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

当前主流地理学史研究可归结为两种互补性范式。一种是科学地理学史：① 从近现代地理学形象出发,遵循“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选择性地建构切合当前地理学的历史;② 主张一元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导致了不同传统的对立;③ 其性质是建构性的、抽象性的,造成了自然与人文的分裂;④ 强纲领的叙事模式不仅造成了“古代思想的现代解读”,且挣扎于科学分化的大潮中。另一种是在批判科学地理学史基础上兴起的知识地理学史：① 从地理实践本身出发,遵循“自下而上”的叙事模式,从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底层诠释历史;② 主张多元论传统的科学史观,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地理学传统之间的对立,为多样的地理学传统纳入叙事框架奠定了基础;③ 其历史的性质是实践论的或语境论的,旨在阐发不同地理学知识形态的意义;④ 表现为对称性原则的叙事纲领,大大扩展了地理学史研究的视野,为理解作为地理学与自然并社会统一的实践统一体提供了可能。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当前表现为一种批评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制造更多的二元论对立,相反,整体的方向应当是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     

地图投影与地缘政治理论构建——以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为例

地缘政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深刻烙印了地图的影响。在地缘政治发展史中,不同地图投影既服务于各思想家的理论提出,也深入到各思想家在不同时期对自身理论的动态修正。地图投影到底是如何参与到地缘政治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本文在既有地缘政治地图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性和文本性两大地图基本属性出发,通过阐释并沟通地图的空间分析与话语分析功能,探讨地图投影与地缘政治理论构建间的关系。一方面,地图投影变形抽象后的心象地图框架为构建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空间依托;另一方面,地图投影通过地图变形在复杂情境中聚集了丰富的文本性含义。在地图投影各层次文本性的互文（互补性叙事）下,新的地图话语得以产生并渗透进心象地图,具象式推动了地缘政治理论核心概念的生成和逻辑关系的构建。综合考虑麦金德的地图观影响,本文对麦金德“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思想变迁各阶段（1904年、1919年、1943年）地图投影透视的分析验证了该关系框架的解释力。这启示该分析框架在其他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的潜在适用性,更期待在百年变局和复兴全局等交织下的复杂情境中,基于地图投影创新互文下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构建。     

21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格局与演化——高技术产品贸易视角

当前,技术主权化和科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显现,全球迈入科技地缘政治时代,科技权力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基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高技术产品贸易权力静态比较模型,动态刻画了新世纪以来中美科技权力空间领域及均势区变动过程：① 全球科技权力版图加速重构,科技权力重心系统性东移,由美国“一极独大”格局向“中美双核”驱动态势演化,双方在科技权力博弈上此消彼长,形成东西并立的格局;② 中国科技权力空间迅速由周边地区向“一带一路”沿线扩展,美国科技权力空间出现明显收缩,但仍居领导地位;③ 中美科技权力均势区向发达国家、创新资源禀赋型国家转移,欧洲成为双方科技权力的重要均势区,电子技术和光电技术产品则是双方博弈的焦点领域。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及其应用——以中俄北极合作为例

首先,提出国家需求概念,在总结国家需求结构及其演变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双边关系中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的三个模型：相对稳定型、合作优化型、关系紧张型。认为国家需求和人的需求一样,存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升的演变趋势。“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是需求层次升级的前提条件,但这种满足具有方向性、主观性、阶段性。其次,运用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分析了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提出了维持中俄北极合作良好态势的对策建议：美国是中俄北极合作发生变数的能动力量,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政治互信是中俄北极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加强双方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合作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提高合作项目的透明度,向国际社会分享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原住民影响的相关数据;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共同利益,维持与美国盟友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非北极国家,中国应该坚持对北极事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最后,本研究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能够解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学派的核心观点;双边国家需求结构演变模型关注国际关系发生突变的规律性;国家需求结构演变理论能够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生态学研究热点透视——基于“中国生态大讲堂”100期主题演讲的总结

“中国生态大讲堂”(China Ecological Forum, CEF)是一个中国生态学领域的综合学术论坛;它以“传播新知识,交流新思想,展示新成果”为宗旨,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春冬季专题研讨会、高级研讨班以及焦点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自2005年创办以来,“中国生态大讲堂”已经组织了100期主题演讲和12次大型学术研讨会、6次专题研讨会、2次高级研讨班,成为广大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迄今,已有300人次的知名科学家、中青年学者在大讲堂作了学术讲演,其中150人次是来自国外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从近年来演讲的主题来看,“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适应性”、“生态系统评估和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自2009年以来,根据“中国生态大讲堂”研讨会整理出版的《中国生态大讲堂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5本,涵盖了当前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关键科学问题,反映了当代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前沿。本文通过对“中国生态大讲堂”讲座和研讨会主题的梳理,探讨了近年来生态学研究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希望能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者提供参考。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艰难时世中的地理创造——张相文的地学生涯与学术贡献

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先驱。在时局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他将家国情怀与学术追求相结合,在不断转换的身份之中谋求地学报国。其地理学家的主要身份与革命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他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的主要创建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第一本地理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明确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创编较为完整的地理学教材,积极投身洪水治理、田野考察为主的地理实践,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论文通过广泛的资料比对重新归纳提炼了张相文的学术思想、主要活动及其现实意义。包容与专业精神、卓越的组织领导力、积极投身实践与治理、长期的坚守是他能够获得开创性成就的主要原因,也非常值得现今地理学者及团体发展借鉴。     

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于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本文围绕利益和博弈来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际气候谈判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南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最后,提出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地理学：从知识、科学到决策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发展与研究方法变革,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向地理科学进行华丽转身,研究主题更加强调陆地表层系统的综合研究,研究范式经历着从地理学知识描述、格局与过程耦合,向复杂人地系统的模拟和预测转变。在服务国内重大需求和国际全球战略过程中,地理学正在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管理、地缘政治等领域拥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地理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创新发展综合性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远国际影响的地理科学体系,为中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 ;内部环境的差异性则是历史上民族战争、南北分裂的内在根源之一 ;地理环境的变迁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格局的形成     

在学科发展的演变中理解和把握地缘政治及地缘政治学——兼论对地缘环境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发展演变的系统梳理,将“地缘政治”理解为解析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特有的空间视角和多要素、跨领域和跨尺度的综合分析方法,而地缘政治学则是其特有空间视角和综合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其视角和方法形成的理论学说的集合。这种特有视角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层面空间范围内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优化组合分析,在系统层面的比较和关联分析以及跨领域和跨尺度的相互作用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有时空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但是,整体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发展极不完善的学科,这不是源于其思想不够深邃,而是源于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无法跟上复杂现实的需求。这为开启真正的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中国学者不应该仅仅成为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跟随者和推广者,而应成为原创理论和方法的贡献者。这或许就是国内在复兴地缘政治研究中确立以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主要方向的根本原因。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世界地理研究的现实需求及国内地缘政治学复兴的创新转型。当前地缘环境研究聚焦在普遍属性分析的规范化指导层面,空间异质性的客观存在要求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和解析。论文基于地缘战略实践的空间视角,尝试划分出单一战略型、战略交汇型及永久中立国型3种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构建了以国家危机事件为问题导向的战略交汇型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以乌克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乌克兰都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分异,为外部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② 因果关联作用下,共同的斯拉夫历史渊源导致乌克兰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主观建构作用下,出于对乌克兰特殊的战略位置及优越资源条件的觊觎,俄罗斯和欧美都在积极建构与乌克兰的地缘关系,但这种基于国别利益而主观建构的关系波动较为剧烈。同时,双边互构的地缘关系维系时间明显长于单边建构的。③ 俄罗斯、欧美和乌克兰之间不仅形成了空间和物质上的显性结构,还有隐性的主观理念结构以及历史演变的过程结构。显著分异的地理环境、高度依赖的地缘关系及主体间的地缘结构综合作用下的乌克兰,国家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深化对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的研究对处理周边地缘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地缘政治渊源与地缘战略逻辑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冲突问题。俄乌冲突涉及到两国的地理区位、历史渊源以及地缘博弈等复杂问题,这正是地理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对解析地缘环境变化与地缘冲突的独特视角。本文借鉴“战略三角”理论建立对俄乌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渊源和地缘战略的逻辑,系统梳理了俄乌之间的政治关系、文化渊源,探讨了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互鉴的视角阐述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生成逻辑,以期为大国博弈与小国安全提供新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剖析。     

当前日本对华地缘遏制战略分析

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中,中日两国形成以相互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战略关系。日本出于“零和”模式的战略思维,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采用多种地缘政治手段,制约中国,争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主导权,企图将中国置于战略被动地位,给中国的战略环境造成一定的困难。     

跨境旅游对国家旅游形象认知的影响——以访日中国大陆游客为例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的国家传统疆域与新疆域

领土疆域是现代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地理空间实体,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具有根本现实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历程中,人类社会共同体在有着固定地理边界的领土上建立了现代国家,然而随着人类探索世界的范围因认知能力、科学技术及经济全球化等变化而扩展,国家地理疆域的形态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国家的地理疆域已经从领土、近海和近空传统地理空间,向深海、远洋、太空、极地和信息等现代地理空间延展。总的来看,现代国家疆域的形态特征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二维空间向多维空间的变化,从确定性空间向不确定空间延展,从地理空间迈向向利益空间发展,从主权空间向战略空间扩展。在现代国家的地理疆域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出了以和平、主权、普惠、共治为治理原则来治理国际关系新疆域,这不仅为治理国际关系新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有效推动了中国疆域治理迈向更高台阶。     

基于路轨的铁路地缘系统格局及形成机理——以欧亚大陆为例（英文）

The railway is an indispensable feature of a n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the gauge is an internal and objective technical regulation of the railway. In the large-scale regional space, the track gauge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historical relations and mutual influences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makes the railway, originally as a regional connection, have special social, political, military and other multiple attribut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ilway gauge, takes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s the case region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atter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al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al railway geo-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1 kinds of railway gauge structures exist in Eurasia, which respectively belong to three types of wide-gauge, standard-gauge, and narrow-gauge, but the mainstream gauge only includes 1520 mm, 1435 mm and 1067 mm.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the coverage length and space range of different gauges is apparent, which provides a 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 basis for railway system differentiation and network fragment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eight railway geo-systems. Due to different modes for railway transport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of four transport organizations are formed. What especially important is the emergence of "1435 gauge space" and "1520 gauge space", as well as the railway geo-spa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m,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Besid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railway geo-system of Eurasia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technology dissemination, path dependence, geopolitics,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military latitude, and on this basis, five geo-modes of railway gauge propagation are for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