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为集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散点状与组团状"分布特征,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且主要沿公路、铁路等交通干道及城市周边分布;其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表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出"面状"分布特征,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荆门、孝感等鄂中地区和武汉,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鄂西地区和鄂东北地区。相关分析得出,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中国商业健身资源集聚的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理

探索新兴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新表现对于制定和优化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地理本性视角下资源集聚与演化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因素探测方法,对中国商业健身资源集聚的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开展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空间集聚格局呈现出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以京广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骨干的“十”字型廊道的空间形态与演化趋势,区域中心城市在此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京广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则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二是中国城市群地区是商业健身资源空间集聚的主体区域,其中沿海地区城市群起着主导作用,尤其在山东半岛和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空间连片发展的态势。(2)中国商业健身资源冷热点格局呈显著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向西由热点区、次热点区逐步演替为次冷点区、冷点区,其中空间热点区域经历了由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向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扩张演化的过程,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次热点区具有跨越“胡焕庸线”并向西发展的态势,次冷点和冷点区域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局部变化主要表现为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地区由冷点区演变为次冷点区。(3)中国商业健身资源的集聚演化是三大地理本性要素交互耦合作用下的...     

中华老字号企业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全国1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不均衡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等经济地理分析模型,借助ArcGIS软件,对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布密度、区域分异特征、均衡态势、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华老字号的行业类型结构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揭示了其空异间分异格局与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其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异呈现2个高密度区、1个次级高密度区和多个高集聚区,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近现代以来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华北、东部沿海地区,多以沿海开放口岸、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呈寄生状集聚。② 中华老字号企业在空间上并非随机性分布,而是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老字号企业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集聚化,纺锤状”的分异格局,极化现象较为突出。③ 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冷、热点区由长江中下游平原向南北依次呈现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的梯度分异格局。④ 酒类、医药类、餐饮服务类老字号企业分布呈现“地区集聚化,行业集群化”格局,其他类型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区的分布则呈现“地域均衡化,行业多元化”特征。⑤ 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异格局、类型结构特征是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地域传统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消费市场、文化旅游与消费需求等生产与消费多元因素共同作用及影响的结果。基于此,从中华老字号空间管理、统筹发展、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传承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中国渔业地理集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基尼系数、重心模型、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模型,探究了1988-2013年中国渔业地理集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渔业一直存在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空间自相关特征,渔业地理重心的变化范围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的皖、赣、鄂三省以及苏、皖两省的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2)渔业空间关联格局中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在26年间数量减少近半,冷点区和次冷点区数量增多,但未发生变化的类型区居于主体,发生变化的类型区基本表现为梯次逐级减弱的演变特征,各类型区初始呈现出的集中连片分布态势和梯度推移性变化规律渐趋不明显;3)渔业具有正的省际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产业外部性、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城镇化率、技术水平、产业外向度、政府干预度都会影响中国渔业地理集聚,而交通条件的影响作用尚未凸显。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研究

以河南省108个县市单元为依据,运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化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但其差异逐渐减弱.②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的基础上,部分县市发展水平下降.③ 各县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步调不一,导致部分地区不同年份发展水平差距变大.④ 各县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存在高值集聚现象,且呈逐渐弱化趋势.⑤ 热点区和冷点区逐渐减少,次热点区和次冷点区相对增加,农业现代化发展极化趋弱;热点区与次热点区、冷点区与次冷点区呈核心-外围模式分布.     

东北地区县区经济增长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ESDA方法,选取东北地区343个县级地区GDP平均增长量和平均增长率作为变量,分析1992-2012年4个时段经济总体增长、空间关联及格局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经济增长量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变化的趋势,冷点和热点区域圈层分布明显,热点区域由东南部向南部和西部移动。② 各单元平均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高值区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转变,由中南部向西迁移。低值区呈分散布局,由东南向西北迁移。③ 研究区平均经济增长率经历了弱—强—弱的空间集聚过程,冷点和热点区域呈现分散—集中—分散的变化趋势,辽中南和锡林郭勒盟区域内单元增长速度较快。④ 基础相对较差的单元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基础较好的哈大沿线单元仍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     

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研究

运用ArcGIS 9.2软件,结合ESDA方法对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星级酒店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在地域分布上呈以酒店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而且等级愈高的酒店可达性愈差。其中二、三星级酒店的空间可达性较好且较相似,而四、五星级酒店可达性也较相似但较差;基于乡镇街道为统计单元的二、三星级酒店可达性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低,而四、五星级酒店总体集聚程度相当且较高;可达性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区,而冷点区分布在南京市域边缘区域;最后将星级酒店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因素归纳为酒店分布、行政单元大小、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和经济条件等,其中前3个为直接原因,后2个是间接原因。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地统计分析及空间变差函数,以1988、2001及2012年为研究截面,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部地带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于西部地带形成环状集聚格局;(2)冷热点格局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片状热点集聚区,中部地带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区,而西部边缘地带冷点区集聚;(3)空间变差函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并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高值区域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且文章尝试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     

广东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民系特征

为了解传统村落在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与国内其他省份空间分布情况差异以及其与民系特征的关系,以广东省126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和民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与国内其他省份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相似;从地市尺度来看,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总体上呈不均衡分布,区域尺度上主要分布于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全省分布密度为0.59个/千km~2,梅州市最高,达到2.14个/千km~2;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梅州―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区以及清远连州区等4个比较明显的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特性,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分布格局;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客家民系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民族区,达1.31个/千km~2,其次为韶州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尽管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但由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面较广,密度分别只有0.59和0.48个/千km~2。     

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以江苏省射阳县为例

基于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距离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等模型分析江苏省射阳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研究表明：在可达性成本上,镇中心半小时经济圈为5 km,成本从中心沿公路网向外围呈增长态势;村中心半小时经济圈半径为1 km,呈现“满天星”分布格局;耕作成本一般为5 min,西部村庄可达性高于东部。在点格局上,农村居民点分布集聚,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格局特征。在规模空间格局上,农村居民点规模普遍较小,具有“太极”状结构。在可达性空间格局上,镇中心平均可达性呈现“双管”结构,高值区在射阳县西部和中部形成条带状分布;村中心平均可达性空间上类似“树枝”结构,呈现中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连片分布的格局;耕作平均可达性具有南部高值、东部低值连片和中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可达性可划分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和可达性低值区三级,射阳县可达性以中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公路沿线”布局特征。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中国征收土地规模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5—2018》上获取2004—2017年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总征收土地、征收农用地和征收耕地数据,采用统计分析、重心模型、空间分析等方法对中国省域尺度征收土地规模和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2004—2017年,中国征收土地规模先波动增长后迅速下降,西部地区征收土地省平均规模最小,中部地区征收土地省平均规模超越东部地区。另外,中国省域征收土地不均衡,尤以征收耕地空间不均衡问题最为严重,各省份间征收土地规模的差异先减小后增大,中国征收土地依次经历了分散和集中阶段。②中国征收土地重心主要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驻马店、南阳、随州等城市内移动,与总征收土地和征收农用地相比征收耕地重心更靠北一些,中国征收土地重心移动范围处于平均重心东南方向。中国征收土地空间格局东西方向变化程度大于南北方向,征收土地重心先向西移动研究期末又向东折回,但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③中国征收土地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有着较强的空间集聚,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空间趋同效应先减弱后增强。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是中国征收土地的高值集聚中心,是征收土地的热点区;新疆、青海等西北地区省份是中国征收土地的低值集聚中心,是征收土地的冷点区。热点区由东部地区省份向中部地区省份演变,冷点区由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逐渐减少为新疆、青海。此外,高值孤立点与低值孤立点并存,四川是中国征收土地的高值孤立点,上海、重庆是中国征收土地的低值孤立点。掌握中国征收土地规模的时空变化特征有利于推动我国征收土地工作,加快城镇化进程。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贝叶斯层次时空模型的甘肃省土地利用程度演变分析

以甘肃省为例,在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 (GEE)平台实现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土地变化监测的基础上,利用贝叶斯层次时空模型(BHM)分析土地利用程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间内甘肃省土地利用程度呈增长趋势,其中1995―2000年和2010―2015年增长速度较明显;② 土地利用程度空间格局“东高西低”,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陇中、陇东和陇南地区;③ 土地利用程度局部变化呈现明显区域差异,整体表现为“东弱西强”,局部变化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④ 影响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其中经济因素影响程度最高。     

黄河流域景观破碎化对土壤保持服务影响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分别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当量因子法测度了黄河流域多尺度景观破碎化和土壤保持服务的时空特征,并且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工具、普通最小二乘法和空间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了2000—2015年黄河流域多尺度土壤保持服务时空演变特征及景观破碎化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机制。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土壤保持服务低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沿线地区以及流域下游河南和山东,另外省会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同样是土壤保持服务低值区,土壤保持服务具有显著的尺度依赖性;② 研究期间黄河流域土壤保持服务变化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的周边地区,不同尺度下土壤保持服务变化冷热点差异显著;③ 回归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因子与土壤保持服务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自然本底因子中海拔和林地面积比重与土壤保持服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景观破碎化指数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差异性显著。未来黄河流域不同分区土壤保持和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考虑自然本底和经济社会驱动因子,还应考虑多尺度景观格局破碎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跨区域协同治理对于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格局与利用强度时空差异研究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各类土地用地规模、空间格局与利用强度的改变。论文基于互联网爬虫技术获取郑州市城市住宅小区时空数据,以住宅小区面积与容积率为指标,通过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以及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郑州市城市住宅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与集聚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 随着主导因素的转变,1985—2019年郑州市住宅用地面积增加趋势明显,但2017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住宅用地容积率由缓慢增长趋势逐渐转变为快速增长趋势。② 受常住人口总量迁移规律影响,在研究期内郑州市住宅用地重心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但仍主要分布在市内五区交界处;受经济重心的斜“N”变化趋势影响,其东西向迁移速度大于南北向迁移速度。③ 随着住宅用地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住宅用地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显著,由分散向集聚演变,空间分异程度由局部突出转变为区域平衡为主。④ 街道尺度下住宅用地容积率出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展区、城市规划商业中心区成为容积率高—高集聚区,而生态涵养区成为容积率低—低集聚区。     

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与机理

以中国省域单元为例,在界定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内涵基础之上,从结构、效益、效率及管理四维度构建城镇土地利用绩效评价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测度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并运用空间统计模型、R/S分析法及PCA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时空演变及机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表明：① 2000年以来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差异较显著;绩效演变呈现出东西方向递增,南北方向倒“U”型分布格局。② 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全局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呈现绩效高(低)—高(低)集聚模式;局部Ⅰ绩效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的京津及江浙沪,且不断向珠三角演化,Ⅱ绩效次热区主要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Ⅲ绩效次冷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而Ⅳ绩效冷点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藏疆蒙甘青地区,形成稳定“L”型塌陷形态;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未来绩效值将呈现出继续增长的演化态势,且增长显著区分布在京津及长三角地区。③ 城镇化、产业升级、科技发展及市场化综合驱动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转型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耕地利用转型代表耕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论文以京津冀地区157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从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双重属性出发构建耕地利用形态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1990—2015年耕地利用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对耕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布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与该地区地形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且因坝上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形成独立高值区。② 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指数空间分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显著热点区与显著冷点区分布相对稳定且面积不断缩小,耕地利用转型较为平稳。显性形态值普遍呈现先升高后降低趋势,隐性形态值则呈升高趋势,表明京津冀耕地出现空间收缩、功能优化式转型。③ 高程是影响京津冀地区耕地利用形态空间特征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二三产业占比、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化率等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因素则是驱动1990—2015年京津冀地区耕地转型的主导因素,但不同时段、不同县域单元耕地转型动力机制存在差异,各驱动因子作用强度也不完全一致。     

1995-2010年山东省粮食单产变化空间分异及均衡增产潜力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采用GIS 空间分析和ESDA方法,对山东省1995-2010 年间县域粮食单产空间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国农业生态区划,分析山东省粮食均衡增产潜力。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县域粮食单产水平之间的差异整体上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鲁北和鲁西北平原农业生产基础差,单产增长速度最快;鲁西南平原农业生产基础差,单产增长速度较慢;鲁中南丘陵和山东半岛农业生产基础好,单产增长速度较慢;② 县域粮食单产变化的Global Moran's I 值为0.5708,表明单产变化的区域分布并非完全随机,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4 种集聚类型中,“H-H”类型区和“L-L”类型区占主导,“H-H”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鲁北和鲁西北平原,“L-L”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南平原、鲁中南丘陵和山东半岛;③ 全省可划分为4 个一级、9 个二级均衡增产类型区,粮食单产增产潜力鲁北和鲁西北平原>鲁中南丘陵>山东半岛>鲁西南平原;总产量增产潜力约为9.50×10⁶ t,其中鲁中南丘陵>鲁北和鲁西北平原>鲁西南平原>山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