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在中国城市空间格局持续变迁以及传统出口优势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如何依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培育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首先利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识别城市中心,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地区位和容积率信息测算城市空间结构指标,进而识别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符合内部区位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可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企业平均成本、使用的中间品种类与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起着明显的中间机制作用。在利用地震信息构造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以及考虑极端值、指标测度、企业区位变动问题后,该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与公共用地出让过程中在距离城市中心更近的地区设定更高的容积率形成的空间结构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工矿用地出让过程中需要适当提升外围地区容积率才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符合内部区位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助于提升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本文结论有助于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空间组织形式,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稳步推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美商品贸易格局及网络特征演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格局及其发展演化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中美贸易格局特征以及贸易产品网络地位与演变当前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因此,论文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1—2017年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历程、产品结构、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① 在贸易联系方面,2001—2017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贸易联系不断增强。② 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要是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产品,产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是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近年来机电产品占比有所下降,运输设备产品比例上升。③ 主要产品贸易网络方面,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一方面度中心性指标反映出中国在网络中影响力迅速增强,是电子信息产品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成员国;另一方面在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2个指标上中国与美国仍存在差距,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应投入更多物质与精力用于产业链高端技术的研发与开拓。     

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各产业贸易逐渐呈网络模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对促进社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WTO统计数据库1993年~2012年的电子信息产业贸易数据,通过贸易区位熵测算国家间贸易集聚程度,从而刻画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及其演化特征,在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机理。研究认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贸易网络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历了由"单极化"向"多极化"的演变历程,子产业贸易网络遵循"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呈现"出口集聚、进口分散"的特点。处于产业链低端、中端和高端的产品贸易网络存在较大差异,低端产品基本实现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全面转移,而高端产业目前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处于演化初期。研究表明,影响贸易网络演化的因素分为政策环境、经济水平、生产要素市场、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电子信息贸易网络形成,区域经济集团化带动贸易活动向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集中,廉价生产要素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网络发展提供优势,高生产水平国家保留价值链高端产业贸易网络。此外,政策要素同样为重要影响因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对自身贸易网络扩张有引导性作用。     

2000—2011年产品空间网络视角下中国出口演化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下,研究中国出口演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产品空间网络”理论的提出,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复杂网络方法的新视角。国内学界基于该理论在全球尺度下研究中国产业演化的研究甚为匮乏。文章利用2000—2011年全球海关贸易数据库,以R软件可视化全球动态产品空间,构建了“核心区位度”新指标来科学测度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探讨国家在产品空间网络中“核心-外围”位置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产品网络空间的位置存在差别,国家的经济表现越好,国家越倾向于在产品空间网络处于核心位置。中国已改变传统上的专业化生产两极分化出口贸易模式,形成相对均衡化的贸易格局,出口优势产品开始从产品空间网络的外围轻工业集群,走向核心地带的机械设备集群及化工综合集群,成为全球网络核心区位度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中国在产业空间网络中核心位置演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质量与研发投资等因素,而外商投资并未对中国走向网络核心位置存在显著影响。     

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院班加罗尔的案例研究

2000年以来,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从一个提供低技术含量服务的供应方,逐步升级为一个提供高技术含量研发服务的供应方,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探究。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出口的策源地,同时在研发服务业方面也日益专业化。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以班加罗尔作为研究案例,在对该城市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业兴起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将推动班加罗尔服务业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高素质低成本人才的供应、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战略的转变、本土研发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海外人脉网络的充分利用四大驱动因素。     

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班加罗尔的案例研究

2000年以来,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从一个提供低技术含量服务的供应方,逐步升级为一个提供高技术含量研发服务的供应方,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探究。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出口的策源地,同时在研发服务业方面也日益专业化。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以班加罗尔作为研究案例,在对该城市从软件外包到研发服务业兴起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将推动班加罗尔服务业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高素质低成本人才的供应、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战略的转变、本土研发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海外人脉网络的充分利用四大驱动因素。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制造业GVC地位时空格局演化——基于TiVA数据库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生产中所处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不同。一国能否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在某一特定环节占据竞争优势。明确全球制造业大国的GVC地位,认识其国际分工及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TiVA数据库,测算世界59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4年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及东亚,位于中亚、西亚、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参与极少,近年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呈现不断向少数国家及地区集中的趋势。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地位较高,技术密集型地位指数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附加值主要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两端的国家及地区获得。从细分行业上看,核心国家及地区均呈现了分阶段演化的特征。在空间相关关系上,制造业整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先降低后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分布最为显著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从空间集聚形式来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GVC地位指数较低,贸易附加值被少数GVC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获得。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投入会抑制一国GVC地位的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对于一国GVC地位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出口规模与一国GVC地位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行政效能对于一国GVC地位无明显影响,但是行政效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GVC地位的抑制作用。     

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合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农业在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土地资源缺乏、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业经贸合作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的层次从产品分工深入到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东盟农业生产与贸易也要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对东盟农业经贸合作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问题,最终提出通过五个方面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实现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     

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合作研究

农业在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土地资源缺乏、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业经贸合作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的层次从产品分工深入到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东盟农业生产与贸易也要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对东盟农业经贸合作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问题,最终提出通过五个方面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实现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

对于企业出口动态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支撑贸易增长、贸易方式结构变化的机制。本文描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格局,并从地方出口多样性的角度解释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在2003—2011年,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在时间上呈现从高速增长到稳定增长的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地区集聚特征,贸易高进入型地区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且在一般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受到产品出口多样性和市场出口多样性影响,产品出口多样性主要依靠信息发现效应提升地方企业出口市场进入率,并不能阻止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市场出口多样性不能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但可抑制在位企业退出市场,且这种风险分散效应对于一般贸易更强。此外,对于能够在多次或持续出口的企业而言,出口产品相关多样性能够降低地方企业出口退出率,表明出口学习效应的效果可能与企业参与出口的时间有关。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中国内陆河西五市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类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

中国多数内陆城市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如何打破原有路径依赖,真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政府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动态二元边际分解和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对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正处于从对外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且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第二,嘉峪关和金昌两市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但依旧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② 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主要受政策主导,并在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驱动下进行演化,这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别。③ 河西地区两类路径的演化机制存在差异。受宏观历史政策的影响,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早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滞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作用下,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开始趋于分化;而嘉峪关和金昌虽然早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优势,路径演化较快,但受企业惯性影响,后期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内陆欠发达城市探寻对外贸易路径突破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出口东盟的特征及其经济和就业贡献率分析

利用海关信息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相关贸易指标以及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出口贸易特征,出口带来的经济和就业贡献。结果表明：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显著增强,但是与东盟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同时云南对东盟的出口产品出现升级特征,由矿产品、化工产品为主的出口转向了以农产品、电子制造产品为主的出口。云南省出口东盟农林牧渔产品对本省经济和就业贡献率最大,对农林牧渔产品深加工,有助于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发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利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这3个年份中国八大区域出口增加值进行测算,揭示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和经济贡献率格局,并探讨了格局演变的趋势特征和主要原因。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在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率指标上都存在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2002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快速增长,在全国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14.6%增长到2010年的23.2%,改变了其分布格局;在区域政策和要素成本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中部与西南地区在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加快,而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放缓,推动了分布格局的演变。最后为区域出口增加值的提质增效提出了几点建议。     

全球-地方出口溢出效应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影响

出口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新出口企业进入是出口增长的微观体现。新贸易理论认为集聚外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均有利于企业获取必要的出口知识,降低进入出口市场的难度。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强调认知邻近是出口溢出发挥作用的前提,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出口经验、产品关联是出口溢出的主要内容。论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出口地、目的国溢出对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作用。结果发现：① 出口溢出可以显著提升新出口企业进入概率,私营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出口溢出更强的出口地、目的国市场;② 出口溢出对跟随型企业,特别是本土跟随型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国有集体企业更强调整体出口经验溢出,私营企业更强调产品知识溢出;③ 出口地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目的国,目的国溢出有利于新出口企业拓展到新产品。论文完善了出口企业空间动态研究,拓展了出口溢出对出口决策作用的空间维度,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贸易空间的理解。     

贸易保护与知识产权影响下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时空演化

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受国际贸易保护的冲击日趋严重。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高技术附加值环节,而影响中国电子通信业在全球的分工。制度是衔接演化经济地理与GPN两个范式重要的共有要素,但已有文献对产业演化、制度变迁与GPN动态三者之间的融合缺乏关注,关于超国家制度与区域制度对区域产业嵌入GPN的复杂影响探讨不足。本研究基于2002—2016年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相关制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嵌入GPN的分工情况对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时间响应;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收敛模型,对不同区域间这一分工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差异未随时间变化而缩小,贸易保护使得区域间电子通信业参与全球分工的差异逐渐扩大,而知识产权制度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这一差异。具体发现：① 在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国际分工差异随时间变化而扩大,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则在缩小。② 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制度有助于提升中国整体和东部、中部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分工度;东部地区对贸易保护制度的响应更快;贸易保护对东部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位置变动的影响更强。③ 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产业嵌入GPN分工演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电子通信业遭遇贸易保护冲击以及“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当下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实现出口额和产品附加值的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