明：在效用最大时,增加居民收入将降低中产阶层化发生频率。而在利润最大时,开发商资本的投入与中产阶层化发生频率正相关。资本投入越大,中产阶层化发生频率越高。但资本并非万能,当它的投入超出限值时,中产阶层化进程渐趋稳定。提高开发商投资门槛,将强化房地产业的垄断,开发商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一方面,他们可能故意提高局部地区的资本化地租,这导致了中产阶层化更快、更多地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在任意区位开发都能获取高额利润,这间接造成中产阶层化程度下降。     

Smith租差理论与中产阶层化动态演绎

从居民效用与开发商收益视角下,以Smith租差理论为基础,构建多智能体模型,并结合纳什均衡解决居民修缮决策博弈,模拟中产阶层化进程。研究表明:在效用最大时,增加居民收入将降低中产阶层化发生频率。而在利润最大时,开发商资本的投入与中产阶层化发生频率正相关。资本投入越大,中产阶层化发生频率越高。但资本并非万能,当它的投入超出限值时,中产阶层化进程渐趋稳定。提高开发商投资门槛,将强化房地产业的垄断,开发商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一方面,他们可能故意提高局部地区的资本化地租,这导致了中产阶层化更快、更多地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在任意区位开发都能获取高额利润,这间接造成中产阶层化程度下降。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大理洱海旅游环境治理事件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

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从阳宗海及龙江污染事件看政府生态义务的履行

阳宗海及龙江污染事件折射出我国环境保护政府失灵的严峻现实.环境保护政府失灵的背后是政府生态义务不能忠实履行.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环境民主的立法缺陷是造成政府生态义务不履行的重要原因.绿色GDP制度是政府履行生态义务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完善的环境民主制度可以为政府履行生态义务提供重要的保障,《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可以为政府履行生态义务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撑.     

退田还湖政策的博弈分析

运用博弈论(Game theory)方法,探索退田还湖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之间尤其是移民安置中的的博弈关系。研究表明:退田还湖的实施以及移民安置工作必须兼顾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农民的利益,必须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寻找博弈各方的行动动机,并以此为依据制订政策。单凭地方政府的力量不能完成退田还湖工程,中央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并且要起主导作用;但单独依靠中央投入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央或上级政府应当综合考虑自身的生态防洪效益与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重点放在改变地方经济状况上,通过各种长期稳定的优惠政策提高基层政府主动接纳移民的积极性,这样才能顺利完成该工程。     

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实现城市土地低碳利用,运用演化博弈复制动态分析方法,建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博弈模型,考察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中三者的互动机制。在假定三方不同策略组合下各自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分析演化博弈稳定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合理设置对企业、消费者的补贴或罚金,能有效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同时,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城中村改造利益均衡模型构建与检验

城中村改造,实质上发生产权结构转换和利益重新分配。为进一步研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利益重构与均衡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构建城中村改造前后的利益均衡模型,并应用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中村改造并不是各方利益同时增加的过程,而是发生此消彼长的局面。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总产出曲线或者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城中村改造中新均衡机制的形成。     

怒江大坝建设中的各方博弈分析

在怒江上修建大坝是否可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使得怒江大坝工程的上马被迫搁浅。应用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分析在怒江大坝建设的论证过程中,中央政府、环保人士和当地人民的利益关系,并且可以证明在没有环境保护法律的保障下,环保评价的弊端。通过对各方博弈的分析,说明了政府在进行怒江大坝建设的决策过程中,必须高瞻远瞩,以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同时要兼顾当地人民的利益,并要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一套科学的工程建设环境评价法律。     

上海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形态演变的信息熵与分维分析

借助系统论中的信息论思想,分析了近50年来上海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和均衡度;利用分形理论中的边界维数和半径维数对上海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形态进行了定量判断,揭示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形态演变特征并分析了这些特征形成的主要自然、交通、政策和经济因素.研究表明,近50年来上海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和均衡度均出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城市用地结构正向均衡状态发展.城市土地利用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为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同时受到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     

《马德里议定书》的背景、发展与启示

《马德里议定书》的出台背景、谈判过程与晚近发展反映了环境保护目标在南极国际治理中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变化。从《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到《马德里议定书》,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治理中的核心理念从资源利用转移至环境保护。历经六年具有“非正式外交”和“个人外交”特色的谈判,《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于1988年通过,但其因受到联合国质疑、环保组织及南极条约非协商国的多方反对等因素而无法生效。1991年,禁止南极矿产资源活动并建立了南极环境保护制度的《马德里议定书》通过,标志着南极条约体系中环境保护目标的确立。2005年《马德里议定书》附件六通过,其为南极环境保护制度设立了责任义务,大大提升了各国进行南极科学考察活动的门槛,但至今仍未生效。当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南极国际治理的关键目标之一,也是其核心议题与博弈工具。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与科考大国,我国应尽快出台南极环境保护专门立法以落实条约义务,并立足科学考察优势,利用协商国地位和权利积极争取南极事务话语权,以增强我国在南极的实质性存在,维护我国南极权益并推动南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德国多管齐下倡导节约用水

德国境内整体而言，水资源丰富，雨水也较充沛。保护水资源免受污染是德国政府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忘通过各种手段鼓励节约利用水资源。     

亚运会城市更新对社区居民影响的跟踪研究——基于广州市三个社区的实证调查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对广州的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触发了广州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涉及颇多社区与居民。现有研究仅关注亚运会前期的影响,缺乏对其后续影响的跟踪研究。本文对亚运会期间更新改造的三个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对比更新前后社区居民在物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受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更新缺乏对社区居民的全面考虑,更新改造导致部分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社会网络破坏,邻里关系拆散,社区满意度下降。这场快速、效果显著的城市更新,在物质层面上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质量,但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却对社区居民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作为与政府和开发商不均衡博弈中的弱势方,社区居民成为亚运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社会成本承担者。城市更新应更多关注社会利益与公众参与,提倡多元化的城市更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