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基于地级及以上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选取1989~2015年地级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及主导产业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经历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完善阶段和升级阶段等4个阶段;空间格局演化体现出“点轴结构、T型结构、π型结构和网状结构”4种空间形态;空间扩散方式有“点-线-面”扩散、梯度扩散、等级扩散、邻近扩散、集聚扩散和升级扩散6种扩散模式;空间相关性整体呈波动起伏且逐渐上升态势,高-高集聚区从青岛-烟台逐渐演变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福建沿海。② 五大主导产业集中稳定,装备制造始终处于集聚态势,其余4个主导产业呈“分散-集聚”态势;三大类型产业空间布局演化与上述空间格局演化态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整体呈“N型”变化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     

西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热点特征及形成机制

判识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热点的空间规律,对于高效配置旅游休闲要素和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机构兴趣点(POI)数据,结合Getis-Ord G ^*指数等方法探究西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热点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西安旅游休闲总体业态热点区分别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域和高新区电子城3个区域,各热点对应的业态集聚等级和空间尺度依次递减;与总体业态热点分布基本一致,各细分业态空间热点也主要集中在钟楼、曲江-小寨和高新区电子城等城市核心区。本质上,城市旅游休闲热点形成是由城市发展导向所决定的,即作为地理要素的城市空间在服务转型导向下,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等城市核心区发展优化过程,对作为人文要素的旅游休闲业态施加作用,使其向城市核心区定向集中的结果。通过合理引导旅游休闲业态集聚发展,则可有效实现旧城区增长活力重塑和新城区空间品质优化。     

基于主观心理视角的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公众环境行为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BN）以及计划行为论（TPB）为基本借鉴理论,融合旅游活动特性,构建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地,以结构方程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游客环境行为意愿受到特定环境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以及旅游地意象3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特定环境态度的影响最突出,感知行为控制次之,旅游地意象略弱;主观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在受到环境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作用于游客特定的环境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旅游地意象要素直接影响特定环境态度与游客环境行为意愿。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与机制研究

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哈格特空间结构模式理论,尝试性提出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剖析其周期性特征。并以张家界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点距离、重心模型、时间同步性等分析方法,从结构、时间和空间3个维度定量解析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的演变过程,推演出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的模式与规律,揭示其格局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①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结构总体呈凝聚型分布,内部为“两均两凝”型,重心位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移动表征,且空间内部同步性较好,但差异性特征较强;②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时空格局演化经历了出现期点状→生成期核心-边缘→发展期双核两翼东西联动的周期性模式。③ 旅游地地理尺度上 “集聚力”、“路径依赖”和“旅游价值链”是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空间演化的综合作用结果。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四位协同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进行系统测度。分析四位协同度的地区差距,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科学预测。研究发现：①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呈波动性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四位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区域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差异与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③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演进方式表现为邻近演进,低水平阶段向更高水平阶段跃升概率增大,整体向更高阶段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基于哈肯模型的分阶段实证研究

运用哈肯模型对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发现控制区域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分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从区域比较优势(RCA)、区域经济联系(RER)和区域产业分工(RID)三个方面解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运用协同学中的哈肯模型对1992-2001年、2002-2011年20年间中国29省市经济协同发展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序参量识别,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由1992-2001年的RCA转变为2002-2011年的RCA和RID,表明中国进入协同发展新阶段;后10年（2002-2011年）与前10年（1992-2001年）相比,呈现出以下特征：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协同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从初级阶段跃升至中级阶段;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逐步显现,三大地区梯级差异缩小。     

汽车产业集群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例

产业集群的理论本质在于专业化集聚基础上的地方化结网。基于对奇瑞汽车集群跟踪研究,获取了2005年、2010年、2014年的企业关系数据,刻画了企业网络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发现：① 1997~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网络经历了“松散型网络-紧凑型网络-开放型网络”演化过程,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不断增强,平均最短路径不断缩小,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最为成熟,社会交流网络次之,创新合作网络发育最不完善;② 奇瑞汽车集群网络演化机制本质上是路径依赖机制（政府作用、关系资源）,关系选择机制（战略择定、市场选择）及学习创新机制（技术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松散型网络、紧凑型网络和开放型网络阶段,路径依赖机制、关系选择机制和学习创新机制分别发挥主导性作用;③ 奇瑞主导型集群网络正逐渐从地方集群网络向跨区域、跨集群网络发展,这与全球汽车产业网络整体发展相一致。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及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与民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两者运营网络的空间竞争范围越来越大。从个人出行视角出发,同时拥有高铁与民航直达列车/航班的城市对为出行提供了选择机会,定义为高铁-民航竞争网络。以2007-2015年高铁-民航竞争网络的所有城市对为切入点,尝试刻画其演化过程与模式、网络结构与距离分布规律,并最终总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扩张趋势,规模不断扩大。②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具有向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集聚的特征。③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城市对的距离范围主要分布在800~1 500 km,但运营的列车/航班频率竞争关系的临界值为1 000~1 100 km。④ 高铁-民航竞争网络在空间上遵循核心-核心、核心-边缘自上至下的拓展规律,并主要受城市规模、行政职能等级以及地理空间约束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交通网战略布局

以世界城市化新趋势和日本高速交通网与京阪都市圈联结带建设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变化新趋势,重点论述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面向集聚性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战略布局问题。世界城市化正表现为3个特征,它们是：全球城市和全球城市-区域发展,都市圈再繁荣,城市巨型化和巨型区出现。日本三大都市圈呈现两极分化发展,在围绕产业发展实施东京首都圈功能重组的同时,通过编制和实施新的国土发展计划,集中建设京阪都市圈联结带世界超级巨型区。2018年中国人口迈过峰值进入下降通道,然而国家城镇化进程还处在加速期,未来国家城镇体系将从现在的“三纵两横”发展为“四纵五横”发展轴。从整体上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需求进入平台阶段,但在国家战略地带和潜力增长区以及由于新技术发展还会让以大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异彩纷呈。在未来一段时间,首先国家战略地带交通网需要加密布局,例如发展长江经济带大通道、长江三角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扇形网、粤港澳大湾区陆上通道、环首都京津冀城市群交通网;其次需要超前规划布局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如上海-苏州无人驾驶高速公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和北京冬奥会无人驾驶高速公路;同时,重视补齐交通基础设施拉动潜力增长区发展,尤其应关注东北地区东、西高速通道、山东外向高速交通互联互通和东北-山东互联互通。此外,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兰州-西宁、西宁-成都、重庆-贵阳-南宁-钦州、成都-拉萨、昆明-保山、银川-西安-武汉-南昌-福州-台北、合肥-南昌-赣州-广州等重要交通线规划布局也非常重要。     

边境城镇的产业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边境地区是我国的安全屏障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当地发展条件等多元要素影响,嵌套于多尺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区的产业演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边境城镇——云南省勐腊县作为案例区域,在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利用演化图谱、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勐腊县的典型产业演化过程及多尺度要素作用下的产业结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勐腊县的橡胶、制糖和旅游三大典型产业均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勐腊县作为边境县,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起步、集聚和整合三个阶段;产业的演化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开发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多尺度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提速,勐腊县获得了边境合作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众多跨境合作发展新动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旅游者行为特征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167位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旅游动机和保护性旅游行为特征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在都市湿地保护区进行旅游的旅游者多数为城市大众休闲观光游客,以中青年和女性居多,喜欢结伴旅游,受过较好的教育,但环境保护意识仍需要加强.湿地公园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公园内环境解说系统的建设,充分发挥湿地公园学习和教育功能,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双赢的旅游经营目标.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2018年太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价值溢出

价值溢出能够有效地明确湿地公园建设的增值结构,在衡量湿地公园建设价值的基础上,对于厘清各种要素之间的价值关系和改善湿地公园资源再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生态、经济和社会角度,构建湿地公园价值溢出体系,以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估算出2018年太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价值溢出。研究结果表明,①太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总成本为3 223.749万元,总收益为67 781.711万元,综合价值溢出为64 557.962万元,湿地公园每公顷投入14.016万元,能获得294.703万元的收益和280.687万元的价值溢出;②在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中,生态层面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最低,为10.19%,但是其收益和价值溢出占各自总值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3.10%和44.74%,生态管理、水文调节和生物多样性是影响生态价值溢出的重要因素;③经济层面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最高达56.09%,但是其收益和价值溢出占各自总值的比例则处于较低水平,仅为13.89%和11.78%,其中管理成本和直接经济收益是影响经济价值溢出的关键因素;④社会层面的成本、收益和价值溢出占各自总值的比例都较高,分别为33.72%、43.01%和43.48%,广告宣传费用和娱乐休闲收益是影响湿地公园社会价值溢出的主要因素;⑤湿地公园存在较大的价值溢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增强了价值溢出效应,在经济层面,由于湿地公园可到达性相对较弱和湿地保护的特殊性,限制了经济价值溢出的发展。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估算湿地公园价值溢出,提高了湿地公园建设成效研究的综合性和可操作性,以期为湿地公园管理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     

西溪湿地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及其生态风险评价

测试和研究了杭州西溪湿地土壤中铜(Cu)、锌(Zn)、铅(Pb)、镉(Cd)、汞(Hg)、砷(As)和铬(Cr)的含量与分布特征,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和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质量和潜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溪湿地土壤表层7种重金属平均含量的质量比分别为36.8 mg/kg(Cu)、91.5 mg/kg(Zn)、39.2 mg/kg(Pb)、0.23 mg/kg(Cd)、0.19 mg/kg(Hg)、6.3 mg/kg(As)和64.9 mg/kg(Cr)。由于受各种人为作用的影响,与浙江省土壤背景值相比,Cu、Pb、Cd和Zn在湿地土壤中的积累较大,有3个采样点[菜地、芦苇(Phram ites austrlis)滩地和靠马路的居民区]土壤中的Cd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标准值的二级标准(pH<6.5)。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质量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显示,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平均值为1.73,多种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为114.6,说明总体上西溪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潜在生态风险为轻微级。最后,讨论了西溪湿地公园土壤重金属的可能来源,对比了重金属污染评价中不同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差异性。     

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冲突的空间响应及形成机制——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以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空间的混合分析方法探讨了居民感知冲突的类型、空间响应分布及其形成机制,旨在为自然保护地的冲突管理提供参考,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结果显示：① 社区居民感知有7种冲突类型,分别为生计保障不足、活动空间压缩、政策措施缺位、情感支持弱化、日常生活不便、环境质量降低和生产经营矛盾,前5种冲突总占比达76.4%,构成了当地的主要冲突;②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居民对冲突关注度和不满意程度的共同反映,总体上呈现出高值区相对独立、低值区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响应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冲突显示度和管理优先等级;③ 冲突的空间响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其中旅游开发程度和生计策略的影响较大,交通出行管理、居住区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房屋修建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反映了邛海生态建设、旅游开发、政策与制度安排、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分别为冲突响应提供了原始动力、外部推动力、结构性动力和社会性动力。     

大都市旅行社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对上海市旅行社长期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运用GIS 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大都市旅行社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探讨旅游产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上海市旅行社空间分布由初始的“单核心集聚中心,两次级集聚中心,各集聚中心分散”的分布格局,发展到当前的“环形核心集聚区,C 型次级集聚环,各集聚中心连接”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旅行社空间扩张方向上,由市中心不断向西、向西南的扩展趋势更加明显,向东、东北方向扩展较弱。旅行社空间扩张趋势上,向各级商业区、景点景区、人口聚集区等周围不断扩散。旅行社空间集散的总体演化特征呈现出由分散―低集聚―高集聚的演化态势,并且集聚程度不断加强。旅行社产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化受到城市空间格局、人口分布、区域开发、旅游资源、接待能力、交通等综合作用的影响。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景观绿色设计

目前，中国湿地资源受到了广泛的、较为严重的破坏和污染，特别是城市边缘湿地，由于本身存在系统的生态脆弱性，加上爱城市化、工业化影响，几乎消失殆尽。景观的绿色设计已经普遍成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相关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绿色景观设计也有利于对土地进行综合规划和可持续利用，有利于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保护区域文化遗产。文章通过剖析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景观的绿色设计，探讨了城市边缘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