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优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作为控制合理用地的关键,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现鲜有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路径和程度的研究,影响了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现实推进;同时,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正对传统产业及其用地规模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文以上海为例,研究了互联网发展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分析影响路径给出了概念框架,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三者的关联影响。研究发现:上海互联网的发展,无论是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还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都有利于土地利用的节约,进而影响相应的数量和结构。而从结果比较来看,电子商务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关联度更强,且也确实对商业地产具有相对更高的关联度。而且,根据路径分析,未来可能对金融、教育、办公等也会有一定影响。从而,上海未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可以在这些方面的土地规划中减少其用地增长,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适度缓解上海土地的极度紧缺。     

构建上海土地利用分类统一标准的探讨

土地利用分类是掌握土地资源现状、开展城乡规划、制定土地政策、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基础。目前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中存在多种地类标准,地类标准不衔接、数据指向不一致问题仍然存在。为此,本文基于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的融合发展,兼顾现状和历史,初步构建了土地利用分类统一标准,可为用地管理提供服务,并为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的融合提供技术借鉴。     

NSTEC不同自然带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分析

采用≥10℃积温为指标划分的自然带，从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程度两方面，以垦殖率、土地产出、城市个数、城市建成区用地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和破碎度等为指标，构建了土地利用/覆盖格局分析的指标体系，通过自然单元和社会经济单元的数据匹配，量化土地利用/覆盖在不同自然带上的差异，从而分析中国东部南北样带上的土地利用/覆盖格局，以期为分析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驱动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源－汇”理念的黔中“两湖一库”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两湖一库”是典型的喀斯特高原湖泊,湖库周边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其土地利用变化对所在区域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基于“源－汇”理念和黔中“两湖一库”地区1998－2018年4期遥感解译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析近20年来“两湖一库”地区土地利用动态演变规律,并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1998－2018年建设用地、林地、未利用土地（主要为暂时性未利用土地）面积不断增加,水域面积波动减少,耕地、草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在各时段均为变化最活跃的地类。（2）年均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由1998－2008年的1.33%提高至2008－2013年的2.4%和2013－2018年的2.3%。近10年各地类间的相互转换较10年前更为活跃。（3）主要的土地利用“源－汇”转换关系表现为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草地转为林地和耕地。（4）各地类加速向建设用地转换,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张,“两湖一库”供水压力进一步增大。（5）人口压力、经济发展等因素是“两湖一库”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政策因素对林地和水域面积变化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两湖一库”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及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遥感的郑州市近十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的动态特征及演变趋势,对指导城市建设和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15、2020年3期土地利用遥感数据,按照最近邻法进行监督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重心模型、构建测度模型等方法,对郑州市近10年间土地利用时间、结构和重心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尺度看,不同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强度和特征差异明显;2010-2020年有建设用地持续增加、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趋势;林地和水域面积在2010-2015年间不同程度减少,但2015-2020年间则增加趋势明显.(2)从土地结构转移来看,2010-2015年间,耕地主要转变为建设用地;2015-2020年耕地大部分流入建设用地和林地,少部分转变为水域.(3)从重心模型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用地重心向东偏移,林地重心向西北部偏移,耕地重心向东南部偏移,水域重心向东偏移,表明郑州市2010-2020年间城市有向东发展的趋势,而耕地空间则被进一步向城市边缘压缩.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郑州市土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经济活动和行政决策是主要驱动力.     

贵阳市城镇化进程与土地利用转变关系

贵阳市岩溶地貌十分发育,可利用土地资源缺乏,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利用相互制约.基于贵阳市2001~2014年城镇化指标数据及1996、2001、2004、2009、2016年五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指标权重法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分析了2001~2014年贵阳市城镇化发展趋势和1996~2016年土地利用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运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建立函数响应度模型,探讨了城镇化与土地利用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2001~2014年间,贵阳市城镇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综合城镇化得分增长率为52.46%,其中人口（26.0%）、生态（20.4%）、空间（19.9%）和经济（18.3%）城镇化对综合城镇化贡献较大,社会（15.4%）城镇化相对较小;（2）贵阳市农用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净增长总量23.66%,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净减少总量23.56%,土地利用类型总变化量为87.77%;（3）城镇化进程推动着土地利用的变迁,2001~2014年水田（13.767响应度）、裸地（4.476）、旱地（1.708）、灌木（1.319）土地利用类型对城镇化的综合响应度较高,乔木（0.897）、草地（0.878）、建设用地（0.693）、水域（0.180）相对较低.城镇用地面积的快速扩张是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直接因素.因此,建议在城镇化进程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保证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      

邹平县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方法和GIS技术,通过建立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库,构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模型,分析上一轮规划以来邹平县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从1996到2005年近10年间,邹平县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明显。其中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量最大,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主导原因为城镇工矿及交通水利等建设用地的逐年增加,这与邹平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及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而城镇工矿用地与GDP、非农业人口存在很强的线性相关关系;未利用转出地类主要为农用地,这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因建设占用农用地所引发的农用地规模不断下降的压力。     

一条公路的土地片用成本

地方公路建设土地占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二级以上（含二级）的高等级公路，其用地形式上，总体按国家的相关征地政策办理征用地，在国家或市、县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按低标准对所占地农户实施补偿，相关税费实行优惠或减免。第二类是二级以下的公路用地（主要是县乡道路用地）普遍采用的办法，即在农民自愿的基肚上，无偿提供土地或作适当补偿，未按征地程序和手续报批。对大量农村公路建设占地中，以镇、村无偿提供或村级组织自行调节、适当补贴形式解决土地问题，应该说是农村公路建设受到群众拥护的具体表现。但作为投资额大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建设征占用土地问题就值得重点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对策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历史悠久,是我国传统的人口密集区和土地高度集约化利用区。早在7～6kaB.P.就产生了马家浜文化,明清时期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集约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类型越来越复杂。然而,由于人口增长,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由200年前的0.09hm²人均耕地面积减至2000年仅为0.048hm²,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中多种问题并存:一方面是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是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大量土地闲置。因此,有必要进行综合治理,加以控制和调整。文章建议可采用的土地利用对策有:加大科技投入,转变增长方式;集约利用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用地;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调整农业结构;控制环境污染,改善土地质量;注意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对策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历史悠久,是我国传统的人口密集区和土地高度集约化利用区。早在7～6kaB.P.就产生了马家浜文化,明清时期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集约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类型越来越复杂。然而,由于人口增长,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由200年前的0.09hm²人均耕地面积减至2000年仅为0.048hm²,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中多种问题并存:一方面是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是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大量土地闲置。因此,有必要进行综合治理,加以控制和调整。文章建议可采用的土地利用对策有:加大科技投入,转变增长方式;集约利用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用地;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调整农业结构;控制环境污染,改善土地质量;注意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搬迁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贵州省习水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搬迁农户生计策略,同时影响了其土地利用行为,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本文以贵州省习水县易地搬迁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以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行为为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纯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兼农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耦合度值介于0.4~0.5之间,水平较低,处于拮抗状态;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协调度值均处于0.39~0.49之间,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存在较大优化空间;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式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无明显效果,引导农户向专业农业型农户转变对于促进移民安置区“人地系统”协调发展大有裨益。研究结果可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黔桂岩溶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黔桂岩溶山区1990、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利用典范对应分析方法对1990-2015年25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1）黔桂岩溶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现象;（2）贵州高原区以草地大幅减少和林地增加为主要特征;黔桂峰丛洼地区以水域面积增加和草地减少为主要特征;广西丘陵区的主要特征是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3）贵州高原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经济和人口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广西丘陵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以经济因素和农业结构水平为主要驱动力;农业因素对黔桂峰丛洼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作用明显。未来应提高贵州高原和黔桂峰丛洼地区岩溶山区草地生态功能重要性的认识,在加强森林植被恢复的同时加强草地资源保护;城镇化发展背景下黔桂岩溶山区应减少优质耕地占用,开发低丘缓坡土地,建设山地特色城市。      

Scenarios of land-use change in Sudano-sahelian countries of Africa to better understand driving forces

Dynamic simulation models allow an integrated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and biophysical driving forces, to test their influence on land use. Dynamic models emphasis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and take into account feedback loops and threshold effects. In this paper, the SALU model was used to generate “what-if” scenarios to explore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ve role of driving forces of land-use change in the Sudano-sahelian countries of Africa. The model simulations provided useful insigh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of land-use change.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represents a larger stimuli for land-use change than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Demographic variable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land use than recurring droughts. The demographic driving forces are slow variables while rainfall is a fast variable. Recurring droughts could be viewed as trigger events, and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nsumption as mediating factors, while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defines long-term trends. Technological change defines thresholds in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results from interactions between driving forces. The timing of occurrence of drought with respect to transitions in land use has a major impact on land-use change. Polices aimed at protecting pastoral land and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both contribute to maintain pastoral activities. Simulating a conservative carrying capacity has a major impact on land use predictions. By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various land-use scenarios, the modelling approach adopted in SALU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decision-making.     

50余年来岩溶山地近郊村域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演变——以贵州省清镇市王家寨地区为例

选取贵州省清镇市近郊村域王家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GIS支持下,利用该区域1963年、1982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5期土地利用图形数据叠加分析,提取出研究区50余年来的土地利用/覆盖信息,并结合相应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其驱动力因子,其结果表明:(1)1963—2015年间,土地覆盖类型的总体变化为高被草地和平坝旱耕地明显减少,低被草地、农村居民点、工矿用地、公路用地面积大幅增加,其中,平坝旱耕地有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趋势;（2）景观格局演变的总体趋势是:自1963年起,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持续增加,到2015年呈下降趋势,而最大斑块指数逐年减小,形状趋于不规则,同时,近50年景观的多样性指数持续增加;（3）区内土地利用/覆盖和景观格局呈阶段性变化,从1963年到2005年,坡地土地利用活动较强,2005年后,平地土地利用强度增加、农业逐渐转型、聚落持续扩展;（4）区内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的变化主要受经济、人口和政策因素的影响。      

基于“两规合一”的基本农田规划研究——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

＂两规合一＂要求在严格落实国家对基本农田保护和管控的前提下,在区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充分发挥基本农田的生产生态功能,优先保护具有较高粮食生产能力的耕地,并强化区域生态结构控制,因地制宜地分解落实规划指标;在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层面,应当充分发挥基本农田的阻隔功能,利用基本农田刚性的控制手段,阻挡建设用地无序蔓延,有效保护现状耕地,从而形成最佳的粮食生产区域和最优的生态空间。本文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全面阐述了在＂两规合一＂要求下,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指标和保护图斑的规划方案,实现了区、镇两级基本农田在功能、布局和数量的协调和统一,为大都市基本农田规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借鉴。     

四川丹巴铜镍铂矿床矿化类型及其意义——以杨柳坪铂镍矿床为例

杨柳坪铂镍矿床位于丹巴县城以南格宗乡境内,由杨柳坪、协作坪、正子岩窝三个矿段组成,为一以铂镍为主,铜、钴、金、银等伴生,并可以综合利用的大型铂镍矿床,矿体受岩体、构造及围岩控制斜列于含矿岩体中、下部和含矿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矿石类型有熔离-热液型;热液交代型;贯入型。     

富硒耕地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及其在湖南省新田县新圩镇的应用

【研究目的】天然富硒农产品是人体摄入硒元素最安全有效的途径,依托天然富硒土地资源建立的富硒农业和富硒特色小镇等富硒产业,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新兴产业支柱,其规划和建设需以富硒土地质量等级为基础,但国内缺乏富硒土地资源评价体系。【研究方法】本文以新田县为例,从耕地的开发利用条件和潜力、开发利用价值以及开发制约条件着手,构建耕地地力、经济质量和生态环境“三位一体”的富硒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基于新田县新圩镇富硒土壤详查数据和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开展富硒耕地质量评价研究,对耕地的自然属性、环境属性、经济属性等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其评价结果与农产品质量和富硒程度耦合良好,真实反映了耕地资源开发条件与潜力。【结论】构建的富硒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对富硒耕地资源开发利用有较科学指导价值,为富硒土地资源和富硒产业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创新点：从耕地的开发利用条件和潜力、开发利用价值和制约条件着手,构建耕地地力、经济质量和生态环境“三位一体”的富硒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制定指标权重、调查评价单元、单因子等级和综合等别划定等方法与规则。     

不同发展阶段的煤炭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

以老年型、中年型、幼年型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煤炭型城市为研究对象, 一方面紧扣建设用地单位面积上的投入与产出; 另一方面更多地考虑与煤炭生产状况及其有关的环境效益, 在此基础上构建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层次分析法,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煤炭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评价, 将评价结果从煤炭型城市土地投入、土地产出和土地利用结构对集约利用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得到不同发展阶段煤炭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子的差异, 表明山西省样本煤炭型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度要高于黑龙江省,老年型煤炭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潜力很大。并且提出了煤炭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挖潜方式, 为煤炭型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转型提供了参考。     

土地利用影响下的岩溶地下水水化学变化特征

为了进一步探讨土地利用方式与地下水水质的关系,在湖南湘西峒河流域采集了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的131个样品,在室内进行简分析或全分析,并现场测量了水样的p H、温度和电导率。依据土地利用方式和污染来源将峒河流域的岩溶地下水划分为3种类型: 第一类,不受耕地和居民点影响的岩溶地下水;第二类,受耕地但不受居民点影响的岩溶地下水;第三类,受居民点影响的岩溶地下水。将三类岩溶地下水中K+ 、Na+ 、Cl- 、SO2-4 和NO-3 的浓度从大到小放在一个坐标系中比较,结果显示第三类岩溶地下水的5种离子浓度最大,第二类中等,第一类最低,表明土地利用方式对岩溶地下水水质影响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岩溶地下水离子浓度具有东部和东南、西北较高的特点,表现为一些泉水遭到明显的污染,与这些地方土地利用类型以水田、旱地和农村居民点为主,即与农耕施肥和生活垃圾排放有关。虽然居民点或耕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目前还没有致使地下水水质超过饮用水标准,但是流域内的饮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2005-2015年贵阳市生境退化程度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基于2005和2015年贵阳市土地利用数据,利用InVEST模型,分析了2005-2015年贵阳市生境退化程度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2005-2015年贵阳市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和有林地大幅增加,水田和旱地大幅下降,其他地类变化相对较小;水田和旱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和有林地最为突出;（2）10年间,贵阳市生境退化程度以下降为主,生境退化程度增加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下降区主要分布在北部、东部和西部;（3）生境退化程度热点变化以低值减少和高值减少为主;生境退化程度热点空间变化主要分布于南部。退耕还林政策及快速城镇化引起的水田和旱地转化为有林地、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是导致该区生境退化程度变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