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

利用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对1986~2012年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合作发明专利数据进行检索,描绘了城市、区域和国家3个尺度上海市装备制造业的网络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对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影响不同。在国家尺度,城市创新能级是主体结网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重要性越发明显,而地理距离在这之中并不起作用;在区域尺度,主体创新能级的重要性贯穿整个网络发展阶段,而地理邻近的重要性在后期才开始显现;在本地尺度,合作主体间的平均距离急剧缩减,地理邻近的重要性极为突出。最后,针对上海推动产业升级、建设科创中心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伙伴选择——基于2013年中国工博会249家参展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

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装备工业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合作创新水平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为了摸清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伙伴类别以及伙伴选择的影响因子,通过对2013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249家中国参展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多项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链、产学研一体化、同行业企业合作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合作创新伙伴类别及其影响因子,并提出推进合作创新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客户和供应商是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最重要的合作创新伙伴(占调查企业的50%),其次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占调查企业的25%),第三为同行业企业(占调查企业的10%),另有15%的企业没有合作创新伙伴;而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伙伴选择的首位因子,其后依次为内部RD活动、政府扶持力度和知识吸收转化能力。因此,应采取近期与远期、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措施,不断推进中国装备工业企业的合作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模式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网络范式的兴起赋予城市创新模式新的内涵,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流动和创新联系的关注。基于网络视角,以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合作发明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等分析工具,从本地和跨界多维空间尺度,刻画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测度城市创新网络地位,评价城市创新能力,进而对城市创新模式进行划分。研究表明：①研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知名的理工科院校具有较高的知识生产能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优先链接主体;②长三角城市群重视外部知识获取,跨界网络成为重要的创新合作途径,地理距离对创新合作空间载体选择的制约减弱;③创新网络位置影响知识获取和城市创新,网络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四类创新模式,密集的“本地—跨界”创新网络有助于城市创新。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初探

产学研合作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来源.以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1985-2012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借助SPSS,UCINET,ArcGIS等定量分析工具,对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合作网络的创新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高校在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市域空间合作成为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单元,国家空间是欠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的主要空间载体;理工科高校等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态势是导致创新网络层级特征的主要因子,科技资源富集的行政中心如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发达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集聚地,创新源泉和创新合作对象.     

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体系的演化分析

利用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对长三角装备制造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进行检索,绘制了长三角地区企业、厂、公司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创新网络,从节点、部类、城市、区域等4个层面,采用中心度、网络密度等网络结构指标,对1985~2010年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的结构及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心度较高的成员多为高校,区域内各城市的产学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理邻近、行政邻近及知识规模邻近是影响行为主体建立创新合作联系重要的因素,网络建构处于初级阶段。     

中美城际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的空间演化

知识与技术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表征,中美科技竞争与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本文集成数据挖掘、知识计量、社会网络和GIS空间分析方法,从论文合著、专利合作及专利交易三个维度,刻画了中美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的空间演化规律：（1）中美参与双边科技创新合作的城市数量持续增长,但美国城市仍占据主导位置;（2）参与科技合作的节点以高校科研院所集中、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城市为主,且保持时间惯性和空间粘性;（3）论文和专利等知识合作城市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而专利技术转移则具显著空间集聚性,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创新中心;（4）中国科技创新合作枢纽城市高度集中于东南部沿海和和港澳地区,而美国则呈明显的接触扩散特征;（5）中美城市科技创新合作呈现网络化态势,论文合作网络由三核点对式主导向四核轴—辐式演化,专利合作联系范围日益分散,高度依赖个别枢纽城市;（6）中国对美国的专利技术依赖度过大且持续加深,而美国对中国则持续减弱。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能力空间转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31个细分产业的创新产出数据,利用空间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空间转移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结构稳定性不强,中创新产业数量偏少,缺乏“中坚”力量支撑。（2）长江经济带下游创新发展态势优良,但缺乏创新合作;中游地区创新发展稳定,各省优势互异,但须提升区位优势,加强产业竞争力;上游地区产业创新发展态势减弱,而云南后发优势明显。（3）高创新产业的创新发展呈现出向长江经济带整体逐渐扩散的趋势;中创新产业呈现出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以医药制造业为主的部分产业向西部转移的规律;低创新产业呈现出从零星分布到片状集中于内陆地区的转移规律。（4）经济基础、创新投入和基础设施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能力增长的影响较大,信息化程度、教育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集群网络模式与演化路径

流空间背景下,多空间尺度网络耦合对创新至关重要已达成学界共识。综合运用区位熵与社会网络分析,识别32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而基于1985—2015年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和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借助Pajek和ArcGIS等软件,揭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空间模式,探讨创新网络空间组织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呈现集群互联的模式,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同本地和其他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合作,这与非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结网方式明显不同,印证了关系经济地理学者提出的全球集群网络论断。② 集群创新网络社区的空间组织从位于集群地理边界内,本地化特征显著,演化为超越集群地理边界,呈现等级差异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式特征,反映出地理邻近对集群主体创新结网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     

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引入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面板回归模型,探讨2001—2018年长三角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与城市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创新绩效高值区集中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及其邻近地域,至2018年,22%的城市的创新绩效高于0.8657,仍有63%的城市创新绩效低于0.4491。② 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3种空间尺度创新合作对高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对一般等级城市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由大到小的顺序为：区域外创新合作、本地创新合作、区域内创新合作。③ 高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的平衡利于提高城市创新绩效;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内创新合作交互和平衡效应也与此相同。④ 一般等级城市中,本地创新合作与区域外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本地与区域内创新合作未因对方的变化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作用,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建议：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多个空间尺度创新合作,重视不同空间尺度创新合作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     

重化工业集群式创新机制与空间响应研究

本文从集群权力分层视角出发,以德国化学工业和汽车、光伏重工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方法,研究重化工业创新模式及其空间组织形态变化。理论研究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分布的弱地理邻近与空间尺度扩大是基于其产业技术特征和创新合作特点的“必然”：由于集群技术权力分层导致其创新外部性发生根本性改变,地理邻近非再必需,创新合作空间尺度由集群向区域层面拓展。德国实证研究分析揭示：重化工业空间布局呈显著弱地理邻近分布效应;其空间集聚形态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是依托更大空间尺度的产业集聚带;重工与化工产业有着基于对综合性知识和共性技术扩散共同需求的区位指向;其核心企业因对创新合作者的高度选择权而呈现“孤岛效应”布局。研究指出,重视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垂直扩散能力的培育、建立多生产环节的共性技术联盟、重视大工业区区域创新协同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重化工业创新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影响因子实证分析

在界定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基于上海市科委高技术企业年报系统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4类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子、影响路径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和企业影响力等因子的核心影响,且为正向促进作用;② 高新技术产业不同行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因子存有较大差异,如政府干预因子对新材料产业创新结网影响较大,且通过投入创新活动资金的形式干预创新网络构建,但对其他产业创新结网影响相对较小;③ 所有制、空间区位和中介服务等影响因子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影响均较小,甚至不产生作用。通过4个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影响因子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结网的形成机制。     

企业之间创新联系的行政区边界效应

行政区边界作为一种城市单元界线分割了地理空间,造成企业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论文基于2008—2017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微观统计数据,构建空间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行政区边界对专利合作、引用、代理、转让和许可5类跨区创新联系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较代理、转让、许可3类市场途径,合作、引用2类非市场途径的边界效应更强;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效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③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较多干预和本地特有的创新环境会导致这种边界效应增强;④ 行政区合并降低了被合并的2个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实证结果可为促进企业创新联系、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政策参考。     

企业创新网络与多维邻近性关系研究述评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创新网络相关研究近来受到经济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纵观当前国内外企业创新网络相关研究文献,企业创新网络研究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转变的过程,尤其是基于专利或论文数据刻画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企业创新网络结构形成的内在机制仍不够深入,不少学者引入多维邻近性框架用于解析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重要视角。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从企业创新网络的影响因素、演化动力及机理、典型案例企业创新网络三个方面梳理了当前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热点,并重点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评述了企业创新网络运行机理。研究发现,众多邻近性中,地理、认知和组织邻近对企业创新合作具有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未来研究中还需加强最佳邻近尺度、不同邻近性替代或互补作用和重要性排序等问题的相关研究。     

上海浦东新区电子信息与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合作网络比较研究

企业创新合作网络是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通道。基于技术特征不同等原因,电子与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企业创新合作网络呈现出相似性和差异性。文章通过研究上海浦东新区电子与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企业创新信息来源及与创新合作伙伴交流情况,认为这两个产业的企业创新合作网络建设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由于绝大多数生物医药和电子与信息企业属于植入型的企业,尤其不少是跨国公司企业,母公司、国外供应商是其主要的创新合作伙伴,他们的本地根植性较弱。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合作网络更体现出技术驱动的特征,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合作交流比较频繁;而客户在电子与信息企业的创新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与客户的创新合作交流要比生物医药企业更紧密。     

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的技术创新联系特征及影响探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基于区域创新集群的相关概念辨析,提出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区域创新集群概念,并通过IncoPat网站获取2000—2017年长三角新材料产业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在刻画新材料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二步系统广义矩阵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模型测度融入区域创新集群的深度与广度对地方创新集群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符合“点-轴”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发达地方创新集群为增长极,在空间上率先形成以增长极为节点的发展轴,成为区域创新集群的核心组团。第二,区域创新集群技术创新联系具备“全球-地方”创新网络阐述的多种类型知识交互耦合的特征,在同质性知识交互的基础上,异质性知识的交互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第三,当前阶段长三角区域创新集群中核心组团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更易在区域创新集群的建设中获益,并且知识基础的正向调节作用明显。区域创新集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亟待经济地理学者进一步展开。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