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长期化和家庭化流动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变化

基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在流动人口长期化、家庭化流动水平显著提高的背景下,2012年及2016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四年间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水平较为稳定,福厦泉三市定居意愿差异明显。流动人口长期化、家庭化流动程度对定居意愿影响显著,表现为在流入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携带家庭成员一起进行流动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条件、住房情况、本次流动范围也与定居意愿显著相关。不同地区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拓展针对流动人口的经济保障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而永久定居意愿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内在驱动力。论文从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出发,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有着整体水平偏低、空间不均衡的特点;永久定居意愿流形成以上海市、深圳市和北京市为主,内陆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辅的多极格局;随着永久定居意愿的增强,对城市的选择愈发聚焦在少数几个一线城市。② 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级市与流出地级市间的工资与失业率的差距显著影响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女性、年长、受教育程度高、短距离迁移、停驻时间长以及举家迁移等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永久定居意愿;流入城市的住房开始取代就业成为定居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变量。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次关系与决定机制

基于长居、定居以及落户意愿内涵差异及相关指标的甄别分类，以中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流动人口长居、定居和落户意愿在居留过程中的发生次序及城市差异，通过多水平Logit回归，比较了不同意愿决定机制的异同及形成条件。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次序性，总体上定居意愿在长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落户意愿在定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层层递进。但一线城市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的递进关系不确定。(2)除受人力资本影响之外，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的产生主要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定居意愿受到经济收入和家属随迁的显著影响；落户意愿则主要是受身份认同和城市因素的影响，流入地身份认同度越高，落户意愿越高。(3)城市等级和区位有重要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长居意愿和落户意愿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定居意愿呈倒“U”型趋势，省会城市最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最低。东北地区长居和落户意愿显著降低，定居意愿差异较小。在市民化过程中，定居意愿的形成是关键一环，要因城施策，助力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实力、推进家庭化迁移，弱化落户的指标性意义。     

流动人口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基于MGWR模型的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流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购房意愿整体偏低,尤其在流动人口聚集的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口购房意愿最低。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能识别出不同因素对购房意愿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差异,其中户口类型、流动范围、流动次数等显著变量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③ 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中婚姻状况、户口类型、职业类型、房价、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东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较大,收入、流动次数、已购住房、随迁子女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西北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拥有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而跨省流动的负向影响由西北向中部地区梯度递减。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汉市为例

人口回流是新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最新趋势之一,亟待对其特征与机制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武汉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大城市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偏低,省内流动人口低于省际流动人口。② 性别、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内源因素驱动流动人口回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信任、身份认同等外源因素则对回流有抑制作用。③ 省内流动人口回流受个体、地区因素影响较大,省际流动人口回流更易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视不同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差异性。建议通过精准施策,一方面增强省际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一方面促进省内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杭州城市人口密度对人居环境感知的影响

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感知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制定适宜的人口密度控制标准以及寻求城镇化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杭州为案例城市,基于2020年住建部“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和杭州城市建成环境空间数据,利用三阶段逐步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重点分析了人口密度与居民生态宜居感知、健康舒适感知和交通便捷感知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了人口密度对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感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居民生态宜居感知、健康舒适感知和交通便捷感知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联,当人口密度在（1.5~2.0）万人/km²时,居民对这3个维度的感知情况最好;在影响路径方面,人口密度对居民生态宜居感知的影响路径为部分中介,对居民健康舒适感知以及交通便捷感知的影响路径为完全中介。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于紧凑城市理论的理解,还可以为城市体检工作中指标参照值的设置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using urban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北大核心CSCD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2)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3)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体检评估

融合遥感影像、社会开放大数据、统计资料等多源数据,以长沙市为例,围绕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8个方面构建城市体检指标体系,运用归一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城市自然本底和运行体征展开计算评估,结果发现：1）长沙市人居环境整体良好,城市生态宜居和整洁有序度较高,交通便捷和安全韧性建设亟需加强,风貌特色、健康舒适、创新活力、多元包容等仍有改善空间。2）各区县专题发展水平不均,在保留区域功能特色的基础上,应该着重解决发展的短板。3）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万车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最高水平,但在便民服务设施完整覆盖度、住宅建筑更新和开发、群体包容等方面与城市发展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根据多源数据城市体检结果可知,长沙市未来需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精准治理“城市病”,努力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归属感。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 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在空间上形成“此高彼低”互补的分布特征。在人口流入地区和以跨省流动为主的东南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低但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高;而在人口流出地和以省内流动为主的区域,情况恰与此相反。③ 城镇购房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和城市住房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不同要素对两类城镇购房意愿的影响各异。受教育年限、管理技术人员、不完整家庭化流动、家庭生命周期和城市房价仅对流入地城镇购房意愿有显著影响;已在城镇购房和流动次数仅对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有促进作用;户口性质、制造加工业人员、流动范围、本地居留时间和城市规模则在两类意愿中起着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兰州市城市宜居性的参与式评价

宜居性评价,是市民普遍关心的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本文是关于城市宜居性参与式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的论文.一方面,选择模糊数学模型作为评价方法,应用专家意见法,构建了城市宜居性指标与权重系统;另一方面,应用构建的评价系统,以兰州市为例,通过市民参与式问卷调查,对兰州宜居性进行了较系统满意度分析评价.评价结果与兰州宜居性客观水平总体印象基本一致,说明研究方法可行性和有效性,实证研究结果对兰州宜居性提高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②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③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