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尺度与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学合作网络是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当前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集中在“本地/全球”二元尺度讨论上,缺乏多尺度产学合作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IncoPat专利数据,本文从尺度和效应视角探讨了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①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空间格局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星芒状结构,核心城市占据的网络优势地位能够助力其在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并且高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特征进一步巩固了省会城市的优势地位,使得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格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②本省与长三角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尺度。从区域尺度客观看待高校在空间创新进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③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平均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工科院校产学合作的作用和极值点均要大于综合院校和其他院校。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应该加快推进以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为重点的产学合作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薄弱地区产学合作的多尺度耦合网络建设,着力提升薄弱地区的网络地位。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单中心与多中心探究

城市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网络化特征受到区域经济研究关注。但由于发展阶段、空间尺度、研究视角的差异,城市区域多中心格局有待商榷,知识经济时代解读知识流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应成为经济地理学重点破解的命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申请和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基尼系数,从知识生产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技术知识形态多中心和多尺度功能多中心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技术知识创新呈现网络化模式,但在形态和功能上多呈现单中心格局,与已有研究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联系、企业联系、科学知识联系广泛认同城市群呈现多中心格局的观点不同;② 城市群技术知识网络结构具有空间异质性,国家尺度技术知识流强度的空间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强联系由少数核心城市控制;③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同城市群创新基础、经济实力、协同发展水平有关;④ 功能多中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区域尺度功能多中心程度高于国家尺度。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发对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引入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面板回归模型,探讨2001—2018年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与城市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创新绩效高值区集中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及其邻近地域,至2018年,22%的城市的创新绩效高于0.8657,仍有63%的城市创新绩效低于0.4491。②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3种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高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对一般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③ 高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的平衡利于提高城市创新绩效;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内创新合作交互和平衡效应也与此相同。④ 一般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本地与区域内创新合作未因对方的变化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建议：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多个空间尺度创新合作,重视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邻近视角下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

多维邻近性是促进知识流动与构建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但邻近视角下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尚不明晰。本文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926名“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论文的通讯作者进行问卷调查,识别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构建城市创新网络,探究了个体层面多维邻近性影响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及其差异。研究发现：(1)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可分为地缘、学缘和业缘3种类型,分别通过地理、认知和社会邻近性促进不同尺度下的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2)整体而言,地缘关系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不同尺度知识流动产生影响,学缘关系的影响在3个尺度均有体现,业缘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尺度,而对外创新联系较强的城市也往往具有更加多元的关系表现形式。(3)与业缘关系相比,学缘关系对长三角各个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总体影响程度更强,表明个体层面的认知邻近性比社会邻近性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流动。(4)基于学缘的师生关系和基于业缘的项目合作关系对长三角不同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前者主要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隐性知识的...     

长三角区域城市间知识网络特征研究——基于论文合作的视角

从科学合作活动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论文合作入手,研究城市间知识网络结构,借助社会网络和SPSS统计分析方法研究长三角区域16个核心城市间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内容特征,剖析长三角区域城市间论文合作的空间数量与结构特征以及在内容上的学科分布特点。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结构存在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江苏省的跨界论文合作数量和强度明显高于浙江省;论文合作网络不同于经济发展网络的省会城市主导模式,而是呈现更加明显的网络结构,驱动力也由大城市主导变为中小城市驱动,但不可否认论文合作网络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仍然存在;论文合作学科特征存在"马太效应",学科分布不均衡,致使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质量下降。     

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与创新效率研究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创新“二分法”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研究

从创新“二分法”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知识学习（STI）和经验学习（DU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构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从网络结构看,DUI是装备制造业创新结网的主要方式,产业伙伴比知识伙伴更重要。② 从空间尺度看,STI和DUI的区域合作均重于本地合作;国家层面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合作的最佳空间尺度。③ 从环境需求看,优化本地创新资源并不能有效增强网络创新能力。研究指出,培育DUI创新绝对优势、重视区域创新协同合作、推动符合产业创新特点的环境建设与制度安排将有助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     

多尺度视角下技术转移网络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多尺度视角下探讨技术转移网络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技术转移强度空间分布不均衡,技术转移网络等级分布明显。(2)中国技术转移网络全行业网络集中度较高,不同尺度分网络差异显著。(3)不同尺度的技术转移均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但存在尺度差异。城市尺度作用最强,国家尺度次之,省域尺度影响最小。说明地理邻近对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知识的复杂程度影响创新,获取知识的复杂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

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空间联系网络是物流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物流协同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城市物流专利权利转移数据,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的空间网络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网络规模扩张迅速,网络愈加稠密化,形成以深圳、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多核心-边缘”格局,边缘区城市联结密度大幅提升,两极分化态势逐渐减弱。②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构筑了中国城市物流创新空间网络的菱形结构,形成邻近、等级和跳跃式混合聚类的四大凝聚子群,首位联系主要表现为五种空间扩散模式,呈现跳跃式和接触式联系态势。③ 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在经济及信息联系通道中更易集聚,存在显著的内生交互效应;基于本地-邻近视角,功能基础和信息基础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均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创新联系产生负向影响;政府扶持和众创氛围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均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具有正向作用;经济基础、产业驱动、消费驱动和人才支撑在经济、地理和信息权重下分别对本地或邻近城市物流创新联系入强度或出强度产生显著影响。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成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网络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利用Ucinet软件,从区域、主体性质等维度,刻画了2009—2014年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创新网络特征。运用PLS-SEM模型,探究全国及不同区域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影响过程及原因。研究发现：① 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和三大城市群不同,其合作创新网络主要集聚在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网络明显较弱。同时,创新能力欠发达的区域出现了与其数量不匹配的合作创新规模。② 总的来看,全国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国家电网是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京津冀,大型国企集团控制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最活跃,网络外向程度高。在长三角,区域内主体类型混合多样,“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活跃,网络外向程度较高。在珠三角,民营企业是网络的主要主体,区域网络结构松散,合作创新活跃度低,网络外向程度高。③ 从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成因看,在全国尺度,组织关系与知识搜寻是全国网络形成的两大动力。在京津冀,国电集团强有力推动跨区域网络形成。在长三角,国电系及区域大企业影响网络形成,丰富的知识源推动合作创新发生。在珠三角,地理邻近性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影响有限,知识需求推动了跨区域合作。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联系特征及影响探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基于区域创新集群的相关概念辨析,提出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区域创新集群概念,并通过IncoPat网站获取2000—2017年长三角新材料产业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在刻画新材料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二步系统广义矩阵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模型测度融入区域创新集群的深度与广度对地方创新集群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符合“点-轴”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地方创新集群为增长极,在空间上率先形成以增长极为节点的发展轴,成为区域创新集群的核心组团。第二,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具备“全球-地方”创新网络阐述的多种类型知识交互耦合的特征,在同质性知识交互的基础上,异质性知识的交互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第三,当前阶段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中核心组团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易在区域创新集群的建设中获益,并且知识基础的正向调节作用明显。区域创新集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亟待经济地理学者进一步展开。     

行业知识基础视角下城际创新网络模拟与邻近机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从知识创造动态与经济绩效2个维度量化识别行业知识基础,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构建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异质性知识基础行业城际创新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二次指派程序（QAP）探究不同类型知识基础行业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与邻近机制,结果显示：1）行业知识基础可划分为解析型、象征型、解析-综合型、综合-解析-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5种类型。2）解析型网络呈双核、其他网络呈多核结构;解析型、解析-综合型和综合-解析-象征型网络核心城市行政或经济中心指向明显,子群内中心城市联系紧密,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网络核心城市变动大,子群内联系等级不明显;解析型网络结构日益“紧密化”,象征型呈现“松散—紧凑—松散”、解析-综合型呈现“紧凑—松散—紧凑”的演变态势,综合型知识基础主导的网络结构较稳定。3）地理邻近对除解析型以外的4种网络影响显著为正,认知与技术邻近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制度邻近对解析型、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地理与技术邻近交互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地理与认知邻近交互对解析型、象征型和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基于2004~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跨区布址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流由 “Z”字形空间结构演变为“金字塔”形结构。② 高行政级别城市在网络要素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省会城市的中介能力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③ 沪杭宁甬苏合6城市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网络的核心层,核心-边缘层联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系方式;城市网络凝聚子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粘着性,沪宁和杭州凝聚子群分别是群内联系和群际联系的标杆。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城市创新发展效应研究

城市合作推动的行政区经济转向一体化经济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扩容在强化多城市合作、优化要素集散的同时,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何种效应?本文利用1990—2017年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体化区域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影响创新发展的机制。结果表明：加入协调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经多重稳健性检验的验证依然成立;空间扩容的创新发展效应存在多重异质性,呈现为城市规模上的“马太效应”,动态效应上的“U型”演变态势,不同批次上的“倒U型”差异,不同区域上的安徽最大、江苏其次、浙江不显著的差异。驱动机制分析发现,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水平提升、创新联系强化等,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联系的区域差异,是城市创新发展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未来,积极融入城市群是城市创新发展重要路径之一,但重点在于深化城市间创新合作,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一体化发展可能负面效应的关注。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特征与省际边界效应——基于人口流动视角

构建城市网络化与消除行政边界所导致的阻隔效应是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问题。网络视角下,行政边界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空间效应是揭示区域演化机制的科学问题。基于人口流动要素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定量识别城市网络中的省际边界效应问题。研究指出：① 网络密度、平均中心性和平均控制力三项指标一致表明基于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呈现出强联结状态;② 经济规模、政治资源、产业结构、历史基础、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是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省际边界、跨界频数、时间距离是人口流动网络流向的关键引导因素;③ 基于二次指派程序（QAP）的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和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共同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中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且人口流动网络中边界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省际边界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中发挥了融合（沪苏边界上海-苏州段）、过滤（沪浙边界上海-嘉兴段等）、接触（浙皖边界湖州-宣城段等）、阻隔（苏皖边界常州-宣城段等）四种不同的空间效应。论文对于深入理解城市群一体化驱动机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功能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为实证

利用区位熵、耦合协调模型、趋势面分析、引力模型等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并对其空间联系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2004~2014年,各个城市单元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逐渐形成三大连绵较高协调集聚区,长江经济带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趋势;空间联系的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比较稳定,长三角城市群是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基地和优势集聚区;长江下游地区空间联系的网络密度与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远高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并且逐渐形成由以长三角为核心城市圈,牵引长江中上游城市多极化发展的网络结构。     

基于城市体系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研究

首先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及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整体性现状，认为长三角旅游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不足。然后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分析研究，并以此划分出了长三角两个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给出了长三角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空间组织。最后提出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对比分析

“流空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城际客运交通流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城市联系强度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刻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上海市为主核心,苏州、南京、杭州为次核心,通过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交通轴线组成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周边次中心城市与其省会交通联系紧密,但城市间跨省联系较弱,本省城市仅与另外两个省会城市存在突出的向心性联系;成渝城市群高等级联系网络大多指向成都、重庆主城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成渝城市主轴线在强交通联系推动下发育成型,但川渝接壤地区的城际客运联系存在“断层”。②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在网络化演化进程中,具有城市群“等级-网络”的基本演化特征,其中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核心-边缘”的双核或三核结构,长三角城市群已出现多核网络化发展趋势。③高速铁路作为新兴要素流,对公路、普通铁路等传统要素流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增强了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是驱动城市群城际客运联系网络结构演变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