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

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各县市城市人口数据,结合ArcGIS和SPSS等分析工具,采用城市首位指数、分形等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金字塔”趋于合理;2）城市间人口规模的相对差距在扩大,绝对差距在缩小,城市等级规模趋于合理;3）城市首位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市分布;4）城市规模分维数较小且下降明显,大城市发展快于中小城市,城市发展总体处于集聚效益加速凸显阶段;5）城市规模空间体系演变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圈层集聚性以及轴线指向性等特征。最后指出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存在特大城市数量过少、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人口发育南北差距过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中国城市标度律及标度因子时空特征

城市标度律刻画了城市系统中城市要素与人口数量之间的规模缩放关系,但标度律在中国城市系统中的适用性和意义尚不明确。本文采用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探究不同城市要素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并从时空维度探究标度因子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发展符合标度律,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显著,而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还有待增强。部分基础设施、生活设施要素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或线性关系,与预期的次线性相悖,基础教育、医疗等要素的标度因子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次线性阈值,反映了公共资源向大城市聚集、不同规模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系统的独特性。标度因子的区域分异反映城市发展协调程度差异,其中东北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差异最为显著。主要城市要素标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表明,中国大城市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在2009年最为显著,而后略有下降;中国大城市土地扩张总体上自2000年以来持续加速,2008年以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管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外延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紧迫性。中国城市标度律研究有助于认知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城市群”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及差异研究

采用1984—2003年中国所有设市城市完整的人口规模数据,揭示该阶段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的总体特征、等级差异特征及空间差异特征。分析认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具有持续性和波动性的总体特征;在等级差异方面则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年前以中小城市增长为主,之后则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增长为主;人口增长过程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最突出的是以东北三省为主的北方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新城市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原有城市。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战后日本城市化过程与主要特征

本文基于长期序列统计数据分析,指出战后日本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1）战后日本城市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人口30万以上的大城市在城市规模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3）城市化在地域上高度集中,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半数以上的人口;（4）都市圈之间基本不存在工作机会差别所导致的人口流动。     

近48年来城市化对昆明地区气温的影响

以低纬高原城市昆明及邻近的安宁和太华山站分别代表大城市、小城市和无城市化影响的对比站,利用1960-2007年气象资料,分析不同规模城市发展对气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昆明及邻近地区近48年来平均气温显著升高,具有一致性。②城市化加剧了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效应分别达到0.31 ℃/10a和0.09 ℃/10a,急剧的变化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高速发展期。③城市化加剧了平均最低气温的显著升高,但对平均最高气温影响不明显。由此导致气温日较差的显著减小,大城市和小城市气温日较差的城市效应分别达到-0.49 ℃/10a和-0.27 ℃/10a。④城市化还导致了极端最低气温显著升高,相对湿度显著降低,霜日数显著减少。但对极端最高气温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ROXY模型的中原城市群空间发展态势研究

运用ROXY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2010年中原城市群城市人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发展态势演变特征.结果发现:城市人口与第二产业均呈收敛—加速极化—加速收敛—加速极化的空间演变特征,第三产业呈现逐渐减速极化的空间发展态势.由此判断中原城市群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其先天优势,可以引领其他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但辐射能力非常有限,仍为弱核牵引.     

美国城市郊区化及对策对中国城市节约增长的启示

城市的空间发展中一直同时存在着向心集聚和离心扩散两个过程,郊区化是城市中心区离心扩散力量超过向心集聚力量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能有效缓解大城市因规模扩大而带来的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等现象;但同时也会产生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阶层分化隔离以及内城衰退等负面影响。美国的城市郊区化现象最为典型,在应对郊区化问题,如怎样有序的建设和管理以及处理好建设和保护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由于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化阶段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呈现出不同特点。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由于GDP导向下的城市空间跨越式发展使得一些大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外溢—回波"效应突出等问题。通过对中﹑美城市郊区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借鉴美国在有效发挥郊区化作用和解决郊区化造成的问题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基于城市节约增长的视角,研究如何提高城市空间增长的效率,希望在先进理念、管理技术以及协调政府和市场职能作用方面对城市发展做出有效的把握和引导。     

中国都市区和大城市群的界定——兼论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城市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指数研究进展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对区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9年的60.6%,2030年将达到70%,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全国近7%的土地面积生产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城市群更是集聚了全国大部分城镇人口和GDP。因此,城市和城市群的健康与可持续性将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质量与进程。识别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程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差距,亟需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本研究系统综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思想与指标体系的发展历程,重点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框架考察了开展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方法,提出了构建城市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指数的途径,并从平台构建、大数据基础、跟踪发布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评价建立城市发展“仪表盘”的思路。基于联合国SDG框架的城市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指数可为目标城市对标其他城市、开展不同区域城市的对比、找准发展目标与识别存在问题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     

河西走廊:绿洲支撑着城市化!——与仲伟志先生商榷

针对仲伟志先生在《经济观察报》(2002年10月14日)撰写的《河西走廊:城市化覆盖绿洲?》一文的若干观点,提出了自己近年来研究河西走廊得出的基本看法。作者认为,在河西走廊,有绿洲就有城市,有城市就有城市化;城市化不会覆盖绿洲,城市化会推动绿洲更加走向繁荣;水源绝不是城市化的最大瓶颈,城市化更不会制造沙漠;在保护绿洲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走廊城市化发展进程,这是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绿洲支撑着城市化,合力共筑着河西走廊作为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的开发与发展。     

中美城市郊区化发展比较研究

20世纪美国城市经历了普遍的郊区化过程,深刻地重构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分析美国郊区化的发展历程、原因和影响;在探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征和机制基础上,与美国郊区化进行比较。美国郊区化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产生,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其动力机制主要是收入的提高、交通技术进步、小汽车的广泛使用、公共政策、电信技术的发展等,美国郊区化促进了美国都市区的发展,并造就了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空间不匹配、内城衰败等问题;中国城市郊区化开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中国城市郊区化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转型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在具有郊区化一般规律的同时,与美国郊区化在发生背景、动力机制、影响等方面不同。未来中国城市郊区化将加速发展,应该吸取美国郊区化的经验教训,促进中国城市合理发展。     

城市再生:21世纪中国城市化趋势

城市再生是城市化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开发概念经历了5次变化,即城市重建、城市振兴、城市更新、城市再开发和城市再生。每一概念都包含丰富的时代内涵,并具有连续性。我国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理论上引借了“城市有机更新论”。21世纪我国大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要踏上城市再生之路,城市再生是新世纪内涵式、质量型城市化政策的必然选择。我国城市再生在实践和理论上面临的5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即“逆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郊区化”与“中产阶层化”、城市社区建设与就业、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以及城市再生的法制建设、规划和管理。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动的空间关系及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分类治理启示

人口流动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风险扩散。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和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2020年1月1日至3月5日136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武汉市人口流出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启示。研究表明：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疫情发生与隐性扩散、快速扩散与暴发、扩散遏制和扩散衰减4个阶段。2）研究时间段武汉市人口主要流向湖北省境内以及周边省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地理邻近性和倾向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入特征。受地理距离、时间成本、社会经济联系、境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分布的重点区域，一些重点出入境口岸城市的新冠疫情扩散风险较大。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出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等级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8种调控类型，近90%的城市具有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或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特征。其中，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以及中国重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其防控压力来自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而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其防控的难点在于提高防控对策的精准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疫情形势反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重，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常态。建议针对8种调控类型，从人口流动、交通和资源等引导与管控方面分类提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策略，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20世纪以来东北城市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东北地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特有的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近100年的事情。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经历了清政府的移民实边,俄、日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与掠夺开发,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重点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东北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并后来居上成为我国除几个直辖市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城市相比,东北城市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但也清晰而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化与交通发展、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特征。本文试图把东北地区近百年来城市的发展置于区域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着重探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城市发展的动因,同时阐明它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及全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合理匹配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中国636个建制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指数,据此划分其耦合类型。借助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格局、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变化态势,诠释了这些耦合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6-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65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② 市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性较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密度重心呈现逐渐西移的趋势;③ 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展,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普遍超标,其中42%的城市现状人均用地是标准值的5倍以上;④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失调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且“同增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失调问题较中心地区更为严重;⑤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条件和地区内部差距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新时期城镇人口与土地利用管理应当注重新常态、新趋势的系统诊断和动能转化的综合分析,为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市土地城市化水平与进程的空间评价

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② 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③ 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